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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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青萍末（1）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公元1978年12月，中国旧历为戊午年冬月，也是北风南云犬牙交错的时节。北京城内，气候有些反常，风云雪雾间，忽冷忽暖。败叶枯枝，寒霜相逼，落满街头。　
　　但是，这一点冷暖对于北京人来说，却是无关痛痒。京城一向为政治的中心，虽普通百姓也已惯睹政坛风云。当月国事频频，早把人们的心绪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头巷尾里种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不论，只就官方发布的消息，也足令举国震动。12月16日，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于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语惊世界。两天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人民大会堂中，这便是后来被全中国认定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不过一旬时间，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叠叠，接踵而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退却告一段落。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轮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经过极富戏剧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召开追悼会，以示平反。随后，广播里面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还有更为惊人的消息从中南海里传出来，十年前沦为中国最大的坏蛋、被开除出共产党又死于非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沉冤将洗，其魂灵也将重回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本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总之，在史学家眼里，即使没有忽晴忽阴的气候，1978年12月也实在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月。　
　　大事不暇应接，小事便为人们忽视。这些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来系一时一地的末枝细节，不足为史家赘述，但是我们叙述的这一段历史，不妨由这里开始。因为这在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当中，乃是要点所在。它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若干大事的结局，也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掀起的更大波澜的源头。承前启后，因果相连，其对当代历史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以下。　　
　　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风和乌云席卷南下，笼罩了江淮腹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当地人把它叫作小岗。　
　　天气虽还不算酷寒，农事却早已停止。照老辈的习俗，此时乡下该是闭户居家的时节，只待来年冰融雪化，方能开始新的一轮耕作。然而当日傍晚时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动，男女老少，仨俩相继，分赴村西。这些人多为严姓，具有血缘与亲缘的双重关联，依中国人的传统，既属一脉同宗，平日相逢便总会问寒问饥，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今日相顾却都无言，只默默并肩而去。　
　　小岗处皖东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属凤阳县，距首都北京两千多华里，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数百里。中国从古到今历代的版图之上，从未有过它的名字。在以交通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汉文化的历史中，它的被冷落并不奇怪。小岗实在太小，在1978年12月，只有十八户农家，一百一十口人。然而它被遗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遥远和偏狭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更由于在我们庞大的乡土社会里，像这样的村庄至少有五百万之众，倘若中枢政要一一给以关注，在技术上实在难以操作，何况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来，这也确实是大可忽略的区区小节。　
　　但是，对于小岗的农民来说，其利害关系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发生的变故他们根本不曾与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种种荣辱沉浮，地覆天翻，毕竟都是上面的事，离他们的饥寒是那么地遥远。眼前这个小村里的酝酿，才是事关自己生死命运的大计。

风起青萍末（2）
十八户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间茅屋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五百一十七亩耕地和十头牛。队长严俊昌在当村严姓居民中有着类于家长的位置，又具有秉公处置家族冲突和邻里纠纷的品质，虽不识字，却有相当的威严。另一个名叫严宏昌的年轻人，为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惟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此人大耳大嘴，高颧高鼻，其面相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眼下，严氏兄弟望着治下这一群贫下中农，破衣烂袄，饥肠辘辘，一个个全是穷途末路的模样，凭着一点点的知识和直觉，他们对这个集体已经信心全无。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这个集体尚未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那时小村也穷，但还不至穷到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来忍饥挨饿。严氏兄弟永远记得，那是他们的村子最兴旺的时候。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惨惨凄凄，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严宏昌劫后余生，竟然还能读几年书，只不过，惊魂依旧难定，而且越读越惊。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五百公斤减至五十公斤。　
　　即使凭着简单的直觉，严氏兄弟也可以对党的干部们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表示怀疑：就算“老天爷”连年地故意刁难，何以自从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岗招展起来，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就从没有让人吃饱过肚子？！　
　　政府每年尽其行政的手段赈济饥民，力使“三年悲剧”不至再现。但逢救济粮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员端盆举碗，一致地翘首引颈，其情景犹如旧时豪门的开仓放粮，令他们经久不会忘记。所不同者，豪门放赈在于市恩养威，所以总归大喊大叫。今天党的干部则口口声声带领农民走过“社会主义桥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无论运来多少粮款，总是不肯声张。直到1979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一百五十六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八十七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为济。　
　　每临秋冬时节，小村家家闭门堵户，老幼相携，在他乡乞讨。农家人沦为乞丐，在讲究名节的汉民族中，原是羞于见人的事，无奈生活所迫，且年复一年，人们渐以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离家行乞，竟至成群结队，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女高音在村子边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轻快的调子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几年，严氏兄弟及其家乡父老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激动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即使再愚昧也会发现，说公社是一根把大家连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骗人的，可是，作为公社的社员，他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甜蜜的“瓜”，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以今日衡当初，究竟是公社养活了小岗，还是公社剥夺了小岗？　
　　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风起青萍末（3）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萎萎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

风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

风起青萍末（5）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上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风起青萍末（6）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划写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的过去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土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中的首要话题，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砘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