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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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家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由农民中崛起，但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农民。农民们不通文墨，没有政治意识和组织的习惯，易于为人煽动，却又逆来顺受。除非沦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总是惮于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属于简单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却有着出奇的敏感，其行动常由利益的动机来驱使。他们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是因为相信党能够给他们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党的官员出身于农民或熟知农民，竟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1958年l月，当毛泽东的火车开进南宁之时，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经济指标：“15年就要超过英国”，钢产量还要增加，这些都必须实现。至于下面这个部署，他认为虽有疑问，却值得一试：一年完成十二年的粮食增产计划、十一个月消灭文盲、半年实现水利化、麦收以前把全国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部杀死。

照过去方针办（12）
不管怎样，原拟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粮食和三千五百万担棉花的产量计划肯定是保守的，就算已经提高的计划——二千一百五十八亿公斤粮食和四千零九十三万担棉花，也不能代表新的形势。农业部的报告已经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四千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副总理谭震林也出来宣布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大跃进的方针在1958年的春天确定下来。还有一些叫人振奋的口号，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在那几个月里传遍了全中国，其影响直到二十年之后，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消灭“四害”的运动在那个春天里迅速地发动起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奇观。所谓“四害”，原来特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过了一年，人们发现由于麻雀的减少，农田害虫剧增，方知这小小的鸟儿不仅吃粮食，也吃虫子，所以决定不再消灭它，而以臭虫取而代之。政府将这些东西的灭绝和粮棉的增产一同列入“十二年规划”中，又在1958年1月颁布指令，把这叫做“爱国卫生运动”。号令即出，举国响应。京城里面，片片青灰色的院落上空，凄厉的呼啸此起彼落，人们在房子顶上来回地奔跑，摇晃着形形色色的长竿驱赶麻雀。一个外国人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恐万状的麻雀无处可以栖身，力尽气绝，跌落在人们脚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串串麻雀彼此炫耀。乡下天地开阔，须有另外的办法。一群解放军官兵仔细地研究了麻雀的生活习性，结果发现夜间以手电筒照射，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新华社发表了这条经验，还说一个副排长使用这种办法，一挥竹竿即打死四只麻雀。打苍蝇的办法是清除垃圾和挖掘蝇蛹。至于正在飞行的苍蝇就只有以人力发奋追击。一个加拿大人在那些日子里驱车经过乡下，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发疯般地狂奔，忽东忽西，挥动着一块布抽打地面，在她的前边，一只苍蝇仓惶逃窜……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其实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春天里随处可见。官方的舆论机构迅速地公布各地“战果”。当时有一大批人专司统计之职。这些人老谋深算，决不会像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只苍蝇精疲力尽，但他们都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统计则越可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战果不虚。这样，他们呈报的数字就可以精细至个位数。比如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只老鼠、八十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四只苍蝇。诸如此类的数字不断地公布，与此同时，一个笑话也在统计人员当中广为流传：　
　　“就算让我统计出苍蝇的公母，我也可以做到——在镜子前打死的一定是母的，在酒杯里打死的一定是公的”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看来绝对信任属下的统计游戏。他向毛泽东保证，河南将在一年中消灭全境的“四害”毛泽东将信将疑，他禁止公布这个“保证”，但又鼓励吴说，可以实验，如能成功，他将发动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芝圃所谓“灭四害”的计划全部都是吹牛。不过，“除四害”虽然半途夭折，但几个月后，人民公社却真的从这里兴起，开全国风气之先。　
　　事情乃由“并大社”发动。所谓“大社”是将若干较小的合作社农民、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合并起来统一调动。在制度上则是以更大的行政组织统制小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称为“联邦政府”。195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的时候，农村中每一合作社的规模平均容纳一百六十四户。此后两个月，并社的行动看来相当顺利，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已相继完成。新社的规模已与日后的人民公社相类，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倾向不一而有很大区别。河南乃是最激进的地区，故“大社”的规模最大，约有四千农户；辽宁为二千户；北京最小，但也能达到一千六百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照过去方针办（13）
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对于毛泽东来说，由四位党的领导人共同“吹”出这个词汇的过程，也许比这个创造本身更有意义。这证明政治局里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全部站在他的一边，全力推动这幅理想的图画成为现实。　
　　两周以后，毛泽东的公社蓝图完成了最后一笔：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在试图营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水之分子和人之细胞。到了这一年夏季，此种认识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已大致形成。这可以由当时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来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写道，要把合作社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发表当日，即中国共产党三十七周年诞辰，他又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说。他向学生们解释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他在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叫党的官员们如痴如狂的“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照过去方针办（14）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样一幅图画真是让农民着迷，其中诸如燕窝猴头呢绒空调，又如电话电视航班无线电，在他们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这时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农民被说得如醉如痴，夏季的丰收似乎也在证明，这一切都不是异想天开。但是毛泽东还要亲赴乡间，去体会农民的实际情形。　
