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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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次战争是短暂的；这次复辟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张勋
在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段祺瑞作为民国的保卫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
段的压力下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



① 《革命文献》，第　7　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年任期余下的一年。②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
如果宪法是冯国璋总统职位的唯一基础，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
在他安排了一个手下继他担任江苏督军，并使他的支持者被认可为其他两个
长江省份江西和湖北的督军后，他才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因此他有段祺瑞所
有的相等的支持者，段的支持者是安徽、浙江和福建的督军。
当段重任国务总理时，他决定不再恢复黎元洪在复辟之前刚刚解散的国
会，因为它以前总是反对他。他反而在　１９１８　年操纵选举他的安福国会（见第
５　章）。而且他试图增强他自己的兵力，用武力压制意见不同的各省，将他
个人的支持者安插在有权势的职位上，并以这种方式恢复全国的统一。其他
的军阀担心段将沿着这样的方针继续下去，他们会被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
对皖系势力的控制；直系就这样形成了。
湖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段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
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邻接。１９１７　年　８　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
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他们迫使段所任命的人离开
了这个省；战争继续到　１９１８　年春季，这时吴佩孚终于打败湖南军队，并使这
个省处于北方控制之下。段任命他自己的人张敬尧当这个省的督军，这使吴
落空，他曾希望得到这一任命。
在　１９１８　年吴的军队占领湖南以前，吴的上级曹锟通常支持段祺瑞。但是
从这时起，这两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关系的恶化部分地起因于吴佩孚。
吴在湖南取胜后曾指望被提名为该省的督军，但段忽视吴而属意于他自己的
人。作为回答，吴停止了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这时起对北京发表尖锐
的批评。同时，曹锟开始担心段想免去他的直隶督军的职务。对有独立野心
的军阀如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地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这
隐含着一种威胁。１９１７　年　８　月段终于得以对德宣战。１９１８　年早期日本向段提
供了一系列大宗贷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帮助段组织和武装参战
军提供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军队是为了在欧洲冲突中使用，实际上是为
段在中国的目标效力；在欧洲停战以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看成他们
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的一些军阀也看出
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
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　１９１８
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
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立所隐含
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霖认为这个地区是
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事态
发展为危机。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
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
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
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１９２９　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　1913　年　10　月　10　日开始。这时以前，从　1912　年　3　月起他已经担任临时总统。



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
力。段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　７　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
阀。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愿望。但
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准确地反映军阀间
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
候。在　１９２０　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
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
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上战场。
１８８６　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望，适合
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国务总理。他为张
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
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
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
按照　１９１２　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是这对广州的护法
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
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
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
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
１９１９　年已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
只有　１１　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使他们的
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有时称为“总
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
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适当的，
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对该省
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　１９２１　年取得湖北省，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
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１９２１　年当
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
主政府。联省运动远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
个非联省分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
孚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队赶
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
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
１９２１　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
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
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
个　１９２２　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
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



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
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
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
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
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
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
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
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
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
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
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
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　１９１７
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并证明是比
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
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
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
统的渴望。但　是在　１９２３　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
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
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　１０　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
５０００　到　７０００　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
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　１９２２　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
队。到　１９２４　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
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
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
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　１９２４　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
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
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
北京。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
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
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１９１８　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
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　１９２２　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
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
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
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
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



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
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
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
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的互利关
系。
张作霖的权势，１９２５—１９２８　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
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
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
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
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
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
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
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
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　１９２４　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
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
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　５　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　１９２５　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
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
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
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
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　１９２６　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
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
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
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
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　４　月　２０　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
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
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
会。在　１９２６　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　１９２７　年初组
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　１０　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
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　１９２６　年年中到　１９２７　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
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
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
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
“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
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
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
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　138—148　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
作霖在中国东北》，第　131—145　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　年：制度研究》，第　158—159　页。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
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
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
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　１９１６　年以后的所有全
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
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
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
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１９２８　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
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
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
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
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
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
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
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
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
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
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
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
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
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
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　１９２４　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
际上无保证的纸币　５０　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
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
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
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２０　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
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
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
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
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
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１９３０　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
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　３１００００　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
１９２０００　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
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
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
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
慎的作者断定，２０　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
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　２０　世纪早期中国最
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
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
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
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
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
中国》，第　189—190　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　40—56　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　年），第　20、27　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
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78　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78　页。



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
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
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
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　１９１２　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
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
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
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
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
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　１９２８　年以
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
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
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
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
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
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
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
２０　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
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
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
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
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
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
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
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
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
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
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
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
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
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
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
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
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
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
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
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　2　—　3　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　169　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　20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
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
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
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和国民党于　１９２４
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　２０
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
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
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里的用语。



第　７　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１８９５—１９２０
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１８９８　年和　１９１９　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
裂的两个分水岭。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
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　１８９５　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
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
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