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目的:伟大公司的起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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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企业目的
“一个人自身的条件决定他所做的事情。”
　　—歌德
　　其他的孩子睡觉前听到的是童话故事，而我所听到的却是降临在我们家庭的灾难。当我还只有六七岁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想到的都是这样的情景—那天一些激进分子来到我们在希腊的农庄，他们想抓我的父亲，但是我父亲早就离开了家，加入了解放家乡的斗争中，于是那群激进分子就拿剩下的妇女们开刀。
　　那天我们村有54名妇女。这些人要求她们说出我父亲的下落，但是她们全都不说。于是，所有这些妇女都被枪毙了，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她们受了伤，还是靠藏在其他的尸体下面捡回了性命。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因为真实的故事比起抽象的观点来更具有说服力。的确，我们都从故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无论是我们孩提时代听到的童话还是后来读到的人物传记。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认为了解惨绝人寰的悲剧就是学习企业目的的最佳途径，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残忍的方式学习，但是悲剧的力量在于，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你也不会全然忘记那发生的一切。
　　所以尽管悲剧降临了我的家庭，但是我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目的的中心含义—因为即使我家在那天遭到毁灭，但我家人的死只会使人民更早地觉悟，最终压迫希腊人民的这些反动统治力量一定会被人民推翻。我的那些死去的家人是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这样想也许稍稍可以让我的心灵得到一点慰藉。
　　沉重的故事培育出沉思的孩子。12岁时我开始阅读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的作品，那篇由伯里克利（Pericles）为死于公元前490年的雅典人宣读的悼文给我很大的震动。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忘记了希腊的历史，这篇悼文产生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历时长久的战争年代。雅典和斯巴达不仅仅只是敌对城市，它们之间的文化也截然不同：雅典以“自由”著称，而斯巴达以“保守”闻名。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常难分胜负—斯巴达的军队经常入侵雅典，但是当弹尽粮绝的时候就会撤军。在伯里克利发表那篇悼文之前，斯巴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那场战役里，斯巴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雅典军队士兵死伤惨重，雅典城邦的一些最受尊重的贵族也在那次战役中阵亡，雅典士兵的士气空前低落。
　　就在那样的背景下，伯里克利发表了那篇悼文。他的悼文不仅成为了林肯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模本，也体现在丘吉尔发表的“不列颠之战”的演讲之中—我一遍遍地重读这篇悼文，它成了我深爱的文章。在我成为一个少年之后，我抄写了这篇悼文两遍，最终，我记住了它。
　　这篇文章为何如此吸引我呢？请看这一段：“伟人的墓地是整个地球，他们的事迹被铭刻在石碑上，为自己的同胞永远纪念，即使在异国他乡，这些伟人也同样为人们所怀念，他们的名字不仅是刻在石碑上，还刻在人们的心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誉来自善良和崇高的目的，真正的名誉是不朽的。”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相信，我的那些死去的家人，虽然他们的名字永远都没人知道，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也一样，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是不朽的。我想和他们一样，成为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我总结到，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仅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而且还必须投身于一个理想—我需要找到一个目的，它可以让我为之奋斗，甚至献身。
　　

目的是个性的一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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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少年时代的我下定那个决心以来，我的人生经历都证明了拥有目的的重要性，同样，目的对于所有真正成功的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其他人去玩“战略”、“战术”和“管理”的游戏吧，目的才是胜利者的游戏。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们—那些才智过人、性格坚强、永不认输的人们才配拥有它。
　　目的是个性的一个功能，而人们只有在个性缺失的情况下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如今的新闻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企业缺乏个性的例子：安然公司（Enron）、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on）、世通公司（World），这些例子还只是反映了商业领域的状况。几乎每一天，报纸的头条都会告诉我们，政府在战争时所宣扬的和实际情况相差有多远，即使是在体育界—在实况直播、没有准备的竞技比赛中—丑闻也开始出现。
　　我们不禁要想，在每一个被玷污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人，他完全不记得法律对他也同样具有约束力。于是，他铤而走险，无视法律。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比较“强势”和富于“企业家精神”罢了。这些卷入丑闻的人们的私生活使我们听到更多类似的强词夺理，好像他们并非是不道德的人，而是好伴侣、好父母和有爱心的市民。