　　出巡的日子选择在8月4日，时机恰到好处。乡下收获的季节，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毛泽东这一路全被乐观的气氛包围着。他到了河北省徐水县，那里二百四十八个合作社已宣布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两天后他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这里已经先他一步挂上了“人民公社”的崭新招牌，他就点着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河南省立刻热闹起来。又三天后，他到了山东省历城县，看到北园乡正在办农场，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北园就把农场的牌子摘下来，换成人民公社。然后毛泽东离开乡下，成竹在胸地来到北戴河海滨。　
　　后来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为，是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驱向高潮，这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会议开始于8月17日，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均由这个会议发动。这年夏季，国内的问题特别庞杂又特别急迫，都压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身上。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看来已有充分把握。十年决于三年，三年决于一年，一年决于春季。然而现在已是盛夏，苏联人正在那里讪笑；大跃进的要旨在于发动群众，可是没有成千上万忠实于党的知识分子，则将如何？中国人要有核武器，这看来又是一笔巨额投资；粮食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工业的速度却不令人满意；土地过于贫瘠，不加以深翻和改良实在不足以完成增产计划；仓库里面丢弃的八十万架双轮双铧犁，已经损害机械化的名誉，进一步鼓舞人民的士气实属迫切需要；还有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商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消灭“四害”问题，有高积累问题、大集体问题，有农场问题、工广问题、农具研究所问题，有实验田问题、良种问题、肥料问题、鼓励种植薯类的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夏天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聚集在北戴河的这些人在两个星期内通过了四十项决议。但眼前最急迫的所在，是完成钢铁指标和建立人民公社。应该有两个崭新的、严肃的、富于鼓舞性的文件向全国提出。8月29日，这两个文件就诞生了。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部署之后，党中央终于信心十足地宣布：　　
　　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当然，在当时这些人们的眼里，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一回事。所以虽然事情堆积如山，千头万绪，政治局还是没有忘记通过一个《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号召农民以精神的力量去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番论述清楚地阐释了将要席卷我国五亿农民的这场运动的特征。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这么多的幻想；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以为精神的力量真的可以取代物质以及技术的力量。这一代人在他们的1958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当中的话来说，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外一个在乡下广为流传的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是，最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事情，还要算全民炼钢。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每个月都在提高，看来就是一个“就怕想不到”的形象描绘。这一年2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的计划书中，还只有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按照这样的增长，也就可以实现激动人心的“十五年超过英国”了。到4月14日，就成为七百一十一万吨，这样，“可以十年赶上英国”。5月最后一周，升为八百至八百五十万吨，于是，赶上英国“只要七年”，十五年以后就是赶超美国的问题了。这真是惊心动魄的变化。可是这个数字仅仅保持了两个星期，6月中旬，变成八百五十万至九百万吨。这样，赶上英国就“有可能不用三年”。这个“不用三年”的豪迈至多只存在了三天，到6月18日，成为一千万吨。又过了一天，毛泽东说，“去年五百三，今年为什么不能翻一番？”这样，就变成了一千零七十万吨，“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

照过去方针办（15）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只生产了三百一十万吨钢。接着7月份也过去了，8月又过去两个星期，令人吃惊的是仅仅增加了七十万吨。毛泽东开始担心。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仍然要求“一吨也不能少”。换句话说，要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再炼出七百多万吨钢。钢铁工厂的厂长们纷纷来到毛泽东面前，慷慨激昂地保证完成任务，政治局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都在跃跃欲试。不过，大家很快发现，他们手中那些炼钢高炉，就是日夜不停地往外流钢水，也流不出来那么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挽回危局的办法只有一个。毛泽东说，“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几个月前聚集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现在开始涌上山头。8月底已经有几百万人，9月份五千万人，到了12月，增至九千多万人。漫山遍野人声鼎沸，狂呼乱叫。到处都是鼓风炉。这些炉子多由砖头和石灰石所筑，奇形怪状。开始的时候有三万多座，一个月后是六十多万座，又过了一个月就有了几百万座。这些数字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因为根据《北京周报》记者的描述，这样的炉子由兴建到投产，用一天时间即已足够。后来又有消息说，湖北省一个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建设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十个小时、八块青砖、九十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人的勇气、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新华社的报道说，宋庆龄副委员长虽然喜欢花草，但是也让花匠将院子里的树木花草砍去，砌起一座冶铁炉。只可惜人们不仅没有炼钢的技术，就连足够的原料和燃料也没有。在乡下，农民是从报纸上学习怎样建造高炉和怎样炼钢。赶着牛车运送矿石，用筐抬来煤炭。用肩膀把它们扛上山去。不久，就连矿石和煤炭也难以供足。于是组成了“伐木队”和“收铁队”。“收铁队”走村串寨，号召百姓献出家中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炉中。“伐木队”专司砍树，用作燃料，很快就把靠近村庄的树林全部砍光。安徽省有个叫巢湖的地区，这里的树林真是饱经风雨。四十年代日本人打过来，国民党的军队藏在树林里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后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藏在树林里躲避国民党的飞机。可是这些树林挡得住飞机大炮，却挡不住1958年的“伐木队”，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光了。不过，那时候，没有人为这些树感到可惜，党就是要他们献出生命，他们也觉得应该。人们夜以继日，不计酬劳，有年轻人，也有老弱妇孺。用竭尽全力来描述这些场面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官员们的口号是“需要干多久，就干多久”。突击队员们真的可以四五天不睡觉。后来《人民日报》觉得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说明休息的必要性。社论要求农民们每日睡眠六个小时，孕妇还可以睡得更多一些，即使突击队员，连续工作也不得超过四十八个小时。这种关心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多少都会有“残酷”的感觉，但是当时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响应党的号召的。　
