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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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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或是，再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依赖于人的先见，就是他的想像将来的能力。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就是环境使人从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能得到的未来的愉快——表现为许多形态：但其实质总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雨的茅屋，而他的邻人们在建造他们的茅屋时却没有花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他的茅屋的好处上所获得的愉快之增加，就是他的工作和等待所赚得的价格。这种愉快的增加，如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是代表明智地用于防备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的欲望的种种努力之生产力的增大。退休的医师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使它能够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上述愉快的增加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因为利息具有数字上明确性的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其他形态的利益之典型，并代表这种利益。
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由他直接从劳动中得到的——劳动差不多是一切享乐的最初的源泉，还是由他以交换或继承、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的形式之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处得到的，对于我们眼前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唯一问题只是：财富的增长一般是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正当地或不正当地）力量支配的愉快之有意识的等待在内，和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依赖于他的生动地想像将来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习惯。
第九节 报酬额愈大，储蓄率通常就愈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下的叙述：正像人类本性所生成的那样，由于现在一定的牺牲所能获得的将来的愉快之增加，一般就会增大人们所作的现在的牺牲量。例如，乡村居民如果必须到森林中取得木材来建造他们的茅屋，则森林愈远，从每天取得木材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未来的舒适之报酬就愈小，恐怕由每天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而产生的未来的利益也愈少：由于一定的现在的牺牲所获得的未来愉快的报酬这样小，就会使他们不扩大他们的茅屋，而大体上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得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茅屋，他们离森林愈远，从一天工作的产物中所得到的利益愈小，则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日子就愈多了。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他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得利息，则利率愈高，他的储蓄的报酬额就愈大。倘使稳当的投资的利率是4％，他放弃现在值一百镑的享乐，他每年可得值四镑的享乐；但如利率是3％，他只能得到值三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这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以储蓄一部分财产所能获得的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是使人们略为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所作的准备就较少了。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贾尔德爵士在二个多世纪前曾说，在利率高的国家中，商人“当已积有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得利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如此容易、可靠和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使他们自己和国家变为富有。”有许多人，当他们还在壮年时，当他们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为有效地经营企业时，却退职不干了，过去有这种情况，现在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正像沙更脱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已决定继续他的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他的家庭之用为止，他将感觉到，利率如低，他必须比利率高时储蓄更多。例如，假定他希望每年有四百镑的收入才能退职，或是每年保四百镑的险作为他死后妻孥之用；如果现行的利率是5％，他只要储蓄八千镑，或保八千镑的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一万镑，或保一万镑的寿险。
因此，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可能的事。但是，由一定量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得到的遥远的利益之下降，大体上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作的准备；或用较为近代的话来说，利率的下降势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是同样确实的事。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日见增大，即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继续大量储蓄，但是，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少、而不是较多。
第十节 续前。
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各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部分都有许多相关的地方，因此，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易于完全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部分之内。在本篇中，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于供给的方面；但在这里略为说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似乎也是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积累是为种种原因所支配的：风俗、自制和想像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因为，虽然有少数人决定为他自己或家庭要获得某一固定数额的收入，在利率高时比在利率低时会少储蓄一点，但利率的上升增大储蓄的愿望，差不多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或不如说，它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增加的一种征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或利润）的上升而以工资为牺牲，总是增大储蓄的能力，未免过甚其词了：他们忘记，从国家观点来看，财富用于劳动者的子弟，与用于马匹或机械同样是生产的。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每年的储蓄率即有颇大的提高，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也不会觉得的。
第十一节 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是非常贫乏和令人误解的。这一部分是由于要进行适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财富之数字的衡量之任何打算所固有的困难，一部分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之有系统的打算。美国政府确是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而得的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结果了。
其他各国的财富之估计，差不多完全是以收入的估计为根据，而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计算的；