　　看到那些出入法庭的人们，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相像，这非常令人担忧。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在欺上瞒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胸怀目的的人，答案就是否定的。
　　什么是企业目的？目的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成功的领导背后真的有什么深奥的玄机吗？
　　毕竟，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乏成功的故事。无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那些领导们千篇一律的目的都是多赚钱，或者就是成为耀眼的成功者。在一些成功的企业里，它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需要的时候给一颗糖果达到鼓舞士气这样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无不是围绕着使利润最大化或者其他类似的物质成功为目标的。
　　既然知道这些事实不可否认，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把成功归功于单个领导者（例如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的自身个性或是精英团队的努力工作呢？
　　因为目的是凌驾于野心和贪婪之上的。
　　目的的范围大于战术。战术仅仅是说明了领导者借以达到目的的方式。
　　目的的范围大于战略。战略最多只能是一个短期目的，一个逐步通往最佳结果的途径。安然公司拥有战略，而且事实上它拥有相当多的战略，但是战略只关乎途径，其本身却无法成为目的。目的是理由，安然公司缺乏的就是理由—也就是说，安然公司没有目的。
　　目的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的范围之广和存在之普遍。它的内涵广大，远大于商业公式中的任何其他要素，同时它包含更多内容。目的是你追求使命的一种选择—它决定你自己以及你所领导的企业将何去何从。虽然目的是你作为领导者—自我的领导者或是其他人的领导者所做出的抉择，但它并不是你能够一蹴而就的，或者说并非完全通过那种理性的或分析性的过程才能得出的抉择。成功的目的来自你对自身和所处环境的深入了解，还有明了自己将要完成的使命。同样，它需要用到你情感上的自我认知和睿智的思想—需要动用你的全部资质、全部经验和全部信仰。
　　目的是你信仰中的基因，它是你不经思考就相信的东西。当有人向你找寻问题真正正确的答案，而非表面正确的答案时，目的会是你给他们的回答。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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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目的是成就的源泉。如果能了解目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对理解大部分关于致富和成功的故事来就要容易得多。
　　第二，目的让我们看到隐含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的动力。它表明了一个团体和组织之中那些最本质的问题，如：动机和行为。目的作为核心力量，是其余一切大小事物的原动力。
　　第三，成功的领导者们最乐于谈起的就是目的—即使他们一般不用目的这个词。他们的每日所见让他们关注目的。那些最受领导赏识的业务主管们都是以目的为驱动力的，而那些最让领导操心的业务主管们就不是这样了。
　　我希望在人们的惯常理解中，目的不只是一个用来鼓舞士气的方式。在《101条经商必备》一书里，目的这个要素并不被看重，甚至可以说完全被忽略了。所有的重点都集中于经济学上：上市公司只生产和提供能为股东们带来利润的产品和服务；私人公司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为其所有者牟利；非营利组织则靠筹得的资金为社会创造价值，一切都是金钱至上。
　　在现实的商业领域和公共事业领域，目的只是多得了那么一点点认可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公共关系主管吉尔·施瓦兹（Gil　Schwartz）在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推荐商务书籍时，提到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吉尔认为本书诋毁了目的在人事领域的重要性，他对本书还作出了以下评论：
　　“《君主论》貌似一本支持强权君主的哲学理论书籍，而实际上不过是给那些无情的自恋者画出的一张导航图—这些自恋者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头号人物’。马基雅维利揭示了一个通向商业成功的核心准则：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君主论》不能说是一本好书，它怂恿人们先发制人地扼杀和毁灭敌人，甚至在必要时不惜对朋友下手，但是它也是有史以来所有成就了一番伟业的领袖们无不拥有的世界观。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们的策略传达给了任何有志成为大人物的读者。基于对马基雅维利观点的深刻理解上产生的商业管理规则，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冷静、有礼、深思熟虑并富有战略性，然而它却是残酷无情的。”
　　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醒目：“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道德关注其实能让人受益无穷。所以我在本书中驳斥了那种“随时待命，视季度成果为一切，为争得高层领导席位在所不惜”的想法。我承认，一个主管可以靠精明的权术迅速晋升到领导层—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你必须要承担起领导该承担的责任：当生意不景气，危机严重时，你的员工们都指望着你的引领，如同鸟巢中的幼鸟眼巴巴地等待大鸟觅食归来一样。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再可以成为你扼杀的对象，也没有什么人是你所支持的对象，你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到这时，马基雅维利的论调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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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说过：“商业是神圣的。”我也笃信这一点—有远大目的的人必然有远大前途。我相信，首席执行官们如果要做好工作，心怀远大目的是他们最必要的素质。他们选择一些主管人员来实现目的，并要看目的是否在这些主管人员们心中真实存在。目的使我们看到伟大和优秀之间的差别，看到传奇般辉煌的成就与值得褒奖的业绩之间的差别，看到流芳后世的功绩与昙花一现的虚名之间的差别。
