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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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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9）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卷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备战和参战，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卷中讨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卷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天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本卷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种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既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楷模。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10）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mile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nnies）、马克斯·韦伯（Max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注重西方不难理解。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卷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在此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亲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11）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orimpersonality；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r米r花r书r库r ；www。7mihua。com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12）
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buuyu。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13）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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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状态（1）
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和政治的生物学基础；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而正义和政治秩序，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古典政治哲学把天性和惯例（或称法律）截然分开。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张，合理城邦必须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变化的人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约翰·洛克（John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给予这差别以进一步的拓展。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讨论自然状态，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用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养的各级人性美德（ahierarchyofhumangoods）。
但在一个关键命题上，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卢梭泾渭分明。他主张，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而这三位早期现代的哲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在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他由此演绎，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基本自然权。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竞争、畏葸（害怕）、荣誉；“第一项，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第二项，以获安全；第三项，以获荣誉”。因此，自然状态被描绘成“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国家，也就是利维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来保障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政府，也就是利维坦，借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1＇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对自然状态的观念，比霍布斯的温和。他认为，人类所忙碌的，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以生产私人财产，而不是彼此打斗。洛克的基本自然法，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还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2＇依照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为保护自然的自由和财产，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依照洛克，国家虽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为自然权利的褫夺者。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追寻幸福之权，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的暴力的自然状态，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一直是鲜明的对照。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最重要的，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对善念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他拒绝为同类做事，因为他自信不亏欠他们；他因此而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并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3＇卢梭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利维坦》讲述的暴虐人，其实只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对卢梭而言，自然人虽很孤独，但却是胆小恐惧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战。野蛮人的“欲望，从不超越其物质需求；除了食物、配偶、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他财产”；他害怕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会的产生，不代表拯救于“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反而因相互依赖，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
第二章 自然状态（2）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所获得的论据，尝试弄清天生人与社会人的差别。自认懂得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所以，将之对照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19zs。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动物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对他的其他观察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但卢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国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前社会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4＇
我们可将之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持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持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持了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早期现代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第二章 自然状态（3）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并不因为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而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戚选择（kin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存性原则（inclusivefitness）或亲戚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因为后者仅分享25％的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世界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6＇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也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dilemma）。＇7＇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Axelrod）组织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8＇艾克塞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他众多物种。＇9＇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10＇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洁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了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11＇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从灵长目先驱进化而来提供了宏大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99％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他的一对。＇12＇（除了解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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