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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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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过去方针办（23）
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宣布为非法的包产到户，居然可以风风火火地畅行，舆论也恢复了对它的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这一年春天乃是乡下人饥饿的最高潮和生产的最低潮。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包产到户的卷土重来。先是有一封信告诉他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包产到户，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来，惟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娘家吃上一顿饱饭。几天以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面陈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搞法。但是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同意实际上至为勉强。看来是由于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如是情状传达到前后左右，权力中心便出现了一个方针含混不清的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既然担负着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又不能确知毛的真实用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干预。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闭起一只眼睛装糊涂。这在我们国家的官员中乃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即所谓“聪明难，糊涂更难”之古训的精义所在。因为这样既不至于延误实际的进程，又可为自己保有进退的余地。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在马寅初看来，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
此人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惟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他可一点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不过，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动动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24）
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诸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作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做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了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
照过去方针办（25）
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对经济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来邓小平打算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对待眼前这场争论。他解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了一些外圆内方的话。比如说“赞成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实验”，等等。他明里不说他的倾向，但这些话让人一望而知他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可是却又打他不中。（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23页。）
刘少奇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在这两年里担负着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角色。在他执政期间，他先是纵容包产到户的实际进展，接着又怂恿田家英向毛泽东去进言，他甚至还曾明确表示“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些来自最高领导核心的方针导向，无疑正在构成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胁。但是，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只保留到这一年的7月18日。依据官方文书记载，这一天他对一批即将到乡下的干部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包产到户”，还说这证明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又过了三个星期，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对农村的困难“估计过分了”。这些情节后来无论在反对他还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视，其实刘少奇的进退转圜在权力中枢至为典型。以当日国家的危机情形而论，党的高级官员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务实立场来处理国家大政，否则就不仅是农民进一步的大批死亡，还会危及整个党的生存。当然这只能维持在一定限度。事态的进展逾越限度，就得以变通来代替原则。这中间的原则与变通，智慧和愚蠢，都有着恰如其分的理由。
应当说，直到此前的两年，毛泽东一直都很温和。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范围里实验”。可是，人民公社毕竟是他的心血结晶，上下左右联合起来加以攻击，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个8月，政治局会议上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质问他的同事，不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语气中充满应战和挑战的尖刻与激昂，真是怒火中烧。他指出单干之风越到上层就刮得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仅仅是乡下的混乱，还不至于让他这样恼火。问题是“这股风从何而来？”他自问自答：来自党内。他认为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还有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还有人出身封建官僚。“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热闹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他的同事听到这些，就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泽东还没有完。他厉声道：“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一番话更说得众人闷声不语。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只不过怒火更甚：“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当日在场的薄一波回忆说，从这以后，政治局里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所有人都变成“单干风”的坚决反对者。那个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丰收季节，很多东西是共产党历史上之首创。比如资本主义倾向说，资产阶级复辟说，反对翻案说，前途光明说，阶级斗争再搞一万年，以及党内会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纷纷检讨，接着一起举手同意他的方针。
60年代初期风行乡村一亿农民中间的包产到户，终于再度沦为非法。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浙江三杰”自然首当其冲。冯志来由武装警察押解回乡，在监督之下劳动改造，终日沉默寡言，却身怀一百粒安眠药片，昼夜不离，随时准备赴死。直到十八年后，也即1979年，冯看罢话剧《于无声处》，大哭一场，满腔悲愤，喷薄而出。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被开除的时候。杨木水于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与死囚同监。杨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十八公斤铁镣等待处决。恰在这时，林彪垮台，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陈新宇是被毛泽东亲自指名的“单干理论家”，故处境更加悲惨：七次抄家，一百二十次批斗，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自认“迷天大雾终须拨尽，春照丽日还教重来”。他不停地写信上告鸣冤，连续二十年，总计二百余封。待到真的“迷雾拨尽”、“春照丽日”之时，他已是一个干姜一般的小老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余满脸皱纹，宛若斧劈刀凿。
毫无疑问，刻在这些“单干理论家”脸上的斑斑痕迹，也会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中间有着一个“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惨痛结局，以及“包产到户”这一抗上行为的险恶遭遇和巨大牺牲。无情的现实，究竟还能让这一悲壮的历史持续多久呢？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1）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2）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大梦谁先觉（3）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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