　　我们也许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告密者伸张正义却遭到迫害，或是行政要员因拒绝同流合污而被踢出管理层的悲惨故事。的确，目的不是获取成功的保证，但它是获得成功—至少是获得长远意义上的成功的前提。要想迈向成功的制高点，我们需要对自己抉择和行动的原因有一个一致而清晰的认识。那些能和公司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并能因时制宜调整战略的人，将被回报以高职衔、大职权和高薪水。万众喝彩，掌声雷鸣，丰厚的回馈只属于真正的英雄，那些心怀目的的领导者们，与急功近利无缘。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
我相信人们最想从工作中获得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目的。当然，别搞错了：人们确实需要酬劳，也有人会需要头衔用于自我肯定。但更多的是，人们想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想让生活有其存在的理由。中世纪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们不存在任何私心地勤力工作，即使这些教堂一直建到他们孙辈的时代都无法完工，工匠们也不在乎这个。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更努力的。有什么能比为上帝工作更重要的呢？巴赫在他的作品结尾标上字符SDG—“荣誉唯归于上帝”。在这个大作曲家看来，他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信使而已。然而，不一定非得是宗教徒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的目的。想拥有目的，你只需看透当世物质文化的虚无，一旦领悟到这一点，目的对你来说就意义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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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关于目的的观点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在我将从雅典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被指定发表告别演说，所以那天本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天。然而，我却在痛心和愤懑中啜泣：痛心的是，我的祖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再次入侵，许多希腊人民死于铁蹄之下；愤懑的是，在上校政权统治期间，两名警察曾将我“请”去警察局“接受问询”；而他们竟也作为毕业班的成员去听我的告别致辞。当时与他们共处一室的我，考虑着要不要在我的演讲中提到那件传讯审问的事。我应该就这么算了吗？最终，对祖国的痛心占了上风，我忍住了自己的愤怒。
　　到那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彷徨了。塞浦路斯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以至于我很难专心研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到了第二年，我陷入了窘境，我告诉我的一个教授：“这些理论都很好，但我想学习的是能应用到现实当中、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论—因为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一点力量。”他让我去见哈佛法学院的罗杰·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当时正在研究新式的谈判攻略，而那正是我想学习的。我同费希尔教授的研究小组一道研发并开创了哈佛的第一门谈判课程。我还参加了美国国会竞选，希望能颁布土耳其武器禁运的法案。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美国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参政的，所以我冒了被驱逐的风险，但我一定得为拯救我的祖国做点贡献。
　　费希尔教授的谈判课程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第三大最受欢迎的课程，并被美国许多专业学校应用。在帮助费希尔教授写书构思—即后来的畅销书《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我还亲自教授了几年这门课程。1978年，我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单边谈判文本”的研发，在“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署中，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运用了这项谈判策略并达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三年后，我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谈判项目中的高级顾问。
　　但是，学术之外的世界仍然吸引着我。1982年，我被任命为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的欧洲与中东商业发展部门负责人。期间，我提出了“补偿”（offset）一词，并整合了第一个“补偿计划”，以支持西屋电气公司的国防装备分公司—F…16战机的主要供应商。是的，我希望推动和平进程，希望看见和平条约的签署，但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我们根本无法谈判。我有意进入了美国国防业，只想着最好能从激进分子的手中挽救回希腊，也可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继续战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策划了将F…16战机用于对希腊的“商业销售”被指控。我承认自己这么做了，从开始向希腊出售F…16战机起，我就没听说过还有商业销售军用飞机这回事。当时美国和希腊政府之间互不通话，双方关系处于相当严峻的紧张态势，想要这第一批40架F…16战机能运往希腊，我必须采用“商业销售”这一方式。我的目的不仅是想牵制苏联，更是为防止希腊的军事弱势和政治孤立状态被土耳其所利用，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如果说当时有什么信念支撑着我那样运筹帷幄、坚定不移、夜以继日地连年工作，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作为国防设备订约部雇员所拿的薪水，而是因为我心怀目的。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3）
