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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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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四日，明令赵辅等率兵五万（朝鲜记载为七万八千），征剿建州左卫、右卫，生擒九十七人，斩杀六百三十八人，俘获男妇一百五十一人，“获其马牛器仗无算，焚其巢寨，房屋一空”。朝鲜国王亦奉明帝诏旨，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兵一万余，进攻建州卫李满住部，斩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三百八十六人，生擒李满住之妻等男妇二十三人，获牛马二百二十九匹，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
骁勇善战的女真名酋董山，中了明廷之计，就这样杀身问斩，家破人亡，努尔哈赤的祖先遭到了第二次大的灾难。
董山有三个儿子，长名拖落（又写为脱罗、妥罗），次名脱一莫（妥义谟），三名石报奇（锡宝齐篇古）。石报奇就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其子福满，追尊为“兴祖直皇帝”。成化五年（1469）七月，脱罗“悔过来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劄等奏保脱罗袭父职，帝命降袭都指挥同知，“令统率本卫人民，依前朝贡，再犯不贷”。脱罗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忠顺，亲自进京朝贡十二次，并以“在边有传报擒送之功”，升为都督佥事。弘治十八年（1505）脱罗病故，其子脱原保袭职后，亦朝贡不绝。
第三节 癸未起兵（1）
一、 “景祖”、“显祖”之死
福满之子景祖，名觉昌安、觉常刚，明人称为叫场或教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顺治五年（1648）追上谥号为“景祖翼皇帝”。显祖名塔克世，亦写为塔石，明人称为他失、塔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顺治五年追尊为“显祖宣皇帝”。
关于觉昌安、塔克世的身份、势力及其行动，明朝官将及士大夫有些评述，但其说不一。有的说，觉昌安是建州卫左都督。万历末年曾到辽东察看边情的司业张鼐，在其所著《辽夷略》中指出：“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
有的认为，塔克世当向导有功，被明宁远伯李成梁封为指挥使。马晋允著的《明通纪辑要》说：“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成梁因他失为向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因以杲之余地与他失，使为建州左卫指挥。”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陈继儒的《建州考》，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程开祜所辑《筹辽硕画·建夷考》，皆未载明觉昌安父子的官衔和身份。
清廷修的《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高皇帝实录》、《满洲源流考》等书，也未提到景、显二祖的头衔。这样一来，明清文献，或含混其词，不予说明；或人言各殊，莫衷一是。究竟觉昌安、塔克世有无职衔，系何身份，势力强弱，就成了一个需要查明的问题。
明人的记载，都是努尔哈赤兴起以后的追述，难免不夹有偏见，或系道听途说。清朝的官书，又有为亲者讳的缺点，皆难完全依以为据，不如明辽东官员的报告更为可靠。
抚顺马市，是建州女真与汉民交易货物的地方。万历六年（1578）四月初七日，任大顺被委任为定辽后卫经历，前往抚顺城更替副断事罗厚，负责“抽收夷税银两，抚赏夷人”，七月初八日离职。任大顺于八月开具了在任期间“抽收夷税”、“抚赏夷人”清册，上报巡抚。这份清册虽有残缺，但直接讲到觉昌安的有三次：
（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三……抽税银八两二钱一分五厘。
（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
（六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剌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
这是当时万历六年的档案，经历任大顺经办抽税抚赏，亲眼看到叫场入市卖出麻布粮食，买进猪牛，收取税银，亲自办理“抚赏”叫场的物品，随即汇总登记成册，上报巡抚。这样形成的文件，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这时的努尔哈赤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夷人”，谁也不能预见这个二十岁的女真青年，四十年以后，会反叛朝廷，会攻占辽沈，会打败天朝大军，会逼死经略、巡抚大人。对这个当时与明无仇无冤的普通“夷人”的祖父，任大顺自然不会怀有偏见，存心歪曲事实，任意贬斥，而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交易、抚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份档案十分真实，是了解叫场身份、经历、行动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根据任大顺撰写的《清册》，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觉昌安的身份、地位及其行动的情况。《清册》载录建州女真分批入市的领头之人，有忙子、朱长革、张海、张乃奇、宁弓提、叫场、曹乃奇、失剌八、付羊公、来留住、扎力砍，龙豆、松塔、色失、哈屠合、忽失八、绰乞、小四、虎剌海、摆洪、勒克得、大有、艾马茶、咬郎、三章等二十五人，还有进京朝贡回还的把当哈。这二十六人中，从《明实录》记述建州女真入贡的都督、都指挥名单中，可以找到九人，他们是毛怜卫都指挥戳乞纳（即《清册》所列绰乞），建州左卫都督来留住（另一处写为右卫都督），建州右卫都督八当哈，毛怜卫都督付羊公，建州左卫都督松塔（另一处写为建州卫都督），毛怜卫都督失剌卜（即《清册》所列失剌八），左卫都督蟒子（《清册》的忙子），建州卫指挥使咬郎，建州左卫都督八汗（《清册》记为摆洪）。从苕上愚公的《东夷考略》等明人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张海、色失两位酋长的名字。可见，《清册》所记女真入市的领头人，是建州各部的酋长。照此看来，叫场（觉昌安）既然是率众入市的领头人之一，这就表明他也是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
在这些女真酋长中，觉昌安的身份不算显贵，势力不大，地位不高。这从两个方面反映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他的部众并不多。普通女真进入马市交易，一般是跟随本部酋长前往，入市人数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个部落的大小和酋长势力的强弱。从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到七月初六的八十天里，《清册》开具的建州女真入市酋长有十七人（不包括残缺未记及抚赏的人数），共二十四人次，按随行人数多少排列，其顺序是：朱长革，三次，四百三十人；张海，二次，一百九十人；张乃奇，三次，一百九十人；色失，四次，一百七十人；忙子，五次，一百六十五人；失剌八，一次，一百三十人；曹乃奇，两次，一百一十三人；宁弓提，两次，一百二十人；绰奇，一次，九十人；扎力砍，一次，八十人；龙豆，一次，七十二人；来留住，一次，五十余人；付羊公一次，五十人；松塔，一次，五十人；叫场，一次，四十五人；忽失八，一次，四十人；哈屠合，一次，二十人。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在这十七个酋长中，叫场带领部众入市的人数才四十五名，倒列第三，仅为朱长革、张海，张乃奇、色失、忙子等酋长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势力的大小，部众的多少，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过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而已。
