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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理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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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一些问题鲜明地突出出来，而且因此而使人们看清了用这种办法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定义事后成本等于事后收入，那么，每一美元产出的成本必定等于一美元，而与规模无关。任何其他结果都必定意味着某些成本被忽略了，或者说某些收入被当作非成本的收入了，一般来说，被忽略的成本是资本成本——常被称为利润。这里的研究恰恰说明了资本成本是如何随着厂商规模变化的，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可能只反映了因规模不同而引起的要素组合的系统差异。同样地，人们可以把每单位产出的工资成本或电力成本作为规模的函数来研究。
使用实物产出单位可以避免如此明显的一种缺陷，但是它显然不能回避基本的困难，而且正如斯密所说的，它又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产出的异质性意味着任何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发生的平均成本的变化只测度了被当做产出的一个单位的那种东西在“质量”上的变化，只要规模本身是用实际产出或有关的指数来衡量的，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偏差，导致当规模扩大时成本明显减低的情况。这一点很容易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已知需求周期为两年的产品，因而它计划第一年生产100单位，第二年生产200单位，第三年又生产100单位，如此等等。另外，假定完成这项计划的最佳方式是每年安排相等的要素租用费（没有“可变”成本）。如果像在目前讨论的这类研究中一样，将费用做为总成本，则当产出为100时的平均单位成本就要2倍于产出为200时的平均成本。若不用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概念，而代之以厂商1 和厂商2，那么横截面研究会说明平均成本明显降低。在厂商按实际产出来分类时，实质上这种偏差就会出现。具有最大产出的厂商似乎不会在一个不寻常的低水平上生产；平均起来，它们显然要在一个不寻常的高水平上生产。对于具有最低产出的厂商来说，情况正好相反。
厂商的规模分布
情况很可能是：此横截面会计数据更有希望的信息源将是厂商规模分布的时间行为。若在一段时间内，这项分布趋向相对稳定，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均衡”分布，并且不是定义厂商的最优规模，而是定义最优分布。若这项分布变得日趋集中，人们就可以认为在两端的数值代表失误，而集中点代表“最优”规模，其它的变化情况类似。事实上，这样的推理是否正确，取决于最优规模和最优分布本身仍保持不变的假定，和新失误的出现不如旧失误的改正来得重要的假定，在多大程度是合理的。这些假定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应当通过研究特定产业的具体实际情祝来确认。这也是为什么在上述讨论中这样随随便便地使用“可能”这个字眼的原因。
恰当的问题
我十分赞同斯密的看法：由有能力的人们进行的许多研究积累的证据却这么令人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少注意为什么我们想得到所谓经济规模的信息。愚蠢的问题只能报以愚蠢的回答。如果我们问什么规模的厂商有最低成本，并且把最低成本定义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厂商为了自身的利益所要达到的成本水平，那么肯定，答案明显是：厂商现有的规模。对这一问题，我们几乎不能希望得到比许多厂商更好的回答，其中每个厂商都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对其活动有更为详尽的了解，而且每个厂商都有更为强烈的、更为直接的动力去找出正确的答案：上述大部分讨论实际上只是用迂回的方法回答这个简单问题。
但是，这类研究肯定并不真的意在确定现存厂商在追求它自身的利益时是否出现了失误。它们的目的是相当不同的。我相信，它们是用来预测决定厂商利益的环境这样那样的变化，对厂商规模分布有什么影响。这个特定的问题很可能提出恰当的标准以便将一种成本同另一种成本区分开，并以这种方式使得横截面的会计数据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譬如，斯密所讨论的研究结果大概说明了，装配和销售成本随着工厂的规模而增加，同时加工成本降低。这一发现无疑同预测运输成本下降对厂商规模分布的影响有关。此外，某些厂商能使用与其它厂商不同的要素组合，这可能是由于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类似的要素在价格方面的一些可以识别的差异造成的，像地理差异或其它差异。因此，不同厂商使用的要素组合在预测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时，可能是一种适用的信息。这正是某些生产函数研究所蕴含的基本道理。
