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的智慧--新经济时代的创新思维方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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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的智慧》书讯　一
将五只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惩罚所有的猴子，直到没一只猴子再敢动手，试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新来者不知这里的〃规矩〃，动手去拿香蕉，结果竟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四只猴子便代替人执行惩罚的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继续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罚的猴子逐个换出来，当最后笼子里所有的猴子都是新猴子时，仍然没有一个猴子敢去碰香蕉。
　　这是同济大学王健教授在新近出版的《王者的智慧……新经济时代中的创新思维方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一书中所举的例子。猴子天生爱吃香蕉，可是偶然出现一个〃不许拿香蕉〃的制度后，这一违背猴子天性的制度居然自我强化成为第二天性。最初，猴子们不让群体中的任何一只猴子去拿香蕉是合理的，为的是免遭〃连坐〃的惩罚，但当〃人〃与〃高压水枪〃都退出惩罚机制后，惩罚已转化为一种内部机制，并顽强地毫无理由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
　　同样有趣的故事，在《王》书中屡见不鲜：
　　西方有马戏表演者对观众说：〃桌上这个玻璃缸里有几百个跳蚤，都经过了专业训练，我要它们跳多高就跳过高，相信不相信？〃说着，打开左边的缸盖，叫道：〃给我跳35公分高！〃结果所有的跳蚤都拼命跳了起来，奇怪的是竟然全都只跳35公分高。接着表演者又指着右边的玻璃缸说：〃你们都给我跳40公分高！〃盖子一揭，果然全都只跳40公分高，一斩齐。真是绝了，难道有什么魔法吗？
　　其实训练方法非常简单，野生跳蚤抓来之后，若要它们跳35公分高，就在35公分高的位置盖一块透明玻璃，跳蚤本可跳自身高度的上百倍，所以就使劲往上跳，但碰到玻璃就被弹回，一次又一次，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之后，跳蚤便自动适应了这一强制高度，以便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当玻璃盖子掀开之后，跳蚤仍然只跳35公分高，因为它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玻璃，他们已经屈从并习惯于这一高度了。
　　岂止是猴子和跳蚤在不断延续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思维的定势，作为拥有更高文明的人类，我们在嘲笑猴子和跳蚤的墨守成规和不知变通的同时，反观自己，又比猴子好得了多少？
　　好在，我们还能时时反观，事事警惕，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进取，以创新来改变生活、工作的现状，迎接美好的未来。
　　说到创新，也许有人会说，它属于科学家和领导者等〃肉食者〃的事，与我们普通人似乎关系不大。《王》书的作者王健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创新属于任何一个愿意创新的人，它是潜伏在每个人内心的本能和渴望。
　　正如书名的副标题所透露的，这是一本讲〃创新思维方法〃的书，与以往只讲创新功效而不讲创新方法的书不同的是，本书更注重于实际，把落脚点放在教我们如何去创新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研究积累的经验，一一分析了束缚我们前进的偏见、权威、惯性三大思维枷锁后，又条分缕析地给出了敲碎他们的方法，更值得一阅的是，后面的内容里，还有十五种创新思维方法等着我们去掌握并巩固，不难看出，这样的思维训练方法不仅简单，而且实用，既易学又不难掌握，相信此书能给期待创新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多少会有帮助。
　　不得不说的是，《王》书的作者王健可不简单，作为同济大学广告学院的主任，他多年来一直从事创新思维的研究，被誉为中国创新思维研究的领军人物，就在不久前，刚刚当选为中国创造学会的副会长。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对其进行过专访，全国上百所知名学府和近千家事业单位都邀请其作过创新思维方面的演讲与培训，王健教授2008年的演讲行程已排得满满，有一部分甚至排到了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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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的智慧》书讯　二
同济大学广告学院主任、中国创新思维研究的领军人物王健教授的新书《王者的智慧……新经济时代中的创新思维方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终于出版啦。
　　多年来，王健教授一直致力于创新思维的研究和传播，给学生授课之余，常常活跃于全国各个知名学府的各种高级培训讲坛，近千家企事业单位邀请其讲授创新思维方法，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都对其进行过相关采访。
　　这次出版的新书，是王健老师对以往创新研究和讲座的一次彻底性总结，不但继承了王老师一贯幽默的讲课风格，而且还添加了一些有趣的益智小游戏，读来丝毫没有枯燥和嚼蜡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灵光和灼见在书中随处可见，创新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相信本书能对努力寻求突破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会有不小的帮助。
