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运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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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肮脏和酗酒。这种不爱清洁的习惯是爱尔兰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农村中还没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就足以使人颤栗并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险。弥勒斯人按照在家乡时的老习惯，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倒在自己门口，造成了污水坑和垃圾堆，结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脏了，空气也弄得污浊不堪。如同在家乡一样，他紧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来，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饲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话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传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的小猪，就像阿？伯人爱自己的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们和猪一起玩，骑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像的。爱尔兰人不习惯使用家具。一捆麦秸、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做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设起来。如果他没有生炉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炉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话。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兰，他的土房子一共只有一间屋子，一切东西都摆在里面；来到了英格兰，一家人所需要的也不多于一间屋子。可见现在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这种许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因为穷人到底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容许他有，所以他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烧酒是点缀爱尔兰人生活的唯一的东西，再加上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论的暴躁的性情，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诱惑是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抵抗，只要得到一点钱，他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当然，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要当个机匠（ｍｅ？ｃｈａｎｉｃ——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但是，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１J５或１J４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结　　果

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G＇1＇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

　　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２５０万人的肺和２５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

　　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猖獗好久了。它在１８３７年闹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萨斯伍德P斯密斯博士的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１８４３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１４６２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４１８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１６．５％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斯哥，在１８１７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１８２６年和１８３７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

　　在爱丁堡，在１８１７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忠热病的将近有６０００人，在１８３７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１００００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G。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１８４２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１J６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１８４３年在格？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１２％，共达３２０００人，其中有３２％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８％。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G。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１８１７—１８１８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３９０００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理”第２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６００００名。１８１７—１８１８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１J７，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１J４，而在瓦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１９J２０G。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遣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因的影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山伤风，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

　　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度地助长仿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２２０００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根据盖斯克尔的计算G⒇）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１５—２０滴。诺定昂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G：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１３００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P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２．２５％，即每４５人中每年有１人死亡G。至少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４６人中才有１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１８４４年７月３１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１S３２．７２，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１S３０．７５；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内，是１S３１．９０，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１S２９．９０；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２１７２５０６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１S３９．８０。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１S４７．５４，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２１J２。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１８４３年的死亡统计表。

　　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是１S２９，而１８３１年在旧城甚至是１S２２；在格？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１０４，自１８３０年以来，平均是１S３０，而有些年份则是１S２２或１S２４。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P赫P霍兰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G。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５１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４５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３６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５５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３８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３５三等街，一等房屋：缺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３５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１S２５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１８％，三等街比一等街高６８％；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３１％，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７８％；而肮脏的街道？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