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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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并非垂帘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逐渐失却特权及其护佑；“后退”至皇帝秉政，则意味着僭越者到手的大权旁落，这绝非将偌大中国当作沙盘驰骋的慈禧所能忍受。
　　慈禧在废立问题上，费尽了心机，她也确实大伤脑筋，清廷的亲贵的后人，曾回忆慈禧讲过：“小的听话。”就是说，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
　　清廷一直拒绝政治性的改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大踏步起来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否在跟国际同步发展？没有，影子都没有。根源在哪里，就在于慈禧把持的清廷没有改良的意愿。在光绪帝借重康、谭、刘、杨的时代，仅仅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改良方案，就引发了1898年的一场大清洗，整个改良方案全部被抹杀、禁止掉了。清廷从此以皮肤抓痒式的、极其表面的改动为自己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慈禧及其拥趸仍然顽固地防守着自己的*政体，是他们自己并最终把自己推到了革命者的炸药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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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决鱼烂　淫逞不收
中日战争提醒清政府改革军事，日俄战争促其不得不往政改上挪移。从1901年，西太后在西安下诏变法算起，其间经过了成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立宪派人物从沉寂中复苏，要求君主立宪。1904年，张謇致信袁世凯，劝他促成君主立宪。维新人士的论点，以为日本蕞尔小国，在十年内，接连战胜中俄两大国，推求其故，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乃为关节：日本因立宪而强盛，中国因专制积弱。中上层人士对此认识已没有问题，舆论上则形成声势。清大吏纷纷奏请立宪，一则，可缓和矛盾，阻止革命的怒火，稍加抑制；一则，可自强其体。革命派力主推翻专制皇权。可见革命之力，乃促成立宪之力，如金沙江三江汇流，故非表面。
　　1906年8月，清廷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大臣发言，讨论立宪的是非。还是铁良、袁世凯之流得势，无非是说，人们程度不够，对民众就是要管制，给他们立宪的政体，反而容易闹出事端。铁良说：“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他以为立宪的呼求是他们的赏赐，人民一定不会领情。袁世凯说：“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此公所说更跩，完全是价值观头脚倒立的逆动之言，读之让人汪然出涕，想去打烂他那颟顸无智的胖脸。
　　这次讨论，有一位张百熙，他的话倒是空谷足音。他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毕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先生时任邮传部尚书，早在1901年，他就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他对变法的内在逻辑认识远超诸人之上。
　　集权的、帝王专制的统治集团，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反人道，反人性，无一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医学上讲一种放射痛，系指病人除感觉患病的局部疼痛外，尚可出现远离该器官的某部体表或深部强迫疼痛。临床上，有很多疾病都是以放射痛为首发症状出现，如不能及时确诊，极易酿成大患。如急性阑尾炎，它的首发疼痛部位是在上腹或肚脐周围，后位阑尾炎疼痛常向右腰及右下肢放射。又如急性胆囊炎除表现为上腹部持续性疼痛外，同时可出现右肩及右肩胛下区牵涉痛。
　　政治中枢若病象日笃，则其放射性危害更擢发难数，且由于私心自用的阴谋家窃得大位，一意孤行，极易发展到以中华文化为敌，以中国人民为仇，甚至演绎专制迷信、引进外来邪说，入主出奴，*专制。这样的政府——无论是晚清朝廷，还是袁氏内阁，革命党与之绝无信义和平可言。
　　晚清社会，步履蹒跚如病骨支离的病夫，而其肢体（各部门）却各自恶性进补。这种进补并非*、自由、法治的医疗，而是各自为政，大肆掠夺民间资财，孜孜与小民争利，贪污腐化，徇私舞弊，一时间弥漫泛滥，官官相护，更极逾常。官场正途无望，保举捐官，多如过江之鲫，“部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至数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也……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编，第46章）。政府法令对照社会情形恰为尖锐讽刺。中枢不能调整一切活动，等于瘫痪。作家萧乾先生《未带地图的旅人》曾谈到西方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东方国家之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西方国家的低薪人员可以住进政府盖的廉价房，而在中国，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这是极有见地也非常沉痛的思索。当时社会，也即如此，小民噍类，略无喘息机会；人命形同草芥，毫无保障。而清廷治国之术，完全违反天赋*和人类本性，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在诸多方面，又远较禽兽更为卑劣。基督认为君王及其手下“地位较高的，更像服务员”（路迦福音，22章）。这在清廷的官吏看来，真幼稚可笑。他们标举立宪的诱惑，只仿佛主人手中逗狗的骨头，晃来晃去，永远不让沾边，有眼光胆识的知识分子深知他们同特权阶层决无蜜月可言，愤而踏上采取特殊手段不归之路，为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去做断其恶补、剜除毒疮的险峻工作。英人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尝试暗杀之性质“暗杀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实因国家不能维护基本的*自由以造成。
