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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运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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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ｅｏ ｉｐｓｏ〔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因。”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G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P尤尔博士N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G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G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ｉｎｆｉｄｅｌ（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ｈｅ ｉｓ ａ ｐａｒ？ｓｏｎ！》（“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３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１８３０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１８４０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１８２３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２３００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６６２００００加仑。在英格兰，１８２３年有１９７６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７８７５０００加仑。G１８３０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ｓ〔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ｂｕｓｈ？ｓｈｏｐｓ〔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１５６０００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
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G，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２５００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Ｔｅａｔｏｔａｌｌｅｒｓ》〔“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３万到６万工人《ｐｌｅｄｇｅ》（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显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４万个妓女N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８０°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１８０５年？？？？？？？？？？？？４６０５１８１０年？？？？？？？？？？？？５１４６１８１５年？？？？？？？？？？？？７８９８１８２０年？？？？？？？？？？？？１３７１０１８２５年？？？？？？？？？？？？１４４３７１８３０年？？？？？？？？？？？？１８１０７１８３５年？？？？？？？？？？？？２０７３１１８４０年？？？？？？？？？？？？２７１８７１８４１年？？？？？？？？？？？？２７７６０１８４２年？？？？？？？？？？？？３１３０９
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６倍。在１８４２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４４９７起，即１４％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４０９４起，即１３％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１J４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１J４。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１８４２年的罪犯中有３２．３５％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５８．３２％不完全会读会写，有６．７７％读和写都不错，有０．２２％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２．３４％的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１８１９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８９件，到１８３７年已？有３１７６件，到１８４２年甚至增加到４１８９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１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１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５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１S７１４０，在法国是１S１８０４，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１S７９９；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１S２８９０４，在法国是１S１７５７３，在英国是１S２３３９５。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１S１０４３，而在工厂区则是１S８４０G；现在，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１S６６０N，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真是已？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２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英国工业无产阶级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２９９页）规定的？则，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规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纺织羊毛、蚕丝、棉花成亚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间；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国工业各个最主要的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英国工人中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资产阶级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纺织业中的工人，正如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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