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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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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样，万里的“六条”，看上去就成了恢复人民公社传统的办法，而不是纠正人民公社的错误。最妙不过的是，这一天的报纸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邓小平出访缅甸的十三幅照片，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邓小平和万里在同一张报纸上相遇，当然只是偶然，但安徽的故事却显然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这时候他从缅甸归来又将赴尼泊尔访问。转道途中，于四川小憩。###恰在不久以前就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经过此地，当然要由赵去迎送。根据当日记载，虽值隆冬，成都却是阳光灿烂，竹林青翠，腊梅盛开。不过，那时候没有公开出来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这一天与###谈到安徽的事情，邓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借地”给农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万里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与他人先谋而后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动几乎立即就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也在###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呼应。一年后，四川省把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数量的15％，在全国引起一个大震动，若论缘由，似乎出自万里的安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梦谁先觉（9）
2月6日，干旱十三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二十二天以前就已经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纸上唱道：
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
可以把一秒拉长，
也可以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叫作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
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
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的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纷纷述说这些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的冤屈投寄报社。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强迫农民把已经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在广东，他们则在属于农民的二万五千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在江西，农民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农民则把一个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国五百零四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二十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公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广播，农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控诉的机会已经来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10）
11月23日，也即“凡是派”正在党中央的会议上面垂首检讨的时候，安徽省凤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的上级提出一份报告，吁请上级承认他们的“包产到组”为合法。这在当日已经是一个逾越常规的举动。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要生产队的自主权，分明是要将生产队拆散。如果“凡是派”知道凤阳县委的委员们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所说的话，就一定可以估摸出他们的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有多严重。这些发言者中，以县委委员支道友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实践证明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三级所有，户为基础。有人讲共产党喜欢穷人，好像越穷越苦越累越好。这样的办法调动不了生产力，非变动、非改革不可。责任到组只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看，还是个体搞。”支道友的这一番讲话，分明是把京城里面的书生理论，用到自己庄稼人的头脑里。仅仅一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民会在“实践检验真理”这几个字的怂恿下，公然讲出大体同样的话了。
不过，这时候凤阳还不敢真的打“包产到户”的主意，而以“分组责任制”为名，即使这样，其将生产队再加以分割的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以当日情形论，这明显是与人民公社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然而凤阳此举的危险还远不止这些。当陈庭元向上级禀告这些想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治下的土地上，“包产到组”早已如火如荼，甚至在八个月前县委会议的记录上，全县二千九百零五个生产队中，已经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个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今陈庭元的打算，是借“实践检验”的招牌，将自己的越轨行为合法化。陈度元当日为县委书记，官级相当于县长，在旧时为七品，乃是官制中最低一品，所以有“七品芝麻官”之说。委员支道友则连七品也还够不上。如陈、支这等小人物，当然无从洞悉北京中南海里面的风云变幻，可是他们竟也知道接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宗旨，以维护自己的“责任制”。看来，这面大旗的招扬于全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
责任制在中国，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而含义又变化最多的一个概念，五十年代曾由邓子恢加以提倡，1962年中央政府制订的人民公社条例中亦曾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和起伏跌宕之后，仍然是用这个概念来确定改革的进程。比如1992年邓小平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的时候，其口吻与气派，就如同毛泽东三十多年前讲“人民公社好”一样。只不过，中国文字的奥妙无穷，总是可以赋予同样音形的词以很不相同的意义。“责任制”即为其中最典型又最富戏剧色彩的一个。
1978年“责任制”的含义，在于摆脱政府组织的行政干预，而使生产队获得自主的权力。报纸头版常以“反对瞎指挥”，或者“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为题目。这一切均以“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名义展开，换句话说，党的方针不能允许自己去干预生产队的事务，后来对于生产队种种指手画脚的行为，只是一系列错误决策的结果。但在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制度，本来就不具有让生产队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容。依照这一制度，农村财产的占有，分属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既然权力为三级共有，其实际的力量自然就在最高一级手里，因为中国的官制，下级官员的任免均由上级来决定，所以下级官员在实际运作之中，便没有可能违反上级意志，偶有此种行为者，常常是早上直言抗命，晚上便被解职。所以在官场之反叛者中，有“把乌纱帽夹在胳肢窝下”的说法，意即要反对上级决定，自己先将顶戴乌纱除去，不用等待他人来夺。生产队的所谓“基础”，在条律中本就含糊不清，又有既成官制约束，自然从一开始便只能成为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却无从执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则连说也不愿再说。那时，将生产队权利全部交由大队支配已成时尚，根据党中央这时的计划，至少要在五十万个生产队中迅速采取这一步骤，而现在所谓“责任制”的提出，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局面，开始要求恢复生产队的权利。很明显，这种要求的实质也在于恢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11）
