中国与罗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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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4）　　　　　　　　　

　　这种形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贵霜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固然可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帝国分裂后，巴克特里亚崛起并与帕西亚争夺领地，间接发展了其间的交通。此外，大月氏第一次西迁伊犁河域时，将该地塞种部落排挤入巴克特里亚，迫使巴克特里亚部分民族引起动荡，向西遁去，拓宽了这条道路［110］。在丘就却建立帝国之后，与罗马方面显然又开展了新的交往。从发掘的贵霜早期钱币上看，丘就却时代的钱币完全是模仿奥古斯都（Augustus）后期及梯伯里亚斯（Tiberius）时代（公元14~38年）的钱币［111］。又据罗马史家DionCassius记载，“在图拉真（Trajab）时期（公元98~117年），曾极为铺张地接待了一个贵霜使团［112］。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匹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113］。无疑，丝绸来自中国。　　　

　　贵霜与印度是很难分开而论的。巴克特里亚国家时期，希腊人统治者分南北而治，南部的Demetrius据北印度，昌盛一时，他的两个儿子（Pantaleon及Agathocles）统治了印度河西岸广大地区［114］。他们使希腊的影响扩大到西印度，主要目的之一是占有印度的物产，并且可以通过海路与罗马直接交往，开展贸易，以获得“大秦珍物”［115］。共同的希腊化传统使贵霜与印度之交通关系十分紧密。贵霜与南方地区的交通也是频繁的，因为塞种的南徙，与河间地区同北方交通的扩展，有较大关系。这一情况可以从《汉书》的记载中看出。塞种在北印度到伊犁河流域这个方向上踏出了一条民族迁移的途径，同时也就开创了一条通商交往的道路。贵霜兴起之初，就已将罽宾包括在其统治之内。而罽宾恰是北方塞种南下后的聚居之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他们在此“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又学习了希腊的传统，能够“雕文刻镂，治宫室”，“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有“市列”（颜师古注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所贩之商品，不少来自远方的伊朗和印度，如“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璃”等［116］，都是中国商人需求的西方宝物。可见贵霜的民族充分利用了这里交通的便利，发展了与西方、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罽宾对汉朝遣使“数年而一至”，说明他们对汉帝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也是西域交通维持畅通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贵霜通过塞种部落的北方道路，又与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沟通关系。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在贵霜时期又得到发展，前苏联境内卡马河（KamaRiver）流域发掘出贵霜的钱币；在吉萨尔（Gissar）的贵霜时代墓葬中，除了有贵霜王钱外，还发现“只有波罗的海才能得到的琥珀和从印度洋来的货币的贝壳”，这使我们看到贵霜的北方贸易之路已通向十分遥远的地方［117］。　　　

　　与中国的接触贸易，是贵霜帝国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从民族上看，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贵霜部落，本身就是大月氏后裔（或者是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不光同葱岭以东都护所属诸城国常来常往，而且也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贵霜统一各部，建立帝国，是在东汉初年西域局势不大安定之时。公元73年班超重治西域，次年复设都护，平通汉道，贵霜当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帮助讨伐龟兹［118］。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并联合康居，共抗班超。超遂遣使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在后者斡旋下，康居退兵，而且将疏勒王逮捕而去。这说明贵霜在中亚城郭部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贵霜并且与汉结盟心切，求汉公主，遭班超拒，由是怨恨。公元90年发兵攻班超（此战起因于班超未理解中亚部族与汉通婚求好的心情而加以拒绝，但并不表示贵霜公开反汉），终为班超所败。贵霜由是大震，并岁奉贡献。贡献什么？无非是“师子、符拨、大鸟卵、璧流璃”之类，这些也仅仅是他们利用中国丝绸与西方交易所得成果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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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5）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疏勒王遣臣磐到贵霜为质子，后在贵霜扶助之下，臣磐返国为王，以后又一直协助汉维持西域各国政治秩序。中亚国际交通的繁荣，与贵霜统治者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担任都护的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可以一路顺风地穿越贵霜与帕西亚，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交通的状况。　　　

　　贵霜也继承了通过货币作为贸易媒介的传统。它发行的货币，表现出与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据研究，贵霜的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丘就却的钱币极似罗马币，版式、大小、重量几乎全同［119］，其后的SrtterMêgas发行的统一铸币，形式上是希腊式，但品质上却又与汉朝铜币相同［120］。阎膏珍时代，初年发行铜币，后期大量发行金币。此时正值东汉重开西域交通，二者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单纯以为阎膏珍时代的黄金来自罗马［121］，或者进而认为贵霜的钱币主要受罗马的影响［122］，并不确实。汉使到西域，“非出币帛不得食”，可见中国使者商人在此地交往贸易，付出的除丝帛外，也有钱币。上述贵霜铜币的品质，仅为一例。　　　

