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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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　　　

　　——重读丘进先生的《中国与罗马》　　　

　　中西关系的缘起，并不在汉代。在汉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具有了不连贯的、非系统的、不明确的和甚至大多是以传说和误解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在希腊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赛里斯国”的人，应属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关世界上有人居住区域的奇闻轶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某些身高达13肘尺（Coudée，约合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200岁。”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更多物证。近年来从人类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物质文明史角度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西交流史源远流长，其肇端应断代为公元前数世纪时。　　　

　　然而，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中西关系史应该是于汉代（自公元前2世纪起）形成雏形，于唐代期间形成了明确而又固定的关系，到明清时代形成了交流高潮——近代意义上的“中西关系”。　　　

　　中西关系的发轫，正如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一样，物质需求应为主导。由于追逐和寻求物质财富资源、开发资源、争夺资源和利用资源，才产生了与他方交往的欲望。过去某些国家、某些学者宣扬的以推进人文价值观念，某种文化和信仰，或者是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利益，才走出家门、地域门和国门，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外方的观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中外历史上的一次次友好往来、一场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次次军事远征，主要都是为了争夺物质资源和经济利益。甚至连许多“文化传播”的背后，也明显地受经济利益的策动。归根结底，在早期，应该是物质交流催生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必然会最终转向为物质交流服务。当然，随着历史越向前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对资源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产生与发展；文化交流的兴旺发达，也必然会导致物质交流的突飞猛进。在经济交流中，必然带去文化成分；在文化交流中，也必然会涉及物质利益。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有时很难区分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了。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古老的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华社会与罗马社会，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两极。它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对这两大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其间广袤无垠、民族众多和历史复杂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明，都带有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明显影响。所以我国早期学者，都把该学科称为“西域史地研究”或“中西交通史”。用现代学术语言，则将这种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交往途径，归纳为“丝绸之路”。无论这种定名恰当与否，科学性有多大，它已成了学术界的一种不绝于耳和言必称之的流行语，或者是一种无所不纳的“百宝囊”。我们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无论如何，“丝绸之路”是古代将世界四大文明连接起来的重要交通枢纽。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早期的中国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史上，很少有这两极之间的直接交往。丝绸之路也从未从一端直通另一端。特别是在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往，始终是通过大中亚的无数民族或大大小小邦国的中介作用，才逐程逐站地接力式完成的。这些民族与邦国，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有时故意向两极隐瞒对方的真实情况（如丝绸的产地和生产技术问题），或者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双方的直接交流（如劝阻甘英渡海西使）。研究早期中国与罗马的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与小王国的历史，以及它们与两极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中国与罗马关系史上的“路线图”问题。中亚始终受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制约。曾经沧海难为水，许多盛极一时的城邦国一个个、一批批地被湮没，许多民族被迫远距离地迁徙，道路改道甚为频繁，绿洲变成沙漠大碛，江河湖泊变成瀚海。所以，中国与罗马早期交往史上的许多问题，都非常复杂和混乱，需要作出大量的梳理和考证工作。这始终是摆在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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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2）　　　　　　　　　

　　在中国早期与西域，乃至中国与罗马的交往关系中，虽有战争频繁爆发，但和平与互利始终为主线。在这种交往中，受惠的永远是双方。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这里既有对决，又有借鉴与互动。正是由于这种互利、互补、互促和有时甚至是互斗的关系，才造就了世界人类古代文明的辉煌。如果没有这四大文明交流的奠基，那么世界人类文明史恐怕就会是另一种面貌了。　　　

　　对于以上这些复杂的问题，大家在一部优秀论著中，都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就是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丘进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的修订再版本。此书确实值得一读，值得一评，值得好评。　　　

　　笔者本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当然会特别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与罗马关系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当笔者初涉史学界不久，便有幸结识了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及其高足丘进先生。　　　

