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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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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生产部门的每个方面，都要将资财分配于各种支出，而某种分配的办法能比其他任何分配办法产生较好的结果。管理企业的人越能干，他就越接近十分完美的分配；正像管理一个家庭所有的羊毛之原始社会的主妇越能干，她就越接近羊毛在家庭的各种需要之间的理想的分配一样。
如果他的营业扩大了，他就要以适当的比例来增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按照比例来增大。例如，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的比例，在一家小的家具厂里也许是适当的，而在一家大的家具厂里，这一比例恐怕就不适当了。如果他对他的资财的分配做到尽可能的适当，他就从他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得到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最大（边际）报酬。如果他使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过多，他就从这种生产资料中得到递减的报酬；因为其他生产资料与它不能适当配合。这种递减报酬与农民所得到的递减报酬是相同的，如果农民对土地如此地精耕，以致从土地获得递减的报酬。倘使农民能以与付给原来土地的相同的地租而获得更多的土地，他就会租用更多土地，否则，他就会受到责难，被看作是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这就说明了以下的事实：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来看，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
但是，前代的经济学家说到报酬递减律时，他们不但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而且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农业问题。
现在，如果整个国家发觉它现有的刨床或耕犁为数过多或是过少，它就能重新分配它的资源。它能增加它所缺少的东西，同时逐步减少过多的东西：但对土地它却不能这样做。它对土地可以更加精耕细作，但却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前代的经济学家力言以下一点是对的：从社会观点来看，土地的地位与其他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的生产资料的地位，不是完全相同的。
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加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之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是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不同的，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被充分耕作。同样地，他们不大重视下一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不适当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当报酬递减倾向变为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这是确实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没有货币衡量的帮助就不能正确解释一剂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往昔的或远处的土地之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的、多少是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以数字的标准为目的，但仍足供广泛的历史研究之用。我们必须考虑以下这些事实：一剂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有很大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通常远不及在农业的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是低得多了。为了大多数的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不熟练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剂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及偿还的一定费用所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十天（比如说）这样的劳动之价值；
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和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
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加以比较，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的种类，则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土地对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对另种作物或另种轮种，能使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产生较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样讲法只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是相同的，一方面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计算一切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一剂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的资本的一部分是由两岁的牡牛若干头构成的，则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是包括年终这些牡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所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十镑时，这十镑包括他的田地所有的一切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它们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以上所述是一般所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这个方法可以看作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种方法有时更为适当。有时对所用的一切资本说成好像都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是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当作是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加工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对于农具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年初时农具的价值当作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到年终时就当作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凯南教授所说，报酬递减律最初是由杜阁加以清楚说明的（见他所著《生存》第420—421页），而它的主要应用则是由李嘉图加以发展的。
经济学原理……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 人口学说史。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将作一些研究。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速、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
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精疲力尽的战争，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也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某种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愿的节制来阻止它。所以，他力劝人们采用这种自愿的节制，并且要过道德上纯洁的生活，力戒早婚。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于他的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所发生的压力之倾向，估计过高了；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不是他的过失，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事实，却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确，除非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大体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要推广于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加详论。
第四节 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决定于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过人口死亡之数；第二决定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是看关于结婚的习惯而定，这种习惯的古代历史之中是充满经验教训的；但这里我们所研究的，不得不限于文明国家的结婚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很早开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较迟，也较迟停止；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婚延迟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愈长，人口出生率就愈低；当然，妻子的年龄在这方面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假定气候没有变化，则平均结婚年龄主要是看年轻人能够自立和按照他们的朋友与相识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适标准以维持家庭的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身分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在中等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
技术工人除非升到负责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对他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入工厂做工，使他们在很年幼时就能自己谋生；最后，不熟练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最大的工资；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等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之中最低。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有另外的儿子结婚，他必须离开这个乡村。在旧大陆的旧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物质繁荣，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一般就用像这种有害和残忍的风俗来解释。①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来往为严厉的法规所阻碍。自由的镇市诚然往往鼓励乡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会的规矩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是同样残酷。
第五节 续前。
在这方面，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现在对他和他的孩子总是开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陆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移民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逐渐上涨，以及土地的日见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将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创办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进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决定于他们的土地之多寡。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人数的增多，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佛兰西士。高尔顿曾经指出，英国贵族的家庭虽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长子与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以及有时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差不多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论；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为有利了。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土地的生产物，运回新式工具以及许多生活舒适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的帮助。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东西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帮助了自然增加；这样，虽然美国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阶级的人，据说是不愿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已得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减低了。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减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的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的大大增加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平均以上的体质和神经的力量；高尔顿曾经说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不是不富于生殖力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节 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为清楚，对于研究它的主要变动，我们会觉得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中，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国与在别国是一样的。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僧职是无力成家立业的人的避难所；宗教上的独身主义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增长期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是被看作那些势将遏制人口增加的广泛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甚至更坏；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这种灾害在英国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乡村生活，像在别国一样，在习惯上是刻板的；年轻人在已婚的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很难成家立业；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的。因此，当疫疠、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平常的新婚夫妇更为年轻和强壮，因而有了较大的家庭。
然而，即使农业劳动者，也有向受疫疠、饥荒或战争的破坏较邻近地方严重的区域迁移的。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多少是各处流动的，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尤其是如此；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生长的地方住下来了。其次，在乡绅——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
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最后，行会的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他们在故乡不能获得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要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要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
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央政府尽力以关于居住的法律来阻止国内各地人口的供给与其需要相适应，这种法律规定，任何人如在某一教区居住了四十天，就归该教区管辖，但在这四十天内随时可被强制遣回原来所属的教区。地主与佃农竭力防止外来的人在他们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因此就对建造茅屋加以很大的留难，有时甚至将茅屋完全毁坏。因此，英国的农业人口，在到1760年为止的百年之中没有变化；同时，工业还未十分发达，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这时人口增长的缓慢，一部分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同时一部分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民大多用小麦代替次等谷物作为食物。
自1760年以后，在故乡不能谋生的人，到新的工业区域或矿业区域去找职业没有什么困难，在这些区域里，对工人的需要往往使地方当局不能执行居住条例中遣回原籍的规定。年轻的人自由地到这些区域去，因而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就变为特别高了，但死亡率也是特别高，其纯结果则是人口相当迅速地增加。在十八世纪之末，当马尔萨斯著作时，救贫法重新开始影响结婚的年龄；但这时却使结婚年龄趋于不适当地早了。连年的饥荒和对法国的战争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使得某种救济措施成为必要；而大量补充海陆军兵员的需要，更使慈悲为怀的人觉得应对大家庭略为增加补助，而实际的结果，使得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他没有结婚或只有一个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不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最会利用这种补助的人，当然是最懒惰和最卑鄙、最没有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人。所以，在工业城市中虽有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但人数还是增加很快；但在1834年通过新救贫法之前，人的品质即有改进也是很少的。自从那年以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一般清洁的进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对结婚的比率却提高了；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日见增长。以下就让我们稍稍详细地研究新近变化的过程。
第七节 续前。
在十九世纪之初，当工资低小麦贵的时候，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通常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他们之中的结婚数，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举行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级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结婚的次数。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了现在，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发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自1873年以来，英国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虽然确有增加，但它的增加率却低于前几年，同时物价不断地下跌，因此社会上许多阶级的货币收入就不断地减少。这时，当人们考虑是否能结得起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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