　　贵霜在经济交往上和政治关系上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文化上却较多地反映了西方特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文字，早期是巴克特里亚古语，即东伊朗语的变种，丘就却至阎膏珍时，官方亦采用北印度的佉卢文（见于钱币上）。至公元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以后，又逐渐采用希腊式的吐火罗语。他发行的钱币仿效哈德良时的罗马币［123］。其后，又在北部流行粟特文。而见于铭刻和后期钱币上的是一种错讹颇多的希腊文［124］，据信是贵霜文。在这方面，贵霜吸收、调和外来文化的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　　　

　　贵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另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贵霜之民，原本多是游牧部族，并无宗教信仰。但由于在巴克特里亚故地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贵霜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所以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贵霜，在迦腻色迦时代，竟成国教，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策源地。有关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无论是其历史渊源，还是它的兴起、发展过程，都与中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汉代对西方开展的交往中，它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是中亚地区各主要国家和部族的社会概貌及其与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建设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来看，在秦汉时期，中亚地区诸城国、部族（包括西北部的康居、粟特等），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业为主，即使是公元1世纪已富盛一时的贵霜帝国，也是在许多游牧部族混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使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整个中亚地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两个特性：一是政治上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依靠性，二是物质、文化上发生广泛的接触和互相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汉朝的倾向性，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其“国力”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因而易依附其他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政权，经常表现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在两汉时期的几百年间，这些小的城国和部族，常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选择投靠对象，使这一地区政治局势有时显得不够稳定。但由于中原文明的高度进步，已远远超过匈奴，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上，汉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度，对西域各部实行严酷的奴役式的统治和掠夺，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痛恨和各部统治阶层的反对。因此，塔里木盆地周邻大小民族政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力图摆脱匈奴的压迫和统治，希望臣属汉朝中央政府的。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及其建制一俟设立，便威望大增，各城国纷纷依附，遣子质汉，使中华帝国的政治威望，很快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远的地方。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家，也渴望提高自己较低的文明水准，对于汉朝的军事挺进和政治开拓，是热烈欢迎的。他们在物质、文化上的互相交流、融合性，产生于这些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经济传统。他们的农耕生产不够发达，但畜牧业却有较高水平。因此，一方面他们一旦接触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便无法抵抗诸如丝绸、铁器、漆器、服饰等中原产品的巨大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拥有足够的畜产品作为支付的手段。于是各种形式的交换便发生了，而且比中原地区的商业活动来得更便利、更频繁，范围更广大，因为在西域地区各部族中，是不知禁商主义为何物的。他们甚至是中亚地区最早的货币形式的创造者，“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125］。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基本要求，使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中西道路正式开通以后，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很快达到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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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6）　　　　　　　　　

　　如果说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汉代社会迅速走向开放的内部动因的话，那么西域各少数部族的上述两个重要社会特点，便构成了中国通过中亚地区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和联系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属都护”的贵霜，它有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有较为发达的希腊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汉帝国强大政治攻势和先进文明的震慑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参加到这一开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来。它本身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如它对东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它在地理上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荣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对外交往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朝的“岁奉贡献”，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三、帕西亚帝国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几乎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从塞琉古王朝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来到里海东南部地区，在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首领的组织下，这个部落与当地人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帕西亚（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声，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传到中亚，继而又传入中原，似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亚这个强烈反希腊化的帝国，在西亚的广大地域上维持了470余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是从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时开始的，他与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东征西伐，将整个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都纳入帕西亚版图。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西两方看去，就会发现两边的世界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汉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并且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中亚，月氏部落正在进行第二次迁徙，他们急促地驱赶着畜群，由伊犁河畔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当地希腊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种发生冲突、混合，不久后贵霜翖侯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亚和西亚这几个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程度本来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一时期，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万里之遥的亚洲大陆上，发生着近乎同步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汉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中亚社会进步中起到杠杆作用的话，那么中亚民族的迁徙，以及在各个方向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交往活动的开展，对于帕西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中西交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和特点。　　　