　　

《王者的智慧》书讯　三
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它是有〃新〃人的世界。
　　这是同济大学广告学院教授、中国创新思维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健教授在新书《王者的智慧……新经济时代中的创新思维方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中所阐述的思想。
　　什么是〃新〃？怎样才算〃新〃？如何捕获〃新〃？《王》书中自有独到的见解。
　　在王健老师看来，〃新〃就是〃创新〃，别出心裁、不同于以往的所有想法乃至实践都是〃新〃的，只要我们敲碎了惯性、偏见、权威这三大束缚我们思维的壁垒，掌握了十五种创新思维方法，我们任何人都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至于怎样敲？拿什么敲？如何掌握？王健老师在书中一一作了相应的解答，相信读者朋友看完此书后肯定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亲眼所见的就事实吗？
在联邦德国召开的一次心理学会议上，突然从门外冲进两个人来，后面的一个人手里拿着枪，在会场里拼杀追赶。只听“叭”的一声枪响，那两个人就在会场上消失了。这桩突如其来的事件前后仅有20秒种。事情过后，会议主席立即请全体与会者写出目击后的记忆。在上交的40篇目击记录中，只有一篇在主要事实上的错误少于20％；有14篇存在20％到40％的错误；有25篇出现了40％以上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不少细节纯属人为的臆造。
　　目击者都是善于观察的科学家，并且也都与这桩事件无个人牵连。敏锐的观察和无偏见竟出现回忆差错。动物病理学家贝费里奇道出了这其中的奥秘：“观察不仅经常错过似乎易见的事，而且他们常常臆造出虚假的现象，虚假观察可能由人们的错觉造成。”
　　此时此刻，“看”和“听”发生了“扰动”，客观的“真实性”被心灵“加工”了，事实经过观察而烫上了主观的烙印，这就为偏见埋下了种子。
　　正如，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说的：事物在解释中并不局限于原来的意义，因为“它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
　　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证明：大脑视物有“成见”，人可能只看到部分事物。
　　美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进入人类视野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都会被看到，大脑对于人看到的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即它只让我们看到部分事物。
　　科学家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一些志愿者进行实验，让他们观看计算机屏幕上的一幅图。这幅图背景为黑色，上面有许多位置不断变动的蓝色小点，靠近中央部分则有三个静止不动的、尺寸稍大的黄色斑点。
　　参与实验者被要求注视着运动的蓝点，一段时间后，几乎所有人都说，黄色斑点逐渐变暗消失了。
　　科学家认为，大脑是从零散杂乱的视觉输入信号中选择信息来组织成图象的，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有时侯会剔除某些信息。
　　

偏见是一种无意识的倾向
偏见有时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一种无意识倾向，就像激烈争吵时，人的身体总是向对方倾斜，在表示骄慢时，头部会不自觉地侧仰，人的欲望和情绪也会导致些微的心理偏移，以迎合某种期待。
　　下面这则实验更有定量的效果：
　　被测试的人两手各拿着一个球。这两个球一个大，一个小，但重量完全相等。如果问测试的人：哪一个重？哪一个轻？被测者通常会说大的那个轻，小的那个球重。明明一样重，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就是心理期待导出的偏差。因为在被测者头脑中，“大”和“重”联系在一起，“小”和“轻”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常识早就建立了相应的惯性链接，正因为如此，当他去拿大球时，他已经做了某种心理准备，或称心理期待，即大的球重一些，所以就会以较大的力量去托住大球，但却意外地发现大球的重量不附合自己的心理期待，当他以较小的力气去托小球时，却正好相反。小球的重量竟超过了自己的估计。
　　于是，在重量和视觉的强烈反差中，他会修正自己由于心理期待失误所导致的结论，从而纠枉过正地做出另一个错误判断。而全部原因就在于人的思考和行为总是受制于某种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或多或少会干扰我们的判断，使看似真实的判断蒙上些微心理错觉。
　　

纽约到处都是骗子？
点状黑暗思维在心理学上也可称为“类化倾向”，即将一个点“类化”为一个面，生活中，一次小小的失败，有人会说，我不行，我完了。偶而受了一次骗，我们会感慨：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你看那些小贩、那些推销员、那些医生、那些警察、那些干部，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地算计你，敲诈你。其实，情况并非像你所认为的那样糟糕。
　　罗伯特？福尔姆在《我们得回到幼儿园》一书中分析了这一偏见：一位名叫史蒂文？布利尔的男子就证实了这一点。他专门在纽约通过和各式各样的出租车司机打交道，以此来进行实验。布利尔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语水平极其有限的富裕的外国人的模样。他在纽约坐了几十辆出租车，想要看看究竟会有多少司机来欺骗他。
