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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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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照过去方针办（1）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五十年代初期肇始，六十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的时候，就已初露峰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乎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求是》杂志，1989年第23期。）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储安平：《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载1949年《观察》6卷2期。）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二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二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入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诸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照过去方针办（3）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六千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鸟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七千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79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六亿人中五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九十四万三千字，一千三百六十页，一百七十六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一百零四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约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照过去方针办（4）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五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开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三百个，半年后约三千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一万四千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5）
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二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万，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一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6）
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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