　　帕西亚部族从塞琉古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未以自己的独立地位为满足，而是着力从事对外征略。数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个世所瞩目的强大帝国。它对于西方的罗马国家，对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及以后的贵霜帝国，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亚与欧洲之间。　　　

　　建立帕西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传统，而且对西部的罗马国家始终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扩大疆域；为了开展和垄断世界贸易；甚至罗马将领克拉苏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与其他两巨头在政治舞台上抗衡，等等），也不断向帕西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这样，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许多罗马的著名人物，如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ius）、图拉真（Trajan）、奥里安（Orian）等，都曾参加过罗马对帕西亚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甚至战死在帕西亚战场，他的首级被送到帕西亚王奥罗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侵帕西亚，被后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此后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纪帕西亚为萨珊王朝所取代。从帕西亚的经济基础来看，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进攻，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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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7）　　　　　　　　　

　　罗马与帕西亚的战争，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并且渐渐发展成为对帕西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但帕西亚的商业操纵者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有明白记载的［127］。为了控制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各自采取经济霸权主义的态度，使西亚上空的战争乌云，变得愈加浓厚。反过来，凡是在国际商道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战争、移民、灾害等），也极敏感地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帕西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是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的历史必然，正如中亚大月氏及塞种迁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并未消除当地的希腊化传统，反而受到这种传统文化极大影响一样。帕西亚的货币制度，与巴克特里亚及贵霜一样，承袭希腊标准。希腊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这些特征，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交恶和战争，使民间的通好往来发生中断。因为罗马商人所交易的丝绸，大部分都是从帕西亚商人手中买到的。　　　

　　如果边境平静，这种交易可以从陆路上达成；如果两国在交战，这种交易便转移到海上。这种情况也与汉代西陲地区一样，中原王朝与西胡各部关系正常，则交通畅达，贸易频繁；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争，交通阻塞，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可能暂时中断，但民间的贸易来往仍在进行，只不过规模较小，途径不同罢了。　　　

　　帕西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是以政府之间的斗争与人民之间的通商这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特点的。　　　

　　帕西亚与东方国家（主要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和中国）的关系，则与罗马大不相同。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希腊化的政权，而帕西亚却完全由反希腊化的北方游牧族所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早期常常为争夺相邻地区的疆域而发生冲突，例如原属于巴克特里亚治下的马尔吉亚（Margiana，今俄之卡拉库姆沙漠南）及阿里亚（Aria，今赫拉特Herat），均被帕西亚夺占。不过，在月氏五翖侯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帕西亚的主要精力被罗马帝国的东侵所缠绕，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并且它与东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1。文化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增多。由于帕西亚在地理上的阻隔，古希腊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影响，已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同时古伊兰的影响却日益浓厚起来。在贵霜时期的钱币中，希腊语的“Basileos”（大王）已为伊兰语“ShahofShahs”（王中之王）所代替。希腊的Heracles［128］神，在巴克特里亚渐渐消逝，而波斯的Mithra［129］神和Anahita［130］神及伊兰火神［131］却受到贵霜民族的崇敬［132］。　　　

　　2。民族间的互相同化加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由于受到中国西部地区战争的影响，及南下阿姆河流域的北方塞种部族的冲击，一些巴克特里亚居民，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帕西亚境内，并聚居于Drangiana地区（此地因之被称为塞种斯坦）［133］。后来，在公元1世纪，这些与帕西亚人联合起来的塞种人，又向东进入印度（很可能是罽宾一带），“与那些和他们同族而先前由准噶尔地区直接迁入印度北部的塞人混合，或取而代之”［134］。这样看来，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与帕西亚之间，民族的迁移和相互进入、联合、混同、取代，是经常发生的，并未导致战争，也不曾破坏东西交通。西汉时帕西亚使臣对中国的访问、贡献和通商，东汉时班超遣甘英至大秦之顺利通过中亚和西亚，都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帕西亚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　　　

　　帕西亚在形式上拥有极广阔的疆域，但受治于中央政权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它的人民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和生产方式。它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135］，帕西亚的贵族与北方塞种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帕西亚某一国王或将领失去权力或遭到推翻，他们就逃入塞人部落中寻求避难，且常借其力量东山再起。所以，帕西亚这个国家与中国西部各城郭很有相似之处，即政治上不大稳定，容易发生战争（不过多是内部纷争和与罗马的对抗）。同时，它的民间流动性较强，善于从事远距离的贸易活动［136］。但也有不同之处。帕西亚毕竟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郭，而是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的奴隶制帝国，它不轻易屈服于任何大国，而是独立于中国与罗马二强之间。它一方面有效地抗拒了罗马的东侵，同时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通商贸易。这是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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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8）　　　　　　　　　