　　清朝末年，经过四五年的预备仿行宪政，资政院粉墨登场，立宪丑剧走马转灯，复规定九年完成立宪准备工作，而其“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依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筹备宪政的名义下，变本加厉编练新军，收拢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政，假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大小满族人，握有绝对之特权，实际参政之事丝毫不容假借。
　　社会大环境在逐渐发生变化，形势有形无形地威迫。当局似乎隐约有所感，然而他们的承诺实际和约定之间一开始就产生差距，并逐渐扩大。中国的政治远景只是梦幻，证据显示，愈来愈多的政改契约，最后的收场是令人失望的。
　　当专制下的精神*殃及一代又一代人以后，政治上的撒谎已经成为生存必要条件，道德的堕落就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里，磊落自守、政治上坚持原则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中诚实的人是活不好的。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是罪恶和狡诈肆行的社会，是助长机会主义，助长市侩哲学的社会。
　　

袁世凯搞宪政不如说是家政（1）
袁世凯长得一副莽撞的样儿，眼鼓欲出，脸胖如豕。但他的心眼极细。
　　那是一个讲究文章的时代，他的幕僚群中，能文之士多如过江之鲫。恰值张之洞七十岁寿辰，要送寿屏十六幅，每幅上头都有文章，他命幕中张一麐先生执笔撰文，张孝谦书写。张先生初不解，文章比他好或至少不在他之下的大有人在，何以独独选中他呢？他的同事某某就对他说，这还不好理解吗？张之洞是文章泰山北斗，又善骂人，不好的文章敢在他面前露吗？你张一麐和张孝谦都出于张之洞的门下，寿屏送去，假如他要给文章挑刺，那就是自骂其门生，那就和袁世凯无关！张一麐恍然大悟。心想，袁世凯如此细小的事情尚且钩心斗角深入骨髓，那他用于政治角斗的精力可想而知（《古红梅阁笔记》）。
　　考察政治的大臣回国后，一时间舆论界莫不希望尽快立宪。
　　张謇将他自己比作小室信夫，而将袁世凯比作大久保。
　　张一麐一天到袁世凯办公室，直接对他说，各国潮流均趋向立宪，中国若再拖延，恐怕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艰难。假如实现内阁制度，皇室处于无权地位，就不会有什么隐患。但必须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人物来主持这个事情。袁世凯就拿人们教育未能普及这个话头来敷衍，说是流弊多多。张一麐当下表示不同意。他说，专制不可久恃，民气不可遏抑，只怕悔之莫及。但袁世凯不为所动，张先生抑郁退出。过了一天，袁世凯又找他去，叫他草拟预备立宪各款各条，和昨天的言行判若两人。张一麐退下后，召集同事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就救时、政治、法律等方面撰成草案，后来，张一麐见到缮写完毕的北洋与考察宪政大臣联合奏请预备立宪稿本，就是他们几位的草案，没有改动一个字。
　　自从预备立宪的奏稿送上去以后，编纂官官制入手，舆论界的意见很大，引起轩然大波，一般北京的官僚阶层都认为北洋系统权力过重，纷纷上书要求加以削弱。官制局设在北京的海淀，牵头的是孙宝琦、杨士琦，底下有周树模及张义林、金邦平等十几个人，这些公务员都是东西洋的毕业生，崇尚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至上的宗旨，草拟了议院作为立法机关，以及资政院及各省的咨议局的章程，后来辛亥革命就是从咨议局里面爆发的。他们也主张司法独立，但是行政系统的人认为司法、立法分去和削弱了他们的行政权力，唇枪舌剑，争得不亦乐乎，说他们搞立宪的人是图谋不轨。草案中要求裁撤吏部和礼部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张义林的朋友从城里来到海淀，说外面形势险恶，说不定有大的危险发生，所以要揣足够的钱在身上，预备危急时刻马上逃出北京，其严重性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甚至唐绍仪还劝袁世凯以检阅陆军彰德大操的机会离京。
　　官制的编纂最初由袁世凯和端方发起，后来设了一个宪政编查馆于北京，因为反对的人多，所以北洋新军的六镇只留了两个镇由北洋管辖，削减了他们的兵权，在天津设立一个审判庭，为司法独立的先声，并设置议事会和董事会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杨度以四品衔头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和劳乃轩同时进入，1908年出了一个预备立宪为期九年的清单，杨度写草稿，由劳乃轩改定。
　　王辏г说难�生杨度与梁启超辈有往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杨度往日本留学，此公交游广阔，推为留日学生会长，他还介绍了孙、黄见面。

袁世凯搞宪政不如说是家政（2）
杨度自称他是保皇党、同盟会之外的第三派，所以在《民报》《新民丛报》之外，他办《中日新报》来宣传他的理念。