　　朱杰勤教授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的老前辈。他的一部《大秦国全录》，曾使中外关系史学界长期受惠。“文化革命”之后，他首倡将我国传统的学科“中西交通史”重新定位为“中外关系史”。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对于我国近30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厥功至伟。当时，我是刚刚步入学术界的一个无名小辈。我永远不会忘记，朱杰勤教授从广州赴北京出差，竟然会带着两个小西瓜去看我，充分表现了那道德文章和为人师表的学术大师的风范。丘进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及其另一部译著《罗马与中国》，都是本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正在攻读学位的学生们的案头必备书。自80年代以来，我与丘进先生始终保持联络。虽然他很早就从政，做了国务院侨办的司长，但我仍以学长的心情对待他，始终奉他为本学科的中坚。他虽然身投政界，却仍然心系学术界，默默地为中外关系史学界做了许多好事。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都会鼎力相助。鉴于这种关系，喜闻丘进先生的这部《中国与罗马》修订再版时，客气地让我再赘言几句。虽然我并无此资格，但于情于理都义不容辞，故而不拘谫陋，再堆砌几句“添足”之语。　　　

　　此书首先是史料丰富。我们坦率地承认，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的史料寡而简，其中有许多资料甚难稽考。丘进先生利用他在读书期间的名校名师的有利条件，对资料搜集详尽。他对资料的谨慎而又周详的考证，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许多卓越新见。　　　

　　全书将汉代中西关系史的中心侧重于中方。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突破了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框架。由汉至唐，甚至更靠后一些，虽然也有不少“西货”传入中国。但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是中国货，而且都是民生所必需的商品：丝绸、瓷器、中草药。到了明清之后，特别是清季，才出现了“丝绸之路”的转向问题。　　　

　　全书采纳了在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尚属“新史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方法。当然，比较不是目的，只是通过中西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之比较，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突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作者采取这种方法，便大幅度地扩大了其研究的时空范畴，使他视野开阔、游刃自得，从而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厚度及其整体性。　　　

　　全书观点公允客观。作者征引了大批中外文资料，取舍精细，不囿于一家之说。公正客观，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得以立足书林的先决条件，丘进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准则。　　　

　　研究汉代中西关系史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内外分别”。中华帝国，大概是世界上疆域最稳定的国家。尽管其实际管辖范围，在历史长河中也有变迁，但其基本疆域始终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不宜把历史上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某些地方政权与天朝政府的关系，不加区分地作为“中外关系”来处理。对于非常典型的西域，我们也只能把这一切都作为中国与罗马交通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也就是与丝绸之路沿途地区与民族的关系史。这些问题既棘手，又敏感，颇难处理。丘进先生基本上妥善地破解了这道难题。　　　

　　当然，丘进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20多年前构思、撰写和出版的。它是文革之后的首部博士论文，是一部开拓性的史学论著。今天看来，其时代的烙印还是可以窥见的。但是，我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苛求，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从总体来看，这部著作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依然是本学科诸多著作中的佼佼者。当年，我在意气奋发的岁月读此书，受益匪浅；今已耋耄之年，重读此书，感慨万分，依然亲切无比。　　　

　　提到汉代西域，讲到汉天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史，我不禁又想到了汉武帝的那首妇孺皆知和脍炙人口的《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宝剑赠英雄，赘语赠挚友。匆匆草成此篇，献给丘进学兄，同时也与整个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仁共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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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1）　　　　　　　　　

　　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中外关系史是研究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各方面交往的内容及规律的专门学科。汉代中西关系则是中外关系史早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中外关系史的发展状况，直接构成了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从广义上看，对中外交往关系的研究，远在汉代就已有了雏形，太史公在《史记》中开辟的《大宛列传》、《匈奴列传》等专门章节中，详述中西交通、民族关系及西方国家概况，不仅显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意义，也创造了一部最早的立足于中国的世界史。《汉书》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特别是其中的《西域传》，对汉代西域大小国家、民族的情况及其与中原地区发生的关系，均有生动翔实的介绍。此后，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撰写后汉历史时，也多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等。而范晔撷取众家之长，总成《后汉书》，在其《西域传》中，使汉代中西交往的情况得到延续的记载，并且补充了班固去世以后的许多新的重要材料，还首次记录了有关“大秦国”的若干史实，从而表现出中西交往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此外，《三国志》注引《魏略》中，保留了其他正史所不见的珍贵材料，使一些位于遥远的西北亚甚至东欧地方的古代民族及其与东亚地区交通的模糊形态变得清晰起来，为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应该说，前四史中的有关部分，再加上其他先秦、秦汉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篇》、《淮南子》等关于中西交通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记述，为揭示中西交通最早阶段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历代许多地理学家、旅行家的游记、考察记（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则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些历史材料，对于了解中亚、西亚的许多古国和民族的概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承认，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要广泛地利用中国史料”［1］。　　　

