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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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袭破我城堡，戕害我将士，此乃王法所必诛，天讨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献之九庙，灭此而后朝食也。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994页。
　　既说依法必诛，罪不容赦，又说要生擒努尔哈赤，枭首藁街，献与九庙，这样的处置，与四十四年前将其外祖王杲押解京师，献俘阙下，磔杀示众，完全一样。
　　如果说这些咨文都只讲到对“元恶”的惩治，那么，明帝批准颁发的赏格，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及海西、朝鲜。“赏格”规定：　
　　有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擒斩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世袭。以上应赏功级，皆自军卒言之。……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其朝鲜擒斩，照中国例一体升赏。……《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八。
　　“八大总管”，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贵营捌兔（代善）、忙谷太（莽古尔泰）、阿卜太（阿巴泰），黄太住（皇太极），把布亥（巴布海）、羊羔儿太、汤哥太（汤古岱）、堵堵（杜度）”，“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指阿敏等人。中军韦都为额亦都，前锋阿堵为阿敦，书记大海是达海，女婿火胡里为何和里。《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十七，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洲篇四。这个“赏格”，既悬赏擒杀努尔哈赤，又要诛其子孙叔伯弟侄，已经是全家全族问斩了，还要屠杀其女婿、大将，连书记也未漏掉，所有大小头目都在劫难逃，这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十分近似。不仅如此，建州的一般女真，也要遭殃，因为赏格规定，叶赫金台石，布扬古（白羊古）贝勒，如果杀了努尔哈赤，他们就取代了其龙虎将军之位，就得到了建州敕书，占了建州地区。简而言之，大军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把整个建州（实即整个满族）全部消灭，这就是明廷发动萨尔浒之战的目的。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兵、将、粮、马、甲、炮大体备办完毕，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天命四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敌。议定兵分四路，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等官将，监军为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共两万余人，从靖安堡出边，由北进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两千相助。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及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副，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察司经历左之似赞理，官兵两万余，由抚顺关出，从西进攻。南路为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等随从，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兵两万余，从鸦骨关出边，由南进攻。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同知黄宗周赞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进攻。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共十万零三千五百余人，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宣布军令十四款，当场斩杀抚顺逃亡的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密令各总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依限出边，“务期尽灭贼”。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2）
明神宗朱翊钧
　　十万大军，千员上将，枪炮数万，四路合击，真是军威雄武，声震山岳，看来小小建州难敌天朝，将遭灭族灭种之灾了。可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出师之前，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经决定了明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以至高无上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而言，此人不文不武，因循苟且，晏处深宫，沉湎酒色，厌理国务，二十多年不上朝，开创了懒君的记录，并且他还爱财如命，广括公私财帛，仅以祸国殃民的矿税一项，每年就额外征银五百余万两，纳入内库。朱翊钧骄奢淫，挥金如土，营建三殿，仅采楠木、杉木于川、贵、湖广，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御用袍服，岁费数十万。册立太子，只是采办珠宝一项，就下诏取银两千四百万两，而每年，“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其子福王就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多达四百万亩。这样的昏君懒帝，怎能富国强兵，怎能处理消灭新兴后金强国的军机要务。
　　君如此，相又如何？此时明朝政府的中枢——内阁，正由著名庸臣方从哲独理阁政。此人才具平庸，柔懦媚上，“顺帝意”，“呢群小”，既无治政用兵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也无识人任贤之眼，凡事敷衍塞责，苟且度日，当然也担当不起击败强敌巩固边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务必然废弛。官多缺员，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给事中、御史按制应有一百五六十员，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无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数职。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真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年间，本来已是民贫国穷，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贪婪的明神宗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遣派豪横太监，分赴各省，开矿收税，大兴“矿税之祸”。这批矿监税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树黄旗，揭圣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致使全国“公私骚然，脂膏殚竭”，“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三百七十六；《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朱翊钧的暴行，激起军民公愤。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自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由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锋火到处燃烧，十余年间，大的“民变”多达数十起。
　　就全国而言，赋重役烦，国库空虚，军政废弛，兵变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而首当建州其冲的辽东，危机更为严重。要打仗，必须有兵，而且必须有精兵，有得到辽民支持的精兵。但是，此时辽东，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官军原额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实少二万二千人，除老弱病残，“其精壮不过二万有奇”。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残弱，主要在于官将的科派掊克。万历中期，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以后，上奏极言辽镇元气大损，总的是：　