在许多情况下，被讨论的环境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明确的。例如，废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会对厂商规模分布有什么影响？取消专利或改变专利法又会有什么影响？修改税法呢？正如斯密所说，必定会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证据适合于用来回答这类问题。遗憾的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在他论文的结论部分，他所做的一般性结论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大体上，这些结论要么只是简单地进一步肯定了厂商现有规模和符合它利益的规模之间缺少明显的差异，要么只是进一步证实资本市场在消除失误方面的有效性。
第六章补遗
我在讲课时，讲到这里通常都讨论一下单个厂商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早些时候留给班级做的“家庭”测验的一个跳板。透彻的讨论要包罗关于产业组织的整门课程的内容，因此，我只能详细讨论一二个典型问题，同理，我这里避免做明晰的讨论。介绍这些问题时，一般就对有关理论做一简要交代，而学生则应将这些理论发挥并用于所给出的特殊的案例之中，一般的论题包括多种经营，搭配销售，内部定价，价格歧视以及卡特尔，许多这类课题的更广泛的扩展可以从文献中找到，特别是从乔治·J．施蒂格勒的文章中找到。许多这类问题都是由他和艾伦·迪雷克托最先提出的。
对这些课题中的一二个问题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施蒂格勒的文选《产业组织》以及该书中所列的参考文献。
然而，在参阅那些出版物中的解答之前，读者最好试着先自己解答那些问题。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七章 派生需求
通常所说的最终产品的定价理论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某种从早期经济学划分为“价值”和“分配”两部分的做法沿袭下来的东西。价值理论本身涉及的是最终产品的价格，而分配理论本身则涉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它主要是引导我们去理解总产品在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划分（因此定名为“分配”）。一般均衡论将这两项研究一个可同时决定二组价格的定价问题的组成部分而结合到一起。同时，马歇尔强调作为“分析的发动机”的供给和需求，而不是强调所分析实际事物，从而澄清了下面这一点，即：同样的分析手段可用于最终产品定价和生产要素定价；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可以用供给和需求的词语来表述，而根本的问题是，究竟什么东西决定着这些曲线的形状。
最终产品定价和生产要素定价之间的不同正在于此。最终产品的需求直接反映了同这些产品有关的“效用”，而生产要素的需求却是间接地反映这种效用，它是由最终产品的需求派生而来的。在生产要素需要量与产量具有刚性的、技术上的联系时，最终产品需求和要素需求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所以，在对生产服务的需求进行一般性分析之前，我们会发现，先考虑一个由马歇尔在“连带需求理论”标题下讨论过的这种特殊情况是有益的。
连带需求理论起源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是全部投入的一种连带需求这一见解。如果我们假定固定比例，即产品只能由唯一一种比例A／B来生产。那么这种见解就不仅仅是陈词滥调了。从陈述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这种状态几乎不见典型性。然而，从分析的角度看，对许多问题来说，尤其对一些具有短期特点的问题来说，它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抽象。有了这个固定比例的假定，我们现在就来构造出派生需求曲线。假定1个刀把＋2个刀片＝1把刀。
图7．1给出了小刀的需求曲线以及刀把和刀片各自的供给曲线。注意，若要使各条曲线可比较的话，必须适当描绘比例尺，对于刀片和刀把来说，它们的单位必须是装配一把刀要使用的数量。因此，对应于小刀的每一数量，数量比例尺都表示出同数量的刀把和2倍于该数量的刀片。与此相类似，价格比例尺表示出每把刀和每个刀把的价格，而未表示每两把刀片的价格。有了这些比例尺和已知的固定比例，显而易见，任意数量小刀的供给价格，就等于同数量刀把的供给价格加上二倍于该数量的刀片的供给价格。这些供给价格是制造小刀所需要的刀把和刀片将会依此应市的最低价格。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组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和将是相应数量的小刀将会依以应市的最低价格。于是，记作小刀供给的曲线是其它两条供给曲线的垂直求和。它同小刀需求曲线的交点给出了小刀的均衡价格，而对应数量的刀把和刀片的供给价格则给出了刀把和刀片的均衡价格。
