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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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人们说，年纪大的人爱忆旧。我现在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这种情感，犹如香山的红叶，秋愈重而色愈炽。我于2001年5月退居二线，有时对在职的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历史。虽不尽然，但却是事实。《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所集纳的是笔者4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报道的真实记录。所谓重大宣传包括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是新闻报道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我1940年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迁。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一个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时代，经历、目睹了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我从学生时代就喜好新闻，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从1964年开始，40多年一直在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64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近30年，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改革开放初期，搞对内广播新闻宣传工作；二是1993年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后8年多，做对外宣传工作；三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中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在新闻宣传报道这样一个时代前沿的岗位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变革，报道着人民共和国几十年诸多重大事件。
　　本序言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与本书有关新闻事件和文章的历史背景。
　　一
　　我与新闻工作结缘纯属偶然。小时候农村没有文化活动，我爱听大人讲故事，爱听艺人说书，上了学爱好语文和文学，做过当“作家”的梦。后来在肥城县第一中学读初中、高中，看到了肥城县办的一份报纸，引发了我想当县报“记者”的激情。县报记者可以满县到处跑，接触好多新鲜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多么惬意！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这不是因为我喜爱广播，只是因为好考。我那时对广播一无所知，除了农村安装在树上的大喇叭（农民称为“戏匣子”）以外，竟不知道收音机是个啥样子。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只想报考新闻，在仅有的设新闻专业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之间挑来挑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所以成为我的首选目标，因为学院初创，广播是冷门（不像现在如此红火），招生人数又最多，自然考取的概率就高。没有想到，我竟由此与广播结缘，竟由此奠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工作道路。
　　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一待近30年。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共和国新闻舆论重要而敏感的部位，起着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提供信息和文化娱乐的作用。中央电台这一新闻舆论工具的地位、性质和特点；　决定着它对全国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直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是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关头。从1964年到1993年，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惊天动地的30年，我在中央电台这样一个政治敏感的岗位上，与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暴风骤雨，经受风与火的考验。
　　二
　　1964年我进中央电台不久，首先遇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等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它来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那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谁都在劫难逃。长达10年的内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创伤，也给广播宣传造成严重危害，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传媒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文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对于“文革”，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序（2）
我在中央电台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那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必然是特殊的宣传时期，必然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宣传状态，复杂、艰难，时局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时刻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中。那时，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电视还不发达，广播又有着传播快、影响面广、直接进入千家万户、最能够动员和形成广泛社会舆论的特点，在各种媒体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因此也就特别耀眼，受到特别的重视，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影响也最大。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电台首当其冲，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主要是夺宣传大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和宣传机构被彻底打碎，由造反派群众组织掌权，成立宣传小组管理全台宣传。1968年初实行军管，这年的12月28日我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央电台宣传小组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主持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将近4年。1972年7月我去了“五七”干校。1973年7月至1974年9月我担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了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编辑与审稿工作。1974年10月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进了中央电台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这一简历说明，“文革”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处在中央电台广播宣传的第一线和领导岗位上，天天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诚惶诚恐。毋庸讳言，我在广播宣传中执行了那时错误的方针政策。在这样的大的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岗位上，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高低诚然可以减轻或加重由宣传舆论造成的损失，但无法根本避免。
　　“文革”期间，中国也曾经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发生过一些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和未来的前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到宣传小组不久，便面对重大新闻宣传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25日在极其紧张中保证了准确、及时地向全国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27日报道了北京市民观看卫星途经北京上空的动人情景。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几十年中遇到的最紧张、最忙乱的一次播出。
　　——1971年9月13日，当时被呼得山响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突然叛逃，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和前后强烈反差引起的震惊难以言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保证了全国局势的稳定。