第三节 癸未起兵（2）
另一方面，《明实录》对进京朝贡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要写明领众之人。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这一年开始（这一年，觉昌安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万历九年（1581），这二十三年里，《明实录》载明朝贡的建州女真首领，按时间排列，有都督木力哈、都指挥忙恰答牙、都指挥戳乞纳，都督柳尚、胜革力、王忽、纳木章、安台失、来留住、八当哈、失利卜、大疼克、纳答哈、台恭、忙子、付羊公、章成、牙令哈、阿古、松塔、八汗，都指挥额苦、土满，指挥咬郎。觉昌安（叫场）虽然常到抚顺马市做买卖，可是在《明实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可见他或者仅是作为一个小部头人附属于大部酋长之下跟随入京，或者是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未能荣睹龙颜，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明人记载皆未提及叫场入贡）。这正说明此时的觉昌安还只是一个僻处山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部头人，诸申不多，地位不高，势力不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伯祖脱罗，大难之后，幸能豁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皮张等土特产和马匹，买进耕牛、铁制农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在前述《清册》所载海西女真与汉民的贸易，已经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实录》也载称，建州女真地区，“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备国用”，与明“互市交易”。人参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向明售卖。这种马市，基本上女真是卖多买少，明则处于贸易逆差。明档所记万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1584）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马市，买进铧子、耕牛、衣服、缎绢等物，按时价计，约折银八百五十两。而卖出的商品，仅人参一项，照时价每斤九两银计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参当值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余张，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余张，又可售银上万两。这样大量的货物买卖，才抽税银六百一十二两，由此推知，叫场入市抽的税银五两多，大致是价格五百两左右的营业额，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数额是不小的。由此而获取的银两，也是不会少的。他还通过“抚赏”领取了很多物品，仅初三、十二日两次，就得到明臣给予的三头牛、四头猪、盐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剌、红布等物。
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愤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1562）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1574）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1575）八月，磔杲于京。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向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第三节 癸未起兵（3）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1575）二月复纠众入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向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向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1589），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特遣“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属实，“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议准升为都督佥事。
这些史料表明，觉昌安、塔克世确是竭尽全力，为明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效劳，在促成姻家阿台惨死的事件中，起了不应该起的可耻的恶劣作用。他俩本来想通过这一活动讨好明朝，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阿台固然被斩，自己却也“并死兵火”，重振祖业的幻想毁于一旦，努尔哈赤家族再次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二、 十三甲兴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死于古勒寨，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固然是一大不幸，然而，如无其他变故，照说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觉昌安父子之死，是为明向导，攻打王杲、阿台而死于战乱之中。王杲、阿台先后为乱三十余年，掳掠人畜，击杀军民，戕官毙吏，为明大患。万历三年（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晋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海西塔山前卫都督王台加授勋衔，特封龙虎将军，二子并进都督佥事。阿台之灭，明帝御皇极门宣辽东大捷，祭告太庙，群臣欢庆。宁远伯李成梁岁加禄米一百石，荫一子为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巡抚兼右佥都御史周咏升总督兼右都御史，总督吴兑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周咏、吴兑还各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巡抚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辽海东宁参政张崇功升按察使，开元兵备佥事靖四方进右参议。