　　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他还具体地叙述了官将勒索士卒的详细情节：　
　　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貉皮，清河、抚顺、宽奠、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其包赔之苦，服役之劳，盖万万不可言也。如春发银五钱，秋收参一斤。（笔者按，人参一斤，市价为十两银左右。）春发银一厘或一卵，夏索鸡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势给各军，而厚收其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段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夫辽左之军，惟家丁选锋月粮一两二钱耳，更叠科克，所余几何。逼之以不得不从之威，而挟之以不敢不扣之势，何怪乎营军之家十九之为悬罄也。既疲其力，又夺其财，则安望其出死力抗强虏哉。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既是弱军，难御强敌，又是暴军，鱼肉人民。侯先春尖锐指出：　
　　大将军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返，岁以为常。每丁军阶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刀悬门，人皆丧魄。且领卒将官，尽是婪秽之辈，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导之，被害者安所控诉乎。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　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盖深苦之也。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3）
辽东本已民穷财尽，兵戈时起，又加上矿税太监高淮的骄横跋扈，掊克万端，更闹得天怒人怨，难以聊生。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辽东，至三十六年（1608）被辽东军民赶走，祸害辽民十年。他带领家丁数百，“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辽东税监高淮揭》。。他“扣除军士月粮”，散发羸马给军，“收好马之价十倍”，又将“布鞭香袋米面诸货”，“无不派勒各营及民间”，勒收高价。《明史》卷三百零五，《高淮传》。当时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民谣，刻画高淮的贪婪和狠毒：“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七，宋一韩：　《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这种“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痛心饮血”的局面，怎能使军民一致，齐心抗敌！
　　君昏相庸，国穷民贫，赋重役烦，官将掊克，民不聊生，本已决定出师必败，再加上主持征伐的经略，任用非人，更加速了明军的覆灭。由部会推，经帝任命的经略杨镐，原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率兵四万，围攻岛山，倭将行长领兵来救，镐大惧，狼狈先奔，敌军追击，明兵大败，死亡两万余人，“辎重多丧失”。时人评述说：　此战，“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杨镐传》。。这个杨镐，还不知羞耻，隐瞒败状，“诡以捷闻”，为帝褒美，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仓皇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当，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宜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1612）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懑。”《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人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怯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懑”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　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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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4）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入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
　　明军四路，以西路最为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两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复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来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一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两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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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5）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努尔哈赤所使用的甲胄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克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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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1）
　　一、　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可是，从此就按兵不动，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此时刻，不够英明，不太聪睿，决策上出了差错，贻误了战机，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给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这时明朝的窘困局面，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费多少代价，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能轻取沈阳、辽阳，可以说是乘胜前进，势如破竹，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畏敌如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勉强凑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开原之陷，损失又逾万数。七月铁岭失陷，八月叶赫被灭，明兵更加怯战思逃。八月底，辽东经略熊廷弼题报辽阳、沈阳情形说：　
　　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冉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五。
　　熊廷弼后又补充说，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没法运送粮草，致使全军严重缺粮，兵仗器械亦荡然无存，“军无片甲，手无寸铁”。沈阳重镇，能战之兵只有一两千。辽阳要城，残兵两三万，且无甲无马，无将无粮，“可谓无兵”。一向被誉为兵强马壮的辽东军事重镇，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可悲。兵少将缺，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