就大局来说，这一年中国人的思绪，大都不在人民公社上。毛泽东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个贫穷的乡村，人们却很难一下子明白，贫穷乃由制度所铸。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情况就大不一样。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纠缠，造就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这些人大都活在世上。他们包括，五十年代后期的右派；六十年代所谓“四不清”的人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七十年代的“右倾翻案”分子。这些人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人朋友同事上级部下，人数可达一亿人。
那时候，喊冤的人群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还不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个样子，说到“解放思想”，就是“下海”做买卖，就是到处牵线搭桥找项目，就是开辟第二、第三、第四职业，就是和发达国家比阔气。那时候的人们，政治生命甚至比生理的生命还要重要，说到解放思想，还是想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再生，想要“平反”，想要“恢复名誉”，只要组织上说一声“你受委屈了”，他就会感动得泪眼相向，觉得十几年的冤辱苦难终于有了补偿。
在这种局面下，乡下人要求在经济方面享有权力的呼声，还没有成为势如破竹的潮流。只有在最穷的地方，这问题才富有爆炸性。那里的老百姓强烈地感到饥寒交迫，连物质生存尚不能维持，精神的荣辱自然无暇顾及。这些人的人数在当时至少有两亿。他们对于“权力”的要求，在城里人听来，如同来自遥远的天边的声音。有安徽省东部，那里曾是出名的“乞丐之乡”，后来被史家称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这是中国北部一个连接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地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落征战的历史，在这里至少持续了二十个世纪；有广东省潮汕地区，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由于贫穷从这里出走的农民遍及全世界，今天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数千万华侨当中一支强悍的力量；有浙江南部的温州，这里的农民有着桀骛不驯、独闯天下的传统，1977年冬季，有一百多名城里的干部进驻此地，要把社员集合在人民公社里面劳动却没有成功；有青海省，这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落后的地方，高原苦寒，藏汉杂居；有河北省的沧州，其荒凉肃杀自古闻名，因为这里在古时曾经是罪犯流放之地，明末小说《水浒传》中最有名的一个人物林冲，就是在负罪之后被官府发配此地，落草为寇；有贵州省，这是西南地区一个边远省份，比林冲去的那个流放之地还要远上十倍，由此地乡村赴京城，汽车与火车的交替运行至少要一个星期；有陕西省的商洛山区，十七世纪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就是从这里起兵打进京城，令明末皇帝崇祯上吊自尽；有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区，这里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很多地方已经支离破碎，寸草不生；有山西省的吕梁山区，这里在四十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隐藏之地，其偏僻的程度，令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无法到达，而游击队中的一员，就是今天领导着中国的华国锋……
穷乡僻壤里的人们这时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会有“天高皇帝远”的睿智。他们背离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动，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借助于交通不便与消息的闭塞，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顾不上农民在干什么？这为农民提供了天赐良机，此时干起来，只要小心地不要与“臭名昭著”的“包产到户”搭上边儿，也就行了。四川省一个老农告诉他的县委书记常光南说，他的生产队已经拆散为几个小组，定产定酬，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他之所谓“定”其实就是“包”。他巧妙地避开一个”包”字，就是为了不致引起书记的震动。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计谋，不过却抱着同样的心境：“只要有饭吃，管他是‘定’还是‘包’呢？”他说（《四川日报》1980年7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的书记詹维舟，则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级提出建议，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富”字，为什么会富呢？他说道，“宝盖头”为家，“口”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这意思说穿了就不仅是“包产到组”，而且要包产到每家每户了。不过，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这一切都藏在深处。可是，另外一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时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级可以纵容他的言行。这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个生产队长，名叫孙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决定要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包产到户”，副队长愣着眼睛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就说：“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上头，社员没饭吃；顺下头，领导要批判。咱要两头都不得罪，就一个办法，偷着干。”（《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大梦谁先觉（12）
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二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凤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十万社员和十五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川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一千零六个生产队中，有七百七十七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八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与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权利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
一步一回头（1）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步一回头（2）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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