这个年数的选择是参照：（i）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ii）从任何特殊形态的财富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程度：（a）由于财富本身的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b）由于使用财富所费的劳动或是资本本身的耗用。最后这个项目，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会很快开完的矿山更为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一方面，土地之产生收入的能力是会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ii）（b）项目下可看作是负数）。
土地、房屋和牲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头等重要的财富之三种形态。但是，土地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价值的增大，往往主要是由于土地稀少的增大；因此，土地价值的增大，与其说是满足欲望手段的增加之尺度，不如说是欲望增加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大约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是毫不重要的；倘使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则前者的土地的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二十倍。
在中世纪之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最优良的土地有许多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之下；虽然现在牲畜总的重量也许增加十倍以上，而且质量较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是，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三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差不多增加一倍。自那时以来，自由贸易、运输的改良、新国家的开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货币一般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地提高。
在上一世纪之初，在法国和德国，二十五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是，现在这种利益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的财富增长，如与英国相比，似乎较大，而实际上则不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必须被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我们就可知道，即使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会是很令人误解的。但是，这样的估计仍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所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耐先生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两书包括关于下表中许多数字的可供参考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表明一切这样的估计都很不确实。莫耐先生对于土地——即农业土地——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之估计，恐怕是太低了。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帐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耐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这样，他就可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所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十八亿二千一百万镑。财富的这些估计数主要是根据收入的估计数：关于收入的统计，我们可以注意包莱在他所著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以及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作的有益的分析。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篇，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15，000百万镑加拿大1，350百万镑澳大利亚1，100百万镑印度3，000百万镑南非600百万镑帝国的其余部分1，200百万镑关于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之尝试性的历史，已由罗杰斯为了征税的目的从各郡的课税额中推算出来。戴维纳尔子爵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波流、南马克和福维勒则作了关于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比较研究。
克莱蒙先生1919年3月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二百四十亿镑，国民收入为三十六亿镑。照他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之净值已降到十六亿镑，它近来卖出的证券数达十六亿镑；另又借入十四亿镑。收支对照，联合王国似乎是有二十四亿镑的债权人：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为有充分的担保。
经济学原理……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一节 组织增大效率的学说是旧有的，但亚当·斯密给它以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已为遗传性所缓和了。
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作家，都喜欢研究劳动从组织中所得到的效率之增大。但是，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情况上一样，亚当·斯密以他解释一个旧有的学说所用的哲学上的透彻，和他说明这个学说时所用的实际知识，使它具有新的和更大的意义。在力言分工的各种利益和指出这些利益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住的地方的利益的种族。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还没有获得许多读者之前，生物学家对于区分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组织上的种种差别的实质之理解，已开始有了很大进步；而在两代多之前，马尔萨斯所作的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的叙述，使达尔文着手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生存竞争之结果的研究，这个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了生存竞争不断起着淘汰的作用。自那时以来，生物学尽了它应尽之责而有余；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所发现的许多奥妙的相似点，而得益不浅。诚然，在有些情况下，表面上的相似点经过较为仔细的研究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而最后足可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之基本统一性。这个中心的统一性可由以下的一般原理来说明：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
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
最高度发达的——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意义——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的学说，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思索出来。但是，我们可转而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
这个法则需要仔细解释：因为，一物之有利于它的环境的事实本身不能保证它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中的生存。“适者生存”的法则是说，那些最适合于利用环境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之有机体趋于生存。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的东西的有机体；但有时它们却是有害的。
相反地，生存竞争也许不能使得会成为非常有利的有机体生存：在经济界中，对于任何工业设施的需求，不一定会引起供给，除非它不光是对这种设施的一种愿望或必要而已。
它必须是一种有效的需求，就是说，它必须对供给的人提供充分的报酬或其他某种利益，才会有效。光是雇工们要参与他们工作的工厂之经营和赚钱的愿望，或是聪明的青年对于优良的工业教育所感到的需要，如果照我们使用需求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说供给自然地和必然地随着需求而来——
来说，都不是一种需求。这似乎是一个苛刻的真理；但是，这个法则的最残酷的特征因下一事实而缓和了：其成员不强索报酬而互相帮助的那些种族，不但在当时最可能兴旺，而且最可能抚养许多继承他们的有益的习惯的子孙。
第二节 续前。