　　秋天转瞬即逝。农家都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年成，只等开镰。可是山上炼钢正是紧急关头，乡下十人之中即有四人在铁炉子边上，粮食无人收割，就开始变质霉烂。省委书记们纷纷承认，由于没有好好地收割，“浪费了一些粮食”。不过，这是后话，当日人们满眼都是钢铁，哪里还有粮食。有人把一句古老的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稍加修改，就变成了“人是铁，钢是饭”。　
　　令人激动的回报终于到来。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在经过了那些感天动地的日夜之后，所有的人听到这消息时都会眼眶发热。但是，至少有一个英国旅游者会提出疑问。他在云南省一个村庄里面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在我看来”，他说，“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者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事实根据。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在几个月后发现，1958年所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中间，合格的只有八百万吨，其余的虽然不是像那位刻薄的英国人所说，和“原料完全一个样子”，也全都是废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16）
在当年所有那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份计划令毛泽东既疑且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禁不住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之所谓“诗”是一种浪漫的遐想，这批示写在1958年11月6日。第二天，也即11月7日，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看到毛泽东的这几行字和范县雄心勃勃的计划。比起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去过的河北省徐水县，范县居然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一举提前三年。　
　　但是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会对这些表示惊奇。讨论何时才是共产主义的开始之日，多少年来就是共产党政治家们的职业兴趣。三十八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的时候，列宁说，大约是在193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还说他们这一代中十几岁的人们，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了十八年，也即1938年，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保证，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又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十二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前辈可能有着无数的区别，但在计算到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时，其紧迫的心境如出一辙。　
　　不过，在农民中间，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叫农民刻骨铭心的不是时间表，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一边在山上贡献自己的体力，一边又在家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确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引导五亿农民同心协力。《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解释说，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将原有的七十万个小合作社合并；所谓“公”则是更加集体化。男人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吃饭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洗补晾晒。“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化为公有”（《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舆论一经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输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强制，就成为党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到这一年的秋季已经有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生活在乡下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里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人分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乎都会成为“共产风”的煽动者。每一个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其规模大致相当于二十八个合作社。平均管理着四千七百九十七户农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产收支的核算以及盈亏由公社执掌。所以“共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内之全部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当然“转归”本身还要经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以公社的名义发出建立若干生产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三百零五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一百九十二头牛、八十九头猪和二千七百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公社两手空空的领导者们，也的确是在一夜之间即可拥有财产万贯。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薄一波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敢这样说的，而农民们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当然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王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照过去方针办（17）
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地里长着的粮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时节，庄稼收回晾干，这是占有农家财产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官员们开始征购粮食。老百姓万般无奈之下，或者隐瞒产量，或者坚持不肯出卖，以保卫自己的劳动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十二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三十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人民公社欠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三十亿，而是二百五十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二百五十元。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乡下农民无数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个跑马乡公社，地属湖北省当阳县。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样算起来，所余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三个月。这位书记甚至来不及为他的共产主义作一首诗，只是向他的农民解释说；“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牵走。他这一番话讲得老百姓如痴如狂。会议结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东西便直奔当地享有富名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