　　最后的结果是，在37个司机中只有一个司机骗了他。其他所有的人都直接把他载到目的地并正确地计费了。有好几次，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只隔了一个街区或者两个街区，司机都善意地拒绝载他，有的甚至专门钻出他们的车子，用手指点给他看距离目的地已经是多么近了。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几位司机在车上竞警告他纽约到处都是骗子，因而他这个不太会说英语的外国人应该多加小心。
　　“纽约到处都是骗子”是一种归纳，但却是不完全归纳，甚至是以偏概全的归纳，可大家偏偏就信，因为它附合人们心理上的“类化倾向”。
　　类化是人们判断事物的捷径，或者说，人们对某种新现象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类化的。台湾杨保罗曾举例讲道：李先生到美国访问，在星期三上午十点钟路过一个公园，看到一名白人男子悠闲地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他会想：“美国人真是既有钱又有闲，你看他多自在。”走了不久，又看到一名黑人男子也悠闲地坐在另一张长椅子上晒太阳，李先生不禁感叹：“看来美国还是两极分化，黑人的失业问题一定非常严重吧。”
　　其实，对于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白人及黑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料研判他们是在“做什么”但旁观者却会根据自己心中的“类化倾向”对他们的情况作“超出事实”的解释。
　　对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常常会根据他们的种族、性别、阶级、职业、衣着来分类，而将“类”的属性加在他们身上。譬如我们心中经常会响起这样的声音：噢，她是女秘书……，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将我们并没有深度了解的某个人类化了，偏见的形式就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我们确实是生活的目击者，但这并不够，我们还必须对目击后的判断保持一份警惕，很可能在我们认定为“事实”的判断中包含了我们并不知觉的“偏见”，正如下面这些判断，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
　　无商不奸
　　无官不贪
　　男人没一个好的
　　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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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惯性思维中走向灭亡
惯性不仅可能在瞬间形成，更可能在大尺度时空中形成，不但会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更会在群体中形成和延续，就像漂移中的各大陆板块，虽然在常规经验中你看不出它的移动，但这种移动却是缓慢而坚定的。
　　正如一个实验所描述的：
　　将五只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惩罚所有的猴子，直到没一个猴子再敢动手，试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新来者不知这里的“规矩”，动手去拿香蕉，结果竟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四只猴子便代替人执行惩罚的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继续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罚的猴子逐个换出来，当最后笼子里所有的猴都是新猴子时，仍然没有一个猴子敢去碰香蕉。
　　猴子天生爱吃香蕉，可是偶然出现一个“不许拿香蕉”的制度后，这一违背猴子天性的制度居然自我强化成为第二天性。最初，猴子们不让群体中的任何一只猴子去拿香蕉是合理的，为的是免遭“连坐”的惩罚，但当“人”与“高压水枪”都退出惩罚机制后，惩罚已转化为一种内部机制，并顽强地毫无理由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许多制度、规则、伦理、习惯就是这样产生和沿袭的。
　　群体的惯性一旦形成，由于其惩奖机制的强制性，有时会比个体的惯性思维具有更惨烈的社会危害性。正如缠足，无论从审美、快感、健康等任何角度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却能被一个巨大的群体连续几个世纪地沿袭着，除非重大变故和外力的影响，这种历史惯性是很难制止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修正成本”概念，即群体的惯性一经启动，便会逐渐形成各种“历史附加”，从而导致一个更大的利益系统的建立，共生共振的结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变革的成本大大提高，甚至导致灾难性的不可逆转。下面这则颇具黑色幽默性质的故事，便是一例。
　　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而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个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被颠坏。为什么？因为这些路的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定的。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所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