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在动物界中，家庭和种族的义务的标准往往是很高的；即使那些被我们看作是残忍的典型、凶暴地利用环境而不给任何报酬捕食生物的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是愿意为它们子孙的利益而努力的。从家庭的狭隘的利害到种族的利害，我们看到，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所谓社会动物之中，生存下来的种族就是其个体最努力为社会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它自己的直接利益的种族。
但是，当我们说到赋有理性和语言的人类时，民族的责任感对加强民族的影响，是有各种形式的。的确，在人类生活的野蛮阶段中，个人对别人所提供的服务，有许多几乎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的习惯和没有理性的冲动。
但是，有意识的、因而是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牺牲是由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的具有远见的指导所养成的，并为寓言和传说所谆谆教导。逐渐地，起源于下等动物的没有理性的同情心，扩大其范围，并为人有意识地所采取作为活动的基础；民族情感，其出发点也不比在一群狼或一群盗匪之中占优势的出发点为高，民族情感逐渐发展成为高尚的爱国心了，而宗教的理想也得到提高和纯洁了。凡是这些特性得到最高度发达的民族，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战争以及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中，必然比其他民族坚强；最终必占优势。因此，生有竞争终于使人类中这样的民族获得生存：个人为了他周围的人的利益最愿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
然而，不幸的是，使一个民族能胜过另一民族的一切特性，并不是都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好战的习惯曾经常使半野蛮的民族能够征服在各种和平美德上胜过他们的民族，但过于着重这个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征服已经逐渐增大了人类的体力和创立伟大事业的力量，而最终恐怕是利多于害。但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道或凌驾这个民族之上繁荣兴旺，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说它不足以有功于世界，则对这个说法是不必加以上述的附带条件。因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虽都表明，寄生的民族有时也意外地有利于他们所赖以繁盛的民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寄生的民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那个民族的特性而不给以任何好的报答。在东欧和亚洲，对于犹太人和阿米尼亚人银钱商的服务，有经济上的需要，或是在加里福尼亚州，对于中国人的劳动，也有经济上的需要，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证据、甚至也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样的办法会提高整个人类生活的品质。因为，虽然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的民族，如果不是相当具有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就不能兴盛；但是，没有这些美德、不能独立创造伟大事业的民族，也会能依靠与另一民族的关系而繁荣。不过，大体上——可有重大的例外——在获得生存和占有优势的那些民族中，最优良的品质是最高度发展的。
第三节 古代的社会阶级与近代的阶级。
这种遗传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社会组织必然是发展缓慢的，而且是许多代的产物：它必须根据大多数人的不能迅速变化的风俗和癖好。在古代，当宗教的、礼仪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产业的组织密切相关，而且的确不过是一物的不同方面时，为世界进步先躯的一切国家，差不多都采取多少是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级的区分是非常适合于它的环境，而大体上它加强了采取阶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它既是生活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如果它所发生的影响大体上是不利的，则采取阶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是证明阶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超过它的缺点。
其次，我们知道，一种动物或植物会以具有两种特性而与它的竞争者不同，一种特性是对它非常有利的；而另一种则是不重要的，甚至或许是略为有害的；虽然有后者存在，前者仍会使这种动物或植物获得成功：后者的存在因此就不能证明它是有利的。同样地，生存竞争使许多特性和习惯存在于人类之中，它们本身不是有利的，但却与成为力量的巨大源泉的其他特性和习惯为一条多少是永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在进步主要是归功于军事胜利的国家中，对于坚忍的勤劳有压制行为和蔑视的倾向；其次，在商业国家中，有偏重财富和使用财富作为炫耀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都可找到以上这样的例子。但是，最显著的例子还是见于有关组织的问题之中；阶级制度虽有很大的缺点，其主要缺点是它的严厉性，和它的为社会利益——或不如说是为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紧急之事——而牺牲个人，但是，阶级制度与它所必须做的特殊工作非常适应，因而使它能够盛行不衰。
越过中间的阶级而立即说到西方的近代组织，我们看到，近代组织与社会阶级制度构成了显著的对照，而且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严厉性已为变通性所代替：过去固定不变的工业方法，现在是以令人昏乱的速度而变化了；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他的阶级内的地位，过去是为传统的规则所明确地规定，而现在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且随着当代的变化情况而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在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上为社会紧急之事的牺牲，在有些方面，似乎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情况，又回到古代在阶级制度统治下所盛行的状况了。因为，不同工业等级之间的分工，以及同一等级内个人之间的分工，是如此彻底与不能调和，以致生产者的真正利益，为了加大他的工作对物质财富的总生产所作的增加起见，有时反有遭受牺牲的危险。
第四节 亚当·斯密是谨慎的，但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夸大了自然组织的经济。才能因使用而得到发展；才能的承袭则靠早年的训练或其他方法。
亚当·斯密力言他的时代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精细分工和精密的工业组织的一般利益，但同时他也仔细说明，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以及它所包含的许多附带的害处。但是，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因为哲学的见解较差，而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也较差，大胆地辩解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他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
同时，同样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会使别人以他能尽量利用的资本供他使用；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如此安排他所雇用的人，以致各人都能做他所能做的最高工作，而不做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购买和应用一切机械以及其他有助于生产的东西，在他的手中这些东西所作出的贡献，就能超过它们本身满足世界的欲望的费用的等价物。
这种自然组织的学说，差不多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作充分研究的人所无从理解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对人性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真理：对于诚挚和深思的人，它具有非常的魅力。但是，夸大这个学说，却有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譬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之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不能看见和消除其中的害处。它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近代工业的广泛的特点中，有许多是否也会是过渡的，当时它们诚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像阶级制度当时所有的效果一样；但是，也像阶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是有利于引向对一个较为幸福时代的较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易于引起对它的夸大的反应，而造成了害处。
第五节 续前。
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使用而得到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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