　　不过，若说他是另一种保皇派，也是说得通的。但康、梁的保皇，系有专指，就是保光绪帝这个具体的人，假如慈禧当女皇，假如李鸿章当皇帝，他们可能马上扯皮，他们中尤以康有为对光绪帝的感情企望很深。而杨度的保皇却是任何一个他们之间互感兴趣的实力人物，他去辅佐之，立非常之功，成帝王之业，用其纵横之术，以布衣而致卿相，最大限度实现其个人价值。
　　熊希龄是谭嗣同南学会的成员，变法失败后居住湖南，1905年五大臣出洋，他作为随员，专任端方的参赞。五大臣怕考察不好交代，就叫熊希龄推荐宪政专家。熊氏一口咬定杨度。杨度写了《实施宪政的程序》《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两文，把工程的一大部分发包给梁启超，梁氏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五大臣回国后乃将此三文作为奏折交慈禧。
　　光绪帝死后，袁世凯的兵权显得很突出，戊戌变法当年的种种关键细节又纷纷扬扬传开了，海外发来很多电报责备，醇亲王非常痛恨，以生病的名义将他免职。张之洞不久病死在位，清政府的大官僚基本是皇亲国戚了。
　　光绪帝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他之前没有这样，在他之后也没有。就是他亲弟弟也竭力造成亲贵当政，排除汉人也更盛。
　　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期间，被一道上谕打回老家“养病”。本来，载沣早就想干掉他，现在手中有权，步伐就加快了。
　　原来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悔恨交加，恨不能生啖袁世凯之肉，在瀛台软禁期间，传说终日无事，就在纸上写满“袁世凯”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撕成粉碎，表示碎尸万段之意，光绪帝最后郁郁而终，可谓不得善终，始作俑者，即是袁大头。
　　载沣是载湉的亲弟弟，他亲政期间，本来要杀掉袁世凯报仇，但现实却太不允许了。一者袁世凯已坐大，二则张之洞以老迈之身跪下来说，国家大敌当前不宜动刀兵。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怒，质问南方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取消？”并通过唐绍仪向南方方面探询，假如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有何把握”？显然他的个人进退远在社稷民生之上。
　　到了1913年春，邹鲁回到广州，预备北上出席国会。当时舆论，都不满袁世凯没有经过临时参议会议决，而直接命令通过的官制官规。有人主张弹劾，有人主张国会移到南京开会。
　　一般人总还是对袁世凯抱有期望，以为他是治世的能臣，就像中山让位给他时所说的，有十年的期许。
　　那时中山先生在日本，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唐绍仪都在上海。邹鲁到了上海，常常和他们讨论国民党将在国会里面采取的政治方针。大体决定后，方始北上。宋教仁受中山先生命令，到北京主持党务。本来宋、邹要同行，而邹鲁想先在莫愁湖边墓地凭吊北伐阵亡将士，他先一天到南京，约定次日在浦口车站相会。
　　3月21日凌晨，邹鲁在浦口车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车要开的时候，还不见宋先生身影。一个招待员仓皇跑来对他说，宋先生在沪宁车站遇刺了！仿佛晴天霹雳，邹鲁叫苦不迭。宋先生致力于政党政治最力，强调内阁必须有政党组织，如此一来袁世凯任用私人的机会就阻断了。所以，他看到国会里面国民党占尽优势，他的妒忌叫他似要发疯。邹鲁说，政治竞争，不树堂堂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
　　袁世凯前些年大搞预备立宪，组织人马，提交议案，高调发声。他的宪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此国贼，非加以*不可了！
　　袁世凯当年也上过关于宪政的条陈，那纯出于个人算计。当他称帝后，民国护法军政府*他的檄文中，列举其二十大罪状。涉及破坏宪政的就有：当第一次内阁总理辞后，他即唆使军警威逼议员，公然向国人示威，开武力政治之恶例；*政治，三权分立，为最基本的要义。可是袁世凯因恢复旧制度要向各种马仔施以恩惠，所以对于议院，他就用命令方式使其做这做那，议院作用，化为乌有……所以在军政府第二军秘书长钟动先撰写的檄文中，说袁世凯的丑行毒祸，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践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囿也”。
　　此篇檄文，文笔雄健，迂回而波澜迭起，开头形容袁世凯的个性材质，大有烛照燃犀之效，“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
　　现在也有史家或以为袁氏聪明过人，抑或老奸巨猾，实则根本上看来，此公智商终属下下之驷。同盟会人物尝有评价其失着者，以为，当其为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人向他灌输帝王思想，不料此公叫嚣：“不敢领教！不敢领教。”好像他自己豪奴当惯了，根本不考虑反抗清廷，自己走向帝位。到了民国肇建，他反而要公然称帝了。实则当其在晚清最后十来年中，若下手夺取天下于清廷之手，国人可能会谅解他甚至支持他，可是这个憨包，偏要将帝位笼罩在已经建立的民国头上，这不是白痴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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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徘徊终于拖延（1）