　　——不久，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的喜悦溢于言表，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指示全文刊播57国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致辞，完全按照发言次序，完全不加选择、不加删节、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中央电台创下了一次新闻节目播出6万多字、长达5个多小时的历史记录（记录新闻播出35个半小时），开创了新闻广播一次节目时间的最长记录。
　　——正在“文革”“打倒美帝”的高潮中，在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浪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惊人之举，1971年4月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面对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周恩来总理以高超的智慧缜密部署宣传报道上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原则，赢得了赞誉，保证了顺利转折过渡。
　　最难忘的是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宣传报道的紧张、复杂、艰难和巨大的政治压力，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境难平。

自序（3）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更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新闻界在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的压力，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悼念活动，但难有作为。4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
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听众的需求和媒体之间出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电视的崛起，都强烈需要中央电台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改革？无先例可循，“万事开头难”；宣传改革易，自身改革难，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旧难为继，放开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河”。新闻改革既有巨大的动力，也有顽强的阻力。就中央电台而言，这是个老台、大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节目、风格和结构，“文革”后又刚刚恢复了以前众多的名牌节目，这是几代广播人的财富，要改革“船大难掉头”；中央电台有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的队伍，有光荣的传统，但改革需要新思维新观念，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总在顽强地表现。中央电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改革，从讨论“广播自己走路”开始作理论准备，逐步作局部节目调整，但进展缓慢，直至1985年底才开始了全面的不停顿的艰难改革的历程。
　　——1986年中央电台正式提出了“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更好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全面改革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全台的节目设置、方针和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取消、合并和新设一部分节目，同时改革播音，设节目主持人。1987年元旦出台了新方案，突出了重点新闻，创办了《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等，很快赢得了听众。
　　——1987年7月中央电台在全面改革基础上又瞄准新闻进行重点改革。新闻是中央电台的主体，它的变化如何是中央电台改革的标志。这次改革的着重点是拓宽新闻报道面，增加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提倡重大新闻活动的现场直播和记者的现场口头报道，加强广播评论等，同时详细研究确定了新闻节目的布局和分工，实现了第一、第二套节目相交叉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节目。
　　——1991年中央电台主要围绕专题和文艺节目进行了第三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可以提前，因“北京政治风波”而延缓。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着眼于全台宣传质量，使节目设置与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战略部署相对应，与听众的收听习惯相适应；发挥全台优势，促进“三提高”：提高宣传质量，提高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改革以调整节目布局和结构为重点，将有关同类节目合并和改造，设置了6个板块节目，分别安排在各自听众相对集中的“黄金时间”播出，设主持人。
　　——1992年中央电台还准备进行一项改革，设想在新闻报道中充分利用广播和中央电台“两个优势”，把《全国联播》办成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当地广播记者的现场即时报道节目；设想把不同类型的节目办成专题频道。但未来得及展开，我就离开了中央电台。
　　在每次改革中，同时对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和对台湾广播作了调整改革，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行政工作与后勤服务等都作了统一改革。这期间也是全国广播界改革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很有首创性的节目，创新了节目设置和编排形式，振奋了广播人的精神，不仅走出了被电视冲击造成的“广播低谷”，更深化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进取的过程，以上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
　　1993年4月，我被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从此迈进了对外宣传战线，工作了8年多。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次调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工作的变动使我由对内宣传转向了对外宣传，由广播转向了书刊、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由以中文为主的宣传转向了以外文为主的宣传，由具体参与一个单位的宣传工作转向了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宏观策划与管理。
　　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非常看重广播，非常看重对内宣传，而对对外宣传却很生疏，很少接触，很少了解。走进对外宣传，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对外宣传工作具有特殊性，它内涵丰富，面对的是一个广阔复杂的世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发展前景的事业。中国对内与对外宣传工作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犹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服务于我国工作全局和内外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长时间里两个轮子的转速不同，对外宣传的特性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从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外宣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外宣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迫切要求，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种“两厢情愿”的主客观需求，为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国经济和信息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对外宣传从来没有过的广阔空间；和平、发展、合作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有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变化。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序（5）
我在外宣战线工作的8年中，前4年多虽然参与中央外宣办工作的研究，但主要是在中国外文局；后3年多主要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一直以对外出版发行书刊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创造了外宣业绩，也创造了丰富的外宣经验，涌现出一批真正懂外宣的人才，像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沈苏儒等，都是中外颇有名气的中国外宣专家，而且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对我学习和从事外宣大有裨益。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又为我了解中央外宣决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给了我一个从全局、宏观了解和把握外宣的机会，有一种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的切实感受。多年的积累告诉我，正确地把握全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不谋全局，不识一域”。在这期间我具体分管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国际问题的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对这些事件总体的认识和结论留待历史去评说。
　　2008年10月于北京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