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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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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
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
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
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 １１ 月 １９ 日
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
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
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
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
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①
英国外交部于 １１ 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
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
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
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
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 １２ 月 ２６ 日）实际上是针对其
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299—300 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 1926 年 8 月 20 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 113—115 页（日
期为 8 月 19 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 4 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 8 月 25
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 45—47 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
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 157 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 年 2 月 12 日，第 230 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
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 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
大学 1977 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
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
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
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
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
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
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
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
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
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
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
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
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７ 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
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
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
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
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１１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１２ 月 １８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 １９２５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７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１２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
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34—441 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
第 228—230 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 464—467 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
陈友仁在 1927 年 3 月 13 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
政权》，第 89—90 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
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
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１ 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
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５ 名中国人和 ３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 ２４ 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 ６ 月 ２３ 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 ４ 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１
月 ６ 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
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
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
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
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
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
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93—98 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
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 12 月 20 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 年 12 月 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68 页。12 月 26 日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3—384 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 99—104 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
周报》，4。2 和 1 月 3、9 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 1927 年 1 月 16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4—393 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1，第 562—566 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84—497 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 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 年 1 月 15 日，第 46—47 页；关于 1 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辩论。１ 月 ２１ 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 １ 月 １１ 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 ２ 月 １２ 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 １ 月 ２４ 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 １ 月 ５ 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１４０ 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 ３０ 家银行在阴历新年（１ 月 ２６ 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 １ 月 ３０ 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 １ 月 ２７ 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 ２ 月 １９ 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 ３ 月 ２ 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98—530 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
2343—2378 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101—103 页；蒋永敬：《鲍罗廷》，
第 104—109 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
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
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
一致的意见。到 １９２７ 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
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
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
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
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
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
间的分裂、４ 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
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凇。保病≡隆。常薄∪盏执铮醒氲�
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 １ 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
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
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
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
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
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
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33 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 606—614 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
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
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 １ 月 １１ 日前往武汉，去争
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
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
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
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
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８ 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
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
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
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
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
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 ２ 月份，武汉的共产
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
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 ２ 月 ２１ 日的讲话中进行反
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
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２ 月
２５ 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
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 ５ 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
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
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
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
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
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
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
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
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33—43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530—541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
起》，第 556—562、567—568 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
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 407 页。蒋介石对这次对
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 140—142 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
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381—388 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
的手记》，第 205—210 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7 号，第 427—430 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 388—393 页。关于
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 2782—2789 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 月 12 日，第 402 页，
和 3 月 19 日，第 439 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42 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
容共到清党》第 540 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 1927 年 3 月 17 日的“上
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
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 406 页。
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
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
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
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
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１ 月 ８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
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
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
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
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
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
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
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１ 月 ２６ 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
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
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
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
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
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
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
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
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
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
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
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
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
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
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
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2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 21—59 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
正清：《文献史》，第 80—89 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 250—25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310—311 页有关于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毛
泽东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8 号，第 431—434 页。
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
（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
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
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
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２ 月份和 ３ 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
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
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共产党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
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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