慈禧于1901年底在西安诏议变法，实因西窜过程中，大跌面子。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合上三疏，譬如建议设立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崇尚节俭，打破常格，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去书吏、去差役、裁绿营、简文法等等。其所陈述，剀切详细，然就各条细观，究属卑卑无甚高论。所谓变法，竟在义和团义理及康梁维新之间徘徊折中。张、刘负有一时之人望，而如鸦片之病国害民，亦因税收关系，未敢急议禁绝。官收洋药也为变法之一要目，其识见与魄力，则远在维新人士之下矣。
　　1907年，清廷将前年设的政治宪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为该馆提调，四品衔。
　　这一年张之洞、袁世凯均调军机大臣，袁世凯也需要一个宪政专家，杨度适逢机会，一拍即合。
　　立宪是舆论的呼声，但清廷亲贵们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过了；维新人士则认为不够，革命派则根本不理会这一套。
　　袁氏在其间权衡掂量，由奕劻向太后传话，以为立宪乃缓和危机的灵丹妙药，建议清廷开宪政讲座。
　　杨度当主讲讲师。讲前，张之洞指示，宪政须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袁世凯指示，立宪以富国强兵为目的。
　　杨度谈起当时的笑话：立宪运动的基本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清廷亲贵却要求巩固和扩大君主特权。讲师们要照顾各路大臣的意见，讲起来顾东又顾西，按下葫芦起来瓢，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滑稽突梯，莫过于此。
　　这些变革，对于变器又有不同，虽亦为变器，只变器——器物、器具，而非器——器识、气度，等于不变。而所变的先进的器物，更有利于专制对民众之控制。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中无所不在的监控。
　　1906年，出洋考察的大臣载泽回国以后奏请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廓清级别，明定责成，以预备立宪的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就设置了议院，一般有重大事情就要交付给议院讨论，民间有什么问题也要交给议院转达，所以国家上下一体，军民同心。到了有战争的时候，人尽皆兵，有税费时候，人人自愿缴税，它能够富强起来是有原因的。而清廷的预备立宪到1908年，资政院提议说立宪国应该有议院，才搞出一个议院的总纲和选举法。资政院是国会的雏形，可是钦定的人员和选举的人员各占一半，地方咨议局争持不下的事件要由资政院来复核，就把省级议会和中央议会搞成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这和今天的议会、议员全由民选全然两码事。
　　关于弹劾，议会应有全权。譬如，2009年1月29日晚，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对布拉哥耶维奇的弹劾案，该州立法者随即宣布剥夺其州长职务，原副州长奎恩宣誓就任伊利诺伊州新州长。布拉哥耶维奇此前被指卖官鬻爵，涉嫌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来的联邦参议员位置。他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FBI）窃听，结果卖官一事东窗事发。
　　此前，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以114票对1票通过弹劾州长提案。身为*党员的布拉哥耶维奇被形容为一个“粗鲁，*”的政客。一位参议员说：“他应该被扫地出门，并且被禁止再一次进入议会。”布拉哥耶维奇不但被弹劾，伊州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永远禁止布拉哥耶维奇在该州出任公职，以防此人卷土重来。　。　想看书来

折中徘徊终于拖延（2）
清末的议会裁决权在哪里呢？在皇族和实力人物。总不能说他们使用了宪政议会的名词就承认它的合法性吧。清廷1906年9月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又以为抓住了开展立宪的依据，一时间数十个鼓吹立宪的团体相继成立，如上海以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东京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发起的政闻社；东京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的宪政讲习会等。
　　但是，清廷批准宪政编查馆所拟《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说得很明确：“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议案须经该省督抚认可方能生效，如果“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再看1908年秋，清廷对资政院、宪政编查馆有关选举法、议院法的批复：“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呈，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之。”也承认他们所拟条理详密，权限分明。但这是前提。然而重点在，“无违中国礼教”，将来编纂宪法等，要以此为准，“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
　　这一年的立宪改良运动有点怪异。革命者早就不信这一套。1908年3月，孙中山命黄兴、黎仲实率队进攻钦州，军事进展顺利，黄兴声威大震。打到四月底，又进攻河口，毙杀警察管带蔡正钧，毙杀清廷边防督办王玉蕃。
　　到了盛夏时节，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三年内开国会，将侍郎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此前，于式枚作为考察宪政大臣奏请缓行立宪。“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清廷赫然震怒，诏命将陈景仁即行其革职看管。