　　《淮南子》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资料中，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记载，大多是附带的、零碎的，缺乏专门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17世纪俄国侵华之后，中外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西北史地和元史）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密切注意。许多杰出的学者，如钱大昕、魏源、何秋涛等，均为此作过不朽的贡献［2］；他们缜密的考据，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19世纪末，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形势带动下，大批“冒险家”闯入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带，一方面搜集地理、气象、物产、人文等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型的人物兼事历史研究和考察。特别是在亚洲腹地的中亚地方，几十年间，从事这类“探险”和考察者约有五十余人次，其中最著名者有斯文·赫定［3］、斯坦因［4］、伯希和［5］、科兹洛夫［6］等。他们在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区粗暴地挖掘、破坏古迹，大量窃走我国珍贵文物宝藏；但同时，他们也撰写了许多有关古代中国交通和考古方面的书籍，在西域史地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取得不少成绩，从而为古代中西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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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2）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的史地研究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据家，对古代地名的考释习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等方法，但由于他们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参照系，故考据的结果不易准确。以后逐渐有人运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比较学，将汉语古音、西部民族语言与中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更见成效。王国维、罗振玉则吸收了当时考古和史地学的成果，编撰《流沙坠简》三册，又著《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证》等，对古代中西交通各主要线路上的地名详加考证，并对其他有关的史料加以汇辑、研究和分析，这些，至今仍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籍。　　　

　　20世纪初，著名学者陈垣在宗教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古教四考”［7］对古代基督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的传入我国及其盛衰变化做了全面论述，又特别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探讨，这对于汉代中西关系及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古代中西关系部分）这一学科由以前的草创阶段开始进入有体系的发展时期。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于1930年，虽然当时使用的是“中西交通”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已突破了狭义的“交通”，开始兼顾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其他方面，从而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此外，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几处汉晋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等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在古代中西交通线上实地考察方面的许多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在同一时期，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历史方面的著述也得到大量的翻译和介绍［8］，其中最突出者，当推冯承钧之译著，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9］。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有不少专书、译著和论文出版，澄清了许多混沌不实的历史概念，使古代中国与四邻国家的交通概貌得以较清晰地展现，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的理论宝库，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尽管已经成绩斐然，但毕竟有时代条件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是：（一）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难以将历史与古代中外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结合起来。（二）研究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外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方面的交往，很少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分析。“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的长期使用，也许正是这种不科学性的一种反映。（三）以前的研究较脱离现实，不太重视在中外交往的长河中寻求有益于现实社会进步的经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文明西来说”、“种族优劣论”，甚至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等观点和主张留下了地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入承先启后的阶段，并向新的方向发展。新兴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学术环境的极大改观，对这门学科也是很大的推动，学者不再被迫到海外寻求科研条件，考古家也不必匹马孤行于惊沙大漠之间去进行所谓的“探险”。本来精于古代交通和史地研究的专家，一方面继续整理出版在校释方面的成果［10］，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交通史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中外交往历史背景的揭示，从而提高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水平，研究的规模也比前一时期壮阔多了［11］。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外关系史研究被冷落于万马齐喑的角落之中。学科的主导思想，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所包含的范围及学科发展的进程、方向、任务等基本问题，均未上升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这当然影响到它作为一种专门史在历史学的宏大体系中所应有的稳固的地位。相对而言，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学家及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反而显得更活跃，成果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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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3）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科学繁荣的春天。中外关系史研究好似一个积蓄了上述三个主要层次的丰富油田，开始在不同的领域里得到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这门学科开始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各类有关的学会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且各自推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刊物（如《中亚学刊》、《海交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等十余种），编撰论文、译文集；专门的研究著作和译著，也在不断问世［12］。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对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的密切关系也有了深入的研究［13］。还有其他一些专著，从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了古代中西关系，皆有独到的见解［14］。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为研究中西交往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有相应的专门著作出版［15］。　　　

