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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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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
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672—677 页和 2，第 3—55 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
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0—123 页；和雅克？吉勒马兹：
《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第 150—156 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 1066 页列出了 40 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
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 200—209 页。
③ 汪精卫在 8 月 5 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
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
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 485—488 页。
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
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
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
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 ３１ 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
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
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 １７ 名共产党员为委
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
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
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
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
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
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 ４ 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
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 １０ 师逃到浙江，只
留下第 １１ 军的第 ２４ 和第 ２５ 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
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
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
和汕头（９ 月 ２４—３０ 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
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 ９ 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
败。第 ２４ 师和第 ２０ 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
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
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 ２５
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
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 ６００ 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 １９２８
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
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
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
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 ８ 月 ７ 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
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
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 ２２ 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
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 １５ 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
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８ 月 ７ 日的会议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 31 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05 页。在回忆 1937 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
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 247 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 232—248 页。李博士确定了 14 名会议参加者，并
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
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
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
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
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
“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
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
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
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
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
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
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
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
９ 月 １０ 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
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
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
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
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
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
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
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 ９ 月 ８ 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
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
补委员 4 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
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39—46 页。王健民：
《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503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3 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 年 8 月 23 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
党史稿》，1，第 504—528 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 445—484 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
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 102—123 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
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
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 年秋），
第 4—72 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 — 7 期和 11 期，8 月 30 日，9 月 12、20 和 30 日，10 月 30 日（1927
年 11 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 9 号（第
59—66 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 12—18 号（第 87—113 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 30—
32 号（第 201—215 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 23 号（第 133—145 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
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533—560 页。这个决议和 1927 年 11 月 14 日的《政
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 462—467 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
《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 11 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
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 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 年 10—12 月），第 37—87 页，附地图；
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39—80 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 249—260 页。
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
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
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
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 ９ 月 １２ 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
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 ３８
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
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
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
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
样，经过不到 １０ 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
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
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
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
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
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
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
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 ９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
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
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
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
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 １ 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
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 ５ 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
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
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
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
在 １５０ 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 １ 军第 １ 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
城正东面的浏阳。９ 月 １１ 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
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
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
有部队将在 １５ 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
是在 ５ 月 ２１ 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
——全省从约 ２００００ 人减少到 ５０００ 人，在长沙只有约 １０００ 名共产党员。此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 51—57 页；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62—67 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
国季刊》，18（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
《秋收起义》，第 61—66 页，和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46—53 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 世纪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第 120—125 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
相同。
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 ４ 团按时间表在 ９ 月 １０ 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
１２ 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
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 ６０ 多条枪的共产
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 １３ 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 ５０ 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
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
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
起来，第 １ 团的残部在 １５ 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
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 ３ 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
翼；就在第 ４ 团于 １６ 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
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
３ 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
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
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
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 ３ 团残部集结的一个
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 １ 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
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
这就是著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
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
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
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 ４
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 ５ 月 １ 日已经成
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 １０
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
抗地主。８ 月 ２２ 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
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 ９
月 ８ 日夺取陆丰城，在 １７ 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
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
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
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
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
会大肆杀戮。随着 ９ 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
的希望暂时破灭。①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
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
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
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
① 1936 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239—248 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2，《中国季刊》，9（1962 年 1 — 3 月），第 165—170 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 21、36 和 43 页。
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
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 １９２７ 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
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 ４ 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
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
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 ７ 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
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
—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
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
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 ８ 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
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
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 ７ 月 ２５
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 ７ 月中下旬，
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 ８
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
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
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
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
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 ８ 月 １２ 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
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
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
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 ８ 月 １３ 日发表，它强
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
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
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
北伐。①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 ９ 月 １５ 日应在
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
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 １５
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 ８ 月
２６ 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 ７ 军和何应钦的原第 １ 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
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
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
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 ８ 月 ３１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 756—812 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
关于南京和汉口从 8 月 8 日至 9 月 20 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 3104—3109 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 2567—2573 页和《中
华年鉴，1928 年》，第 1380—1385 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
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载《中国季刊》，77（1979 年 3 月），第 1—24 页。又见科布
尔博士同一论题的著作。
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 ３００００ 名孙传芳部
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
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
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 １ 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
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辏Ш退锟疲私械车耐骋坏某醪教致郏丫�
往南京；同时，在 ９ 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
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
却拒绝去南京。在 ９ 月 ５ 日至 １２ 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
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
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召开第三次
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
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 ６ 名代表和 ３ 名候补代表，
然后这个集团选举 １４ 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
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
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 ３２ 名委员和 ９ 名候补委员，
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
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
但是汪精卫在 ９ 月 １３ 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
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
满，这些人否认以前 ３ 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
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
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 ９ 月 １５ 日在南京顺利地按
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
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
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辏某Ｎ�
委员。②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未到任。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
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
反对它。１０ 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 １０ 日，新
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辏А⒗钭谌省⒑斡η蘸统糖蓖ǖ�
建议 １１ 月 １ 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
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
２１ 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
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
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
① 《北伐战史》，3，第 851—916 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 94—105 页；乔丹：《北伐》，
第 138—141 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 766—769 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68—269
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 3105—3106 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 年》，第 1391 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 年》，第 1390—1397 页。
１０ 月 ２９ 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 １０ 月 ２０ 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
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
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
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
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辏У恼降厮玖盥车悠脚伤牟慷友亟游�
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
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
的部队。到 １１ 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
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
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１１ 月 １２
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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