　　更为惊人的是，当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航天飞机立在发射台的雄姿时，你留意看看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一家名为THIOKOL的公司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胖一点，这样容量就可以大一些。但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是要用火车从工厂运送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是比火车轨宽了一点，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火车轨的宽度是由马的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时间和惯性会使人精神麻木，即使是最应该淘汰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做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
　　

专家的话就一定真确吗？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由于时间、精力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通常只能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专业领域内拥有精深的知识，而对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则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为了弥补自己的无知，以应不时之需，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各个领域内的专家，而对专家的意见，人们唯有点头称是，照单全收。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按照专家的意见办事，总能得到预想中的成功。如果不慎违反了专家的意见，总要招致或大或小的失败。在发生争执时，如果有一方引证某位专家的话为自己辩护，那么另一方很快就会认输。于是，久而久之，专家就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思维屏障，阻碍了人们思维的发展。
　　1936年5月25日，在柏林奥运会上，美国天才运动员欧文斯创造了秒的百米短跑世界纪录之后，这一纪录保持了30年。以詹姆斯？格拉森医生为代表的医学界权威断言，人类的肌肉纤维所承载的运动极限不会超过每秒10米，不可能在10秒以内跑完百米。这种说法在田径场上流行了30年，所有人也都相信这是真的。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短跑运动员吉？海因斯也相信专家的这一说法，但是他想争取跑出秒的成绩。于是1968年，在墨西哥奥运会的百米赛道上，海因斯完成了一次突破。他撞线后，转过身子看着运动场上的计时牌，指示灯打出了秒的字样，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百米赛道上突破了10秒大关。海因斯看着计时牌，摊开双手说了一句：“上帝啊！那扇门原来是虚掩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欧文斯与海因斯之间的30年内，其实也有许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有可能打破10秒的纪录，但是由于权威思维的影响，他们没有想过可以超越“人体极限”，创造更辉煌的成绩。在海因斯之后，又有无数优秀的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不断刷新这个纪录，直到现在，百米短跑的成绩已经提高到秒。
　　

粗俗的方法往往最有效
假设在一间地面是水泥做成的空屋子内，水泥地面上垂直地埋放着一尺左右长的一段底端封闭的钢管。钢管的内径略大于一只乒乓球的外径，恰好有一只乒乓球落在钢管的底部。现在，你拥有下列工具：
　　50米长的晒衣绳；
　　一把木柄铁锤；
　　一把凿子；
　　一把钢制锉刀；
　　一只金属晒衣架；
　　一只电灯泡
　　请你把乒乓球从钢管中取出，但不准弄坏地面、钢管和乒乓球。在五分钟内，列出你能想到的所有解决办法。
　　在一次比赛中，第一队想到的解决方法是：用锉刀把金属衣架锉断，然后把断开的两端磨平，做成一把大镊子，用这把大镊子把乒乓球夹了出来。第二队的解决方法是：用锉刀把铁锤的木柄锉成木屑，用这些碎木屑慢慢填进钢管，使乒乓球一点点地“浮”上来。
　　其实，这两队的解决方法都是比较新颖独特的，但都不是最简便的，不是最有创造力的。更简单的方法是往钢管里小便，无需任何工具就能使乒乓球浮上来。你是否想到了这个方法呢？如果没有想到，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了文化禁忌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鼓励在厕所里小便而不是在其他的场合。假若你想到了，你敢不敢向你的队友提出呢？是不是怕一说出来会引起哄堂大笑而不敢提出？又或者是不好意思提出这么“粗俗”的做法？这个小实验告诉我们，这种来自文化方面的禁忌会限制人们的思路，从无形中排除了许多本可以想出来的好办法。
　　

莫扎特别出心裁的难倒了老师
莫扎特年轻的时候，曾经拜“音乐之父”，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海顿为老师。
　　有一天，年轻好胜的莫扎特竟与老师打赌说，他能够谱一首别人根本无法弹奏的乐曲来。海顿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莫扎特见老师不相信，马上拿起笔来写了一首乐曲。然后，他把这个乐谱送到了老师手里。
　　海顿接过了乐谱，看了看，也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走到钢琴边弹了起来，可是弹了几下就停下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海顿吃惊地问道：“这一段乐曲，到了这里的时候要求两只手必须要分到钢琴的两端，怎么突然之间有了一个要在中间弹奏的音符呢？这种超乎常理的演奏方法，我看是无法弹出的。”
　　“老师，那就请让我试一试吧。”
