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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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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
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
士 1924 年 6 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 5、6 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
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
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 6 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 11 月 24 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 371/9812,急件 586,1923 年 10 月 17 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 218—219 页。
② 外交部档案 371/10243,F2665/19/10,急件 400,1924 年 6 月 23 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
第 1 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 1925 年 2 月 1 日召开。
在历时 3 个月的会议上,160 多位代表讨论了 30 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 年 8 月 3 日成立,12 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1926 年 4 月 9 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 1927 年 6 月 18 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 1928 年 6 月 8 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颜惠庆:《1877—1944 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 174—175 页。
第 6 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 和 1928 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
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
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
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
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
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
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
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
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
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
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
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
祺瑞(1865—1936 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
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 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
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
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 1913
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 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
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 1917
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 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
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
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
1917 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
例如冯玉祥(1882—1948 年),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
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
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 1914 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
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
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
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
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 年),
第 195 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 1916 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
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
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 330—335 页。
② 同上书,2,第 24—28 页。
③ 同上书,1,第 68—72 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 146—156 页载有张勋 1921
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 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
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 20 年代
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
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
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 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 1898 年前后
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
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
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
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
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 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 年)的突出特点,他是
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 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 20 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
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
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 1926 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 1926 年加入国
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 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
他受传统教育,1896 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
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 1903 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
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 1906 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
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
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 年曹成为一
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
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
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
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
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
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
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
(扑克牌戏的两对,A 和 8,或 J 和 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 123 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 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 年 12
月),第 198—252 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
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
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
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
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
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
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
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
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
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
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
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
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
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
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
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
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
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
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
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
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
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
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
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
备武器的人数从 1916 年大约 50 万增加到 1928 年 200 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
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
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
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
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
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
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
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
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 20 年代
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第 78 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
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
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
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
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
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
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
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
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
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
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
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
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
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
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
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
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
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
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
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
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
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 80 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
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
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
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
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
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 到 1920 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 到 1927
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
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
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
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
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
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 年,144 个
地方行政长官中有 86 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 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 37 人
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 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
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
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
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
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 22 人保持他们的
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 年一度有三个敌
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
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
里,在 1912 和 1926 年之间,18 个县行政长官中的 15 人是本省人,而 7 人
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
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
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
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
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
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
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
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
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
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 年的
赌博税每月收入 1200000 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
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 年,山东商人被
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
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
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 75%交纳他
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
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
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
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 1924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 62 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
年 4 月),第 237 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 30 页。
市的商人得到了 500000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 1920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
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 800000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
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110000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
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
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 20 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
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
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
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
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
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 5 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
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
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
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
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
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
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
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
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
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
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
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
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
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
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
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
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
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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