大学士亦缘功奖赏，元辅张居正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次辅张四维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从征官兵，亦各赏银币。觉昌安、塔克世既向导有功，而且“有殉国忠”，理应得获重奖，海西酋长王台可封龙虎将军，二子荣授都督佥事，觉昌安的子孙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职，领取奖银，至少也可当个都指挥乃至都督佥事。如果这样办理，努尔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赏擢升和支持，他们几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便可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称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可喜图景并未出现，相反，努尔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险遭灭门之祸。
第三节 癸未起兵（4）
《武皇帝实录》卷一，对努尔哈赤家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曰：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边臣曰：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终怀恨不服。《武皇帝实录》的这段叙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谓“诏下”，“给都督敕书”，等等，并无其事，叫场、塔失当时还是人微资浅，其名未能载于奏疏上达帝君，亦无授予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后努尔哈赤才因功、因势、因祖和父“殉国忠”而由都指挥进封都督佥事。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努尔哈赤一家处境的表述，还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第一，它载明努尔哈赤得罪了明朝边臣，栽下了祸根。当时，辽东大捷，强“酋”就擒，明朝君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蔑视“东夷”。在这样的气氛下，明边臣承认是“误杀”，送回叫场、塔失之尸，给予敕书、马匹，允许努尔哈赤袭封都指挥，这对天朝大帅来说，算是念其向导之功，从优奖赏，恩赐够为隆重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小小女真努尔哈赤，竟然要求执送尼康外郎（又写为尼堪外兰），以报杀害父、祖之仇。
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努尔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误会，还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为，总是死于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报，有何颜面生于世间。但是天朝“圣皇帝”威严无比，辽东守臣，“自视其身，如在霄汉”，直到三十一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时，致书辽东巡抚郭光复，仍尊郭为“地方之主”，比为“太阳”，自居阿哈。这样贵贱悬殊强弱显异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长努尔哈赤，他敢向明帝索报父仇吗？那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屈于威势，置父仇不顾，而谄事明帝，图求个人安乐，升官晋爵，当一个不孝之子无耻之男，还是不畏强暴，挺身而起，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阵，浴血奋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做一个有血性、有骨气、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笃孝的义子？或者是既要牢记大恨，誓死报仇，又要讲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时，暂时克制，不把矛头指向明朝，而将怒火引及次要之敌，一则略释心头之恨，二则尽可能地避免明廷的敌视，从而蓄积力量，待机而动？刚毅聪睿的努尔哈赤采取了第三种方针，向明朝讨索仇人尼康外郎。不料，这一正当的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他们视为无理取闹，严词训斥，一口拒绝了。真是，祸不单行，父、祖既死，又开罪于明帅，不仅得不到天朝的恩赐和支持，反将受其打击迫害，努尔哈赤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第二，敌人引明为助，乘机威逼归服。尼康外郎之名，明、朝文献未载，难知其详，据《武皇帝实录》等书，他乃苏苏河部内的秃隆城主（《满洲实录》记为图伦城主），即建州左卫一个候袭官职的头人。尼康与明将关系密切，为李成梁引路，击灭阿台有功。他又曾向抚顺游击献谗，责治苏苏河部撤儿湖城酋长瓜喇。尼康原来的势力并不大，部众不多，观其后来屡逃，不敢与努尔哈赤交锋，即系明证。但是尼康向导有功，努尔哈赤又为明臣所厌，因此明将气势汹汹地对努尔哈赤宣称：“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武皇帝实录》卷一。寥寥数言，震动极大。当时，王杲父子齐遭斩杀，同死者三四千人，建州各部酋长伤亡不少，叫场、塔失双双丧命，另一强“酋”王兀堂亦惨败遁逃，“建州部益弱”，明威大振，“东夷震慑”。在这样形势下，明臣的讲话，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说要为尼康筑城，要让尼康主管建州女真，谁能怀疑，谁敢抗命，一下子就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乘机“又迫太祖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又是一大威胁。
从永乐三年（1405）猛哥帖木尔第一次入京朝贡受封指挥使，到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父子去世，在这一百七十九年里，努尔哈赤家族历经盛衰，三起三落，遭受了三次大灾难，而尤以最近父、祖冤死，祸害更为严重。宣德八年（1433），虽然猛哥帖木尔及长子阿谷死于“七姓野人”之手，董山与母被掳，家财尽丧，损失不为不大，但毕竟是因忠于明朝而遭难，明帝特予优待，立即敕令“野人女真”归还人畜财帛，升凡察为都督佥事，不久又授董山为指挥使，连续晋升至右都督，袭父故职，掌建州左卫，凡察掌建州右卫。正是由于明帝的擢用和支持，董山才能由一个孤苦幼童一跃而为“雄长诸夷”的强酋，重振父业，名扬各部。成化三年（1467），董山因乱被斩，明军攻剿三卫，杀掠人畜，为害甚烈，但董山业已称雄多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余势犹盛，故不到两年，其子脱罗“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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