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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运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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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
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１８３１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常发生。１８４３年９月２９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９月３０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１８４２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６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０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４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０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
１８４４年２月１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１８４３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１８３８年１月３日至１１日格？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斯哥的萨格G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１８１６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１８２０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１５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２０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１８３７年５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７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P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G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P阿格利巴１１２！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①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③扼杀了。”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G。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
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１８３４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１８４２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１８４２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１８３９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１８４３年５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
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①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
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３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４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１８４２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１８４２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１８３５年以威廉P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会（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１）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２）议会每年改选一次；（３）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４）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５）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６）取消纯属形式的３００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１８３５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１８３８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G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２０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１８３９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１８４０年１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情绪就渐渐平乱（ｓｐｙ？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１１３——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会，？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１８４２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１８３９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１８４１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３５０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５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１８３９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７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７月底和８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P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８月５日的事。８月８日，他们有５０００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ａｇｅｓ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ｏｒｋ》）。８月９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８月１１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１８４０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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