虽然F…16战机的购入受到了希腊中立派们的强烈支持，但是仍有那么一个群体持反对意见，甚至比希腊激进分子的反对更甚。希腊极右派人士谴责我对此项销售的推动，因为这延长了以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为首的执政党的掌权时间，但是，我的目的要求我对这一切权利政治和金钱因素都不予考虑。
　　后来我从西屋电气公司跳到了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并在1984年，被提升为该公司最年轻的项目主管。五年之后，我辞职了。我飞往希腊去看望我父亲，他已是风烛残年，体力渐渐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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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我对父亲已经尽到了责任。事实上，作为奖励，我可以拥有一段个人的“休闲时光”。我要求通用动力公司送我去哈佛商学院进修两年，这样我就能继续研究那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目的和成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恶势力，二来可以为人们造福，我甚至能隐约预见到一个新职业—将想法付诸行动的职业。它不只是要完成一般的结果，还要真实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我采用的方式，就是使公司更具效率，更能充分地实现目的。
　　我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时将近40岁。1992年从那里毕业之后，我进入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和傅马克创办的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公司工作。在帮助客户公司分析它们所出现的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件别人都没有在意的事—这些公司的问题大多在于它们缺乏理想。让公司变得更具效率是一个太抽象的目的，所以如果要想成为更优秀的公司，必须以先培养出更优秀的领导者为途径。从1994年到1996年在主管摩立特集团的全球性人员招聘期间，我有机会来验证了这条途径。我面试并录用过上百个新人，他们中有工商管理硕士，也有大学毕业生，所以我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抱负已经了然于心。
　　招聘的底线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振奋公司的内部士气。一些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们会联络我们公司的内部人员—也是他们曾经的学长。与应聘者个人素质展示和其所拥有的社会经验相比，我们更看重公司内部员工的推荐，因而他们的推荐在招聘新人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点尤其适用于外国留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紧密联系的小圈子，同时，由于认识到外国留学生对于像摩立特这样一个中型企业在全球的发展中有多么至关重要，因而他们是我特别乐意吸收的人才。
　　之后，作为摩立特公司的亚欧地区总裁，我和客户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的带领下公司在土耳其、阿联酋、俄罗斯、希腊、德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壮大起来。瓦利德·伊斯坎达尔（Waleed　Iskandar）—谨以此书献给他和其他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们都期望自己的个性化职业发展需求能受到重视，并强调愉悦、互助的团体氛围所发挥的功能。正是他们首次激发了我的一些想法，后来成为我在潘希亚公司工作时的座右铭：“公司成长的最佳途径是使员工得到成长。”摩立特公司在亚欧地区的确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我至今仍为我们团队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后来，我担任了摩立特公司在欧洲、亚欧内陆、非洲和中东地区分部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要应对当时网络革命对咨询业造成的空前冲击。时代改变了，要同那些网络公司竞争，我们就无法维持既有的薪酬水平，我们处于被动的防御状态。然而历史教会了我：侵略战争中激励士气的最好办法是利用意识形态，而防御战争中稳定军心的最佳方式则是培养爱国精神。所以在瓦利德的帮助下，我呼吁公司的年轻员工忠实公司，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结果，我们在欧洲没有流失一个员工，而且，由于新出台的股权方案和重整的顾问培训项目又吸引了其他公司新老员工的关注，我们的队伍反而得以壮大。
　　2004年，从摩立特公司辞职后，我潜心于阅读和思考并随后撰写了此书。而这一段期间产生的想法也促使我后来决定加入潘希亚公司—这家公司为企业提供战略领导方面的咨询服务。理论上讲，我们希望把导致企业成功的多种因素与领导对企业的影响力综合起来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携手合作，共同对涉及到改变战略、领导方向和企业实力等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4）
一路走来，我需要和各种不同的观点对峙，有来自我本身的质疑，也有他人提出的挑战，这些观点都让人难以看清楚企业目的的价值，其中一个错误观点就是盲目推崇“个性”，认为它是成功的基础。商业巨头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说：“在危急时刻，个性决定处理问题的风格。”可是，对于那些坚信仅依靠其个性便能化解危机的自负者们，只要危机中遇到的困难伤及他们的自尊，这种风格恐怕就会转变为惶恐和不知所措了。相比之下，了解企业目的的人，更愿意遵循古老的求学途径—失败了再来，再失败再来，直至最终成功。
