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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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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上海的工部局支配了法庭的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和薪俸；
外国的陪审官此时也正式审理中国人的民事案件。这种所谓的临时措施不论
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诉讼手续的所谓的
不满为理由，它在 １９２６ 年随着会审公廨的“移交”而归中国人控制时，才告
结束。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当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奥匈
帝国国民的治外法权权利就丧失了。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结束了授给俄
国人的正式特权，首先是中国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关闭了在汉口和天津的摇
摇欲坠的沙皇的领事馆和俄国的租界，其次是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
（虽然没有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没有武力——即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
或至少没有缔约列强的默认——治外法权制度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
下去。
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使外国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
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
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
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
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 １８５８ 年天津条约第 ５２ 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
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１８９６
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 ５９０００ 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
国 ２８０００ 吨，德国 ２３０００ 吨，美国 １８０００ 吨。１９０８ 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
的总吨数达到 ７００００ 吨；有舰只 ３３ 艘，其中装甲巡洋舰 ４ 艘，二级巡洋舰 ２
艘，其他 ２７ 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
“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１９００ 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 ２０ 世纪
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
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 26 页。
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 １９ 世纪末，作为租借
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
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 １９０３ 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
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
国的长江巡逻队——从 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１９ 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
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 ６ 至 ８ 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
着 １５ 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
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
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 ２０ 世纪初期比在 １９ 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
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
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 １９１３ 年有 ５９ 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 １０００
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 １５ 个国籍的连队）。１８９８ 年从中国夺
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 １９０１ 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
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
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
这个城市之外。①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
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 ２３００ 人。有 ２１００ 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 １９１４ 年取代了
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 １９２２ 年。他们得到人数众
多的宪兵队的支持。１９１１ 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
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 １９１２ 年都撤军；
日本的一个有 ５００ 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 １９２２ 年前一直留在汉
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
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１９２０ 年，总数达 １００００ 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 １６ 个铁
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
根据 １９０５ 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
意这样做。１９２０ 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 ８１１ 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
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 １０５２ 人。①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
① 在 1913 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 2075 人（370 名英国人、309 名美国人、307 名日本人、301 名俄国人、
288 名法国人、199 名意大利人、151 名德国人、64 名奥地利人、35 名荷兰人和 31 名比利时人。）到 1922
年，总人数减到 997 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
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 354 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 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 6219 人（2218
名英国人、1021 名法国人、975 名美国人、883 名日本人、808 名俄国人、282 名德国人、21 名奥地利人和
11 名意大利人）。1922 年的总人数为 2720 人（982 名法国人、762 名日本人、504 名美国人和 472 名英国
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 年驻
有外国部队 1253 人，1922 年驻有 602 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 年》，第 333 页；《中华年鉴，1923 年》，第 603—604 页；《华盛顿限制军
备会议，1921 年 11 月 21 日—1922 年 2 月 6 日》，第 988—998 页。
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
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
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
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
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
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 １５ 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１９０５ 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 １８ 个，但
是在 １９１３ 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１１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 １８７６ 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 １９１３ 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 １９２０ 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１９１７ 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 １８９５ 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 35 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１８９８ 至 １９０５ 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９ 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１９０９ 至 １９１３ 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９ 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１９２２ 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２ 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 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 1896 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 和 1932 年任外务大臣，1932 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 至 1908 年和 1916 至 1918 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 1908 至 1913 年任公使，1893 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 至
1907 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 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 1913 至 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 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 1914 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 至 1899 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 1900 至 1902 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 1925 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 年），最后在 1918 至 1923 年任公使。
① 1901 至 1908 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 至 1896 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 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 1911 至 1913 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 1914 至 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 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 1882 年来华。丁家立 1886 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 20 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 1886
至 1895 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 1895 至 1906 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 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
从 1902 至 1906 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 1908 至 1919 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 1919 至 1920 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 至 1918 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 至 1914 年和 1919 至 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 1906 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 至 1919 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１９０１ 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 １９００ 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 １９０４ 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 １５００ 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 １９１７ 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１９１４ 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１８８５ 至 １８９８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 1945 年退职以前于 1935 至 1940 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 355 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
使在回忆 １９１８ 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
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１９００ 年
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
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
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
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
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
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
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
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１９１３ 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
力”的 １０ 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ｍａｒｍｉｔｏｎ）和两名阿妈，一叫‘洗
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ｗａｓｈ－ａｎｄ－ｂａｂｙａｍａｈ），一叫‘绣绣阿妈’（ｓｅｗ－
ｓｅｗ－ａｍａｈ）”。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
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
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
②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
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
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 34—35 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 86 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88 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 4 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
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
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
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
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
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88 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 20 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92 页。
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
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
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 １２ 英里的
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
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
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
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
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
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
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期间，外交使团
举行了 ２１９ 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
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
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
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
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
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
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
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
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
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
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
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
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
国公使田贝在 １９０６ 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
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
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
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
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
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
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
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
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
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 １９１３ 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
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
以影响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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