　　莫扎特坐在钢琴前面，认真地弹奏起来。当弹到这首乐曲中“超乎常理”的那个音符时，只见他的两只手在琴键的两端演奏的同时，突然一低脑袋，用鼻子向当中的琴键一触，这首乐曲的演奏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没有老师教过莫扎特这一招，也没有任何教科书上有这样的乐谱，莫扎特的创新行为，打破了传统的权威思维枷锁，开创出了钢琴演奏的新天地。莫扎特的举动违反了传统的钢琴演奏规律，但如果没有这种打破旧思维障碍的精神，莫扎特也不可能取得日后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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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前的一桩悬案
大颅榄是一种名贵树种。树高几十米，木质坚硬，木纹美丽，树冠绰约多姿。既是很好看的绿化树种，又是很好的建筑用材。但是，这种树却十分稀少，世界之大，只有非洲才有；非洲也不是到处都有，只有岛国毛里求斯才有。毛里求斯也不多了，数来数去，全国一共只有13棵。更令人担忧的是：这13棵树已到了垂暮之年，有了300多岁的高龄。一旦这13棵树灭绝了，地球上就再也没有这种树了。
　　这种树为什么这样稀少呢？为什么不多种一些呢？奇怪的是，它的种子无论怎样小心栽种，也不会发芽；它的枝条无论怎样扦插，也不会生根。这种树像是患上了不育症。用不了多久，这种树就会一棵接一棵地死去，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它的命运引起了生态学家的担忧，纷纷研究它不育的原因。1981年，美国生态学家坦普尔来到毛里求斯，决心找出它不育的原因。他想，生殖是生物的天性，它的不育，可能是由于生态的变化使原来的生殖条件丧失了。但是，又是什么事物的改变造成它的不育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只渡渡鸟的遗骸，在它的身体里找到了大颅榄的种子，这说明，它是吃树的果实的。渡渡鸟是一种早已灭绝了的鸟，最后几只渡渡鸟是1681年死去的，离当时正好是300年。这与树的年龄也正好一样。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推测，这13棵树很可能是最后几只渡渡鸟繁殖的，而渡渡鸟的灭绝造成了树的不育。
　　坦普尔的推测毕竟是假设，是不是正确，还需要验证。渡渡鸟没有了，怎么样验证呢？他用与这种鸟相似的吐授鸡来试验，让吐授鸡吃下大颅榄的果实。几天后，鸡屎中拉出了果实，坦普尔把它们播种在土地里。一些日子后，种子发芽，长出了绿色。原来，渡渡鸟与大颅榄有共生作用。鸟以树的果实为生，鸟又为树的果实催生。树的种子被坚硬的果壳包裹着，无法吸收水分，无法生出幼芽。经过鸟的消化以后，硬壳被磨薄就容易发芽了。而自从鸟灭绝以后，树失去了催生婆，就不再生育后代了。
　　从表面看，这神奇的联系似乎是一个反例，因为它没有证明联系的普遍可能性，而是得出了某种唯一的解。然而，如果我们把思路发散出去，不禁可以问：渡渡鸟怎么会灭绝的？这背后一定联系着一个更大的无穷无尽的系统；300年之后可以让吐授鸡做实验，说明还有更多可能的联系存在着；既然已经找到原因，解决方案必然又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系统工程。
　　事物的无限联系和无穷可能性就像国际象棋，仅仅32个棋子，但其各种可能的组合已经大大超越了天文数字。信息论之父香农曾对之进行过估算，结果是，10的12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无可比喻，自从大爆炸到现在的时间用微秒计算，也还没有这么多微秒。在我们肉眼所见的宇宙中也没有这么多原子。所以，复杂学的重要创建者荷兰德才会从根本上将国际象棋称之为：“开放的系统，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创造性思维所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具有广泛联系和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其联系的方式和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远为复杂。在这复杂背后，存在着更大的超越指数倍的可能性。正如仅仅7个音符，能组合出一切最美妙的音乐，0　—　9一共10个阿拉伯数字，可以组合成近乎无限的天文数字一样，就那么几十个基本粒子，竟然能够组合成从SARS病毒到拿破仑到猪笼草到河外星系等一切物质形态。于是我们看到，26个英文字母组合成了从莎士比亚戏剧到联合国宣言一切可能的文化样式，犹如一小堆黑白围棋子还在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永无止境、不可重复的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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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炸弹的人是如何落网的？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司大楼一个窗沿上发现一颗土炸弹，并附有署名F．P的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炸弹！”后来，这种威胁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猖狂。1955年竟然放上了52颗炸弹，并炸响了32颗。对此报界连篇报道，并惊呼此行动的恶劣，要求警方给予侦破。
　　纽约市警方在16年中煞费苦心，但所获甚微。所幸还保留几张字迹清秀的威胁信，字母都是大写。其中，F．P写到：我正为自己的病怨恨爱迪生公司，要使它后悔自己的卑鄙罪行。为此，不惜将炸弹放进剧院和公司的大楼，等等。警方请来了犯罪心理学家布鲁塞尔博士。博士依据心理学常识，应用发散思维的方法层层递进，寻找因果联系，在警方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做了如下因果推理：
　　？ 制造和放置炸弹的大都是男人。
　　？ 他怀疑爱迪生公司害他生病，属于“偏执狂”病人。这种病人一过35岁病情就加速加重。所以1940年是他刚过35岁，现在（1956年）他应是50出头。
　　？ 偏执狂总是归罪他人。因此，爱迪生公司可能曾对他处理不当，使他难以接受。
　　？ 字迹清秀表明他受过中等教育。
　　？ 约85％的偏执狂有运动型体型，所以，Ｆ．Ｐ可能胖瘦适度，体格匀称。
　　？ 字迹清秀、纸条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