　　在中国与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与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古代关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显著，但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兹从略。　　　

　　总括而言，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勃兴的阶段。即使在地名、年代等微观问题的考证上，也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16］。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远未超过前辈学者在中外史地考据上的成就，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科研究的要求、目的的转化，后一阶段一般来说只能是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很难简单地用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超过与否来加以评价的。　　　

　　不过，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应开展系统的断代研究和更多的专题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整的学科；在各项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中外交往范围博大、影响深远的特点，既不放弃地、里、人、物的考证校释，也要加强对宏观规律的揭示，还需顾及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出切合实际的作用，等等。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来，汉代是中国广泛地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困难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或者是依附于其他主题（如通史、贸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衬或补充，或者是偏重于对某些侧面甚至具体事物的探微。陈竺同、安作璋等专家虽有专门著作出版，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有些地方仍觉有重新检讨和继续扩展的必要。笔者选取汉代中西关系这个旧题加以新作，正是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丰富成果这个有利条件，同时也结合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试图对汉代中西关系的概貌及其历史经验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本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在旷远的亚欧大陆上（包括与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古代文明。但多年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古代文明，被认为是互不相干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光和热未能传播到对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Parthia）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落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正是在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从中国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进入初创阶段。　　　

　　此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战争、动荡，究竟与中西国际交流贸易以及沿途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进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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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4）　　　　　　　　　

　　正当中西交通进入连续性发展阶段时，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主要的古典文明体系，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发生交流和互相影响，而这种文明交流最活跃、最深刻的地区，却基本上集中于中国西北部，即西汉时所称之的“西域”。这一情况表明，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阐发这一时期各种文明传播与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多种文化的汇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是有重要实际意义的。　　　

　　研究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不可不提到“丝绸之路”。法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保罗·佩迪什说：“在对中亚的认识方面，商队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它取道塔里木盆地，即中国的土耳奇斯坦和阿富汗的通道。”的确，欧洲对于东方的了解，最先来自印度和中亚，而这种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商队。这位学者接着指出，罗马“顽强无畏的商队穿越辽阔的亚洲大陆，从叙利亚一直到达中国，以便从中国带回丝织品”［17］。在这里，保罗·佩迪什以自己独特的观点勾勒了“丝路”早期的概貌。对于“丝路”的形态特征，在中外众多的研究论著中已有大量的揭示，但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复杂问题，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内容有待开展深入的探讨，因为在自然形态的表象后面，这条古代洲际通道是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的，如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为贸易活动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促成了国际交通的开展；商路的开拓和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的反馈，又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进步；不同的国家或部族对国际贸易权的控制与争夺，则又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反过来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等等。　　　

　　古代的情形往往与现代有惊人的相似，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与精神建设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与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对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缺乏大量的历史记载和足够的实物印证。正因如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必须广泛搜寻哪怕是很细小的线索，对于已知的历史事实也需加以重新归类、比较和分析，还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去比较并且探究交往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按照当前流行的社会发展浪潮冲击说，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兴起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浪潮的冲击，而现在东西世界正受到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猛烈冲击。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古代的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相对闭塞、基本上属地方性自足的经济，交换是处于附庸地位的，直至16世纪，商业、航海业高涨，即受到来自游牧部族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之后，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基础上，又有人以“未来学”为研究对象，企图用各种理论来预测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其实，不论是农业社会淹没了游牧部落，还是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小农经济，这中间都经历了长期的复杂过程，而且恰恰是对这种历史过程的大量研究和探讨，才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浪潮的源头，常常比研究这些浪潮本身以及预测以后的浪潮更为重要。　　　

　　本书并不主张将早期中西交往问题的整体研究归入浪潮学说，也不认为由于汉帝国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将它们看成是受到同一个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