　　康、梁推动立宪，但他们只能写些文章，要予以践行，还须借重当局有力人物，于是暗中则拉拢肃亲王善耆，以及政治新星良弼等人，中立张之洞、奕劻，以孤立袁世凯，图谋控制清中央大权。
　　袁世凯奏政闻社多系悖逆要犯，敛财结党，托名研究时政，其实阴谋不轨。于式枚任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这些话清廷听来入耳。袁世凯并非跟顽固派一样完全吻合的口吻，他也要立宪，但这中间潜伏了极其精密的算盘，前一年的夏天，袁世凯就以事机危迫，请尽快预备立宪。
　　自仿行立宪以来，满汉大臣纷纷上折献策。袁世凯奏陈十条。属于换汤不换药。其中第七条是建政府，即内阁会议制度。第八条是设立资政院。
　　在专制条件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三权分立，故资政院徒有其名。随后诏设资政院，溥伦为总裁，年仅二十余岁，系年少亲贵。
　　八月二十七日颁布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宣布九年预备立宪。
　　清廷命资政院大臣奕劻、溥伦进行筹备，定期汇报一次，说是要在第九个年头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到时候颁布宪法、召开议会。
　　宪法大纲*，第一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前，有政闻社，江浙一带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都在开展立宪活动。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其他各省代表先后到京递交请愿书。
　　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病亡，年仅三十八岁。次日慈禧亡故，年七十三。十一月底，美国对中国示好，首先将庚子赔款退回博取好感。唐绍仪到美国道谢。
　　就上一年来看，各省官制次第编订。1908年，资政院王大臣拟定资政院院章。宪政编查馆订立各省咨议局并各议员选举章程。预备立宪限定九年，大肆铺张，实为涂饰民间耳目之举，阻塞视听，迁延岁月。当时满人的领袖为亲王奕劻，以贪婪庸鄙闻名于天下。阳则示人消除满汉界限，阴则以满人把持要津。所定宪法，借皇帝钦定名义，不许人民议论干预，有钦赐宪法之称。
　　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筹备之事，大率有名无实。慈禧辈忙碌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外国之欢心。改良的目的，至少要将专制政府的权力做一定程度的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不幸慈禧玩弄手腕，竟以改制打开开倒车的路径。官场蜂拥，大大抑制着专业人士的成就感和进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现象和权力寻租，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窝案”、“卖官买官”等新品种，而且提高了经济成本。
　　谭嗣同被杀头，往刑场的路上，还有不少愚昧的民众向他投掷臭鸡蛋、烂菜皮，英雄受尽侮辱。过了十余年，清廷以预备立宪做最后挣扎，但民众已没有耐心。当时汪精卫、黄复生之所以没有被杀头，乃因部分清朝大臣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反而会招致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力主从轻发落。这时候再大开杀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改判终身监禁。迨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发布《罪己诏》，10月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说：“窃见汪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事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于是在这年的11月6日，汪氏被开释，重获自由身，获释当日，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如观明星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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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之忸怩：国事亡于拖（1）
到了1909年，各省的咨议局召开*，选举资政。1910年，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典礼。1911年，开第二次*，中国有国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也是清廷到那个时候，倡行立宪政治的最大的改革了。但是这个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一切都晚了。
　　1910年，资政院举行开院礼，但载沣徒具文饰，了无立宪诚意，他实在对不起他的亲哥哥，他还是和慈禧差不多。资政院开会了，议员大半由朝廷指派，即有钦赐议员之称。中枢要员，仍多用满臣。
　　1911年颁布内阁官制，改立责任内阁，罢除旧内阁军机处，设立十个部，仍以奕劻为总理大臣，军咨大臣（参谋总长）仍由载涛担任。各省咨议局议员也多为满人，十个部的国务大臣，满人居七，舆论称为皇族内阁，于是就有省议员要求改组。载沣却严厉申斥，他说，英人为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涉。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