　　这个以游牧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确实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摄取了许多好处。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潮流开始拍击了伊朗高原的东缘。帕西亚充分利用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巨大力量，它敞开了东方的门户，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特别是丝绸、漆器、铸铁术和铁器等。这对其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作用。丝绸在西方成为稀世之宝，在与罗马的丝绸贸易中，帕西亚商人竟可获利十倍［137］。优质的铁器促进了它的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汉使亡卒”来到帕西亚后，教给这些牧民骑士制作铸铁兵器，使他们在抵御罗马入侵的战争中得以屡建奇功。普林尼十分注意铁传入西方的现象［138］。与他同时的大学者卢卡（Lucan）认为，“塞里斯”的铁又叫做Margian，因为它是通过中亚的谋夫（Merv，即《后汉书》中说的木鹿）引入西亚的［139］。这一事实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史家所推测的中国铁器源于南印度的荒诞说法［140］。由此足见，铁器的西传，也是汉代中西交往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以前对于中国丝绸国际贸易的介绍比较详细，但铁器在交往中的地位却往往忽略了。可以想象，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除了携带丝、漆等商品外，还带上了铁铸的锋利武器，一来用做途中自卫防身，二来西方贵汉铁器，可以高价出售。司马迁说的“汉使亡卒”，就包括了贩运丝绸的商贾，他们是中国铸铁技术和钢铁制品西传的真正使者。　　　

　　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帕西亚民间也是很壮阔的。司马迁记叙了这样的情况：其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与它的国土领域相比，帕西亚的人口是稀少的，但它控制了中西陆路交通在西亚的全部路线，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而某些巨商大贾可以变得十分富庶。例如，公元前1世纪末指挥军队击溃克拉苏东侵军的帕西亚大将苏瑞那（Surena），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巨富。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富有时写道：“他出门办私事，总要有一千头骆驼运行李，二百辆车子载妻妾，配备重装骑兵一千人，还有更多的轻骑兵做护卫。他的军士、随从和奴仆，总数不下万数。”［141］这样的气派，即使是罗马元老院拥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塞斯特斯（Sestiuce）资财的贵族们，也只能自愧不如。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帕西亚上层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是积极推行，不遗余力的。　　　

　　正因如此，帕西亚从政府到民间，都主动与东方的汉帝国保持良好的和平交往关系。《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接待，堪称空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帕西亚与罗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规律所筑成的屏障。此外，罗马国家的产品，除了玻璃和麻纺织品外，基本上是简单、粗糙的（相对中原而言）。在其早期，手工业生产水平很低，最突出的不过是建筑艺术和制陶术。冶熔技术停滞在铸铜业上。即使在帝国初期（公元1世纪）由于内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安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等，手工业有了提高，但较以前也没有大的突破，无非是器皿、珠宝、毛织等业［145］。总之，罗马并未出现任何比东方更高档的物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中国商界的特殊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会有商人万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冒险，更没有人愿意去打通一条无利可图但花费极大，又要漂洋过海（由西域过去的中国商人对海上旅行极不适应）的畏途。这与浪迹天涯、广搜四方财货的罗马商人，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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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9）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59~63页。　　　

　　［2］莫任南：《关于匈奴奴隶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3）。　　　

　　［3］《汉书·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73页。　　　

　　［6］据《汉书·匈奴传》，乌桓归汉后，中断了向匈奴的贡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　　　

　　［7］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8］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15页。　　　

　　［9］《汉书》：《昭帝纪》，《匈奴传》。　　　

　　［10］参看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等。　　　

　　［11］呼韩邪驻守光禄塞，汉命董忠、韩昌驻军助之，又前后调拨谷粮三万四千斛。见于《汉书·匈奴传》及考古所《居延汉简释编》释文（科学出版社，1959年），74页。　　　

　　［12］［13］《盐铁论·和亲》。　　　

　　［14］严格说来，汉族地区与西域各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自远古就已发生（见63~64页），并且从来未停止过。但毕竟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如地理环境之险阻，交通之不便，民间个体经营能力有限，甚至政府方面的种种抑制等，这种交往是在社会的底层默默地进行的。一次性交流（即不经中介的交流）的起讫距离很短，交流的物资量和信息量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