　　我不得不一再与之较量的另一种观点是神奇式思考。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指望着某个强于他们的人物—类似于拥有神奇力量的家长—能现身危难之中，救他们于水火，这就造成了首席执行官被员工们当成摩西甚至上帝一样来崇拜的现象。他无所不知，能力超凡，只要他的领导不经历失败，员工们就会一直认为自己的领导无所不能。但是，一旦这位卓绝非凡的执行官遭遇失败，人们便认定是这个领导出了差错，甚至认为他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缺乏明确的目的，任何身处领导之位的人都会遭到失败。
　　我遇见此类缺乏目的的例子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企业目的于人于我都有极高价值。当今世界我们也许并不知道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问题，但是却需要从企业目的当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竞争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我们在为何而竞争？”这个问题却始终困惑着我们。如今，全球的企业领导者们对这个问题日益关注，一些领导者把探寻为何而竞争视为使命，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视“做正确的事”为第一要务。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与我所敬仰的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们的对话，从日报头版上有关重大问题的报道中—我能看出，当今企业的思维前沿已经由苦求“我们该怎样达到目的？”回归为“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和“为什么应该达到那样的目的？”
　　我又想起了修西得底斯，论述“人与计划”思想—即领导阶层与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第一人。他曾说，他的目的在于教导后人，他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史学之父”。没有哪个作家单单是为了后代而写作，修西得底斯的作品也是写给他同一时期的领导者们的。在他的作品中，他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目的在领导决策中的重要性。作品中论述的战略、发表的演说、率领的战役，都是他领导学研究的生动教程。
　　这一想法让我找到了落脚点：我要研究的是领导层的问题，不是历史中的政治领导层，而是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我最为驾轻就熟的领域—商业领导层。在潘希亚公司工作时，我们帮助首席执行官们重新认识他们信奉的道德准则，并尽可能地将这些道德信条应用于他们的事业当中。通过这种方式，执行官们找到了自身力量的源泉，而且，他们还找到了激励员工的办法，并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奖励上面，即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既包括财富，也包括对他人所作的贡献。这种成就是由于他们把远大的目的同自身内在的能量、创造力、才华和资源相结合的结果。
　　正如我所说，真实的故事比抽象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所以这一次回到图书馆，我开始阅读美国商业先驱们的故事—这些人懂得把握时机，利用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打造了成功的企业和创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即使考虑到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时代差别，但这些人也明显不是什么具备领袖魅力的超凡人物，换到今天，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但他们都是梦想家，这不仅仅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因为他们都心怀目的。实际上，目的是将这些20世纪的伟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主线。
　　我相信这些关于目的的故事一定能激励现今和未来的企业领导者们。所以，我不局限于只讲述过去的成功事例，也将一些如今仍活跃于商界的领导者们的故事囊括进来—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沃伦·巴菲特、英国石油公司（BP）的约翰·布朗（Lord　John　Browne）、苹果电脑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我把这些人包括进来的意图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体去称颂，而是想说明：是明确的目的让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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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本书能够吸引以下这些读者。
　　首先，这本书写给当今企业中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领导者们。这些人大都四五十岁，处于艾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的“繁育危机”开始显现的阶段。他们前半生辛勤工作，誉满荣归，现在是他们寻求生命意义的时候了。他们想用最显著的方式，即做大他们的公司或企业，来证明自己的生命意义非凡。这些人不仅希望在余下的任职期限内发挥作用，而且志在让其继承者也能占据未来的主导地位。这需要他们制定更为完善的商业规范，并以正确的方式来培养其下属主管。到了最后，他们还要慷慨陈词，将公司的目的昭示公众，并保证所有的员工都了解该目的，所有关键的外部支援力量—无论是协会、新闻界、地方和国家政府，或是至关重要的消费者们—都要得知该目的。
　　其次，本书写给那些有志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主管们。如今，有太多的作品向他们提供战略性的建议，教给他们全新的方法来获得关注和取悦上司，但在我看来，能向他们阐明升职之真谛的书仅此一本。本书能让他们明白，升职的要义在于有所支持—在于精确而有意识地发挥价值，并使这些价值最终融合为目的，引导企业在当今世界中获得成功。
　　幸好，我相信这些年龄在25～45岁之间的读者们都渴望拥有目的。我的一个同事曾写道：“我们这一代人花了10年时间来提升自己作为雇员的能力—为了加薪和升职，我们变得越来越老谋深算、唯利是图；为了追逐‘成功’，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跳槽或者干脆自己创立公司，而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我们对自己就职的公司不再怀有忠诚，个人奋斗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