我们如何能够为连带需求的东西分别构造出它的需求曲线呢？对任意确定数量来说，每把小刀所能够获得的最高价格是由小刀的需求曲线来确定的。对那个数量的刀片而言，每两把刀片的最高价格显然将等于小刀的最高价格减去对于相应数量的刀把而言所需支付的每个刀把的最低价格，而且对于刀把的固定不变的供给条件来说，刀把的最低价格由其供给曲线给出。于是，每两个刀片的派生需求价格就由小刀需求曲线和刀把供给曲线的垂直差额给出，见图7．2。
我们需要这条曲线的目的是研究刀片供给条件变化的影响。已知刀把的供给条件和小刀的需求条件，则刀片的供给曲线与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的交点给出刀片的均衡价格。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构造出刀把的派生需求曲线，见图7．3。然而要注意，除了在原先的均衡点处以外，不能认为两条派生需求曲线同时成立，因为每条曲线都假定另一部件的价格是处在其供给曲线上。沿着刀把的派生需求曲线运动意味着，刀片的价格是由沿着刀片的供给曲线的运动来决定，而不是由沿着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的运动来决定。只有在均衡位置上，每一部件的需求价格才等于其供给价格，因而，只在这一点，两条派生需求曲线才是相容的。
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如图7．4（a）和7．4（b）所示的连带供给。对任意数量的牛皮而言，一头肉牛剥制的牛皮数量的供给价格等于对相应数量的牛皮而言的一头牛的供给价格减去对相应数量的牛肉而言的一头牛提供的牛肉量的需求价格。
实际运用一下这些曲线很容易得到一些熟悉的命题：一对连带需求的物品中的某一个的供给增加（即每一数量的供给价格降低）将会导致另一物品的价格上升；一对连带供给的物品中的某一个的需求增加会引起另一物品的价格降低。
如同在所有的需求问题中一样，派生需要曲线的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因素决定着一条派生需求曲线的弹性呢？
马歇尔给出了四条决定派生需求曲线弹性的原则（见其《经济学原理》一书第五篇，第六篇）。以固定比例与其它要素一起使用的任何要素的派生需求将更加缺乏弹性，倘若：（1）所考察的这个要素越加不可缺少——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一条件是由固定比例假定来保证的，将它包罗进来意味着要向比例不那么严格固定的情况推广；（2）最终产品的需求曲线愈加缺乏弹性；（3）所考察的要素占总成本的比重越小；（4）其它要素的供给曲线愈加缺乏弹性。
后三个条件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说明，见图7．5、7．6和7．7。
在图7．5中（条件2），用虚线表示的小刀的另外一条可能的需求曲线在均衡价格点比原有曲线更加缺乏弹性，很明显，由虚线表示的刀片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也变得更加缺乏弹性了。
在图7．6中（条件3），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是将每一数量原有的供给价格加倍，所以，在原均衡点上，刀片的需求价格要低于原先的价格，假定刀片供给曲线的适当移动并未使小刀的均衡数量改变，那么刀片的价格将在总价格中占更小的一部分。显然，用虚线表示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的原因有二：（一）它更加陡，所以dq/dp的绝对值就更小了；（二）刀片的价格更低了，所以p/q（用它乘以dq/dp可得出弹性）也变得更小了。
在图7．7中（条件4），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所以用虚线代表的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也更加缺乏弹性。
这种分析在要素比例的变化对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无足轻重的情况下是十分有用的。特别对涉及短期调整的情报来说很可能更有用，容许调整的时间越长，包含在忽视比例变化中的误差很可能就越大。
通过将这种分析用于解释工会在工资改变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依赖的环境，可以说明它的有用性。这种应用是很好的例子，部分是因为工会行为中的短期考虑显得很重要。
同其它任何垄断一样，工会权力最终要受到对其所垄断的服务的需求曲线弹性的限制。只有当这种需求曲线在否则将是竞争的价格水平上相当缺乏弹性时，工会才具有值得注意的潜在力量。当然，即便如此，它们也必须或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供给，或能够控制企业主愿意提供给工人的工资率。
劳动力需求
由马歇尔提出的连带需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统经济学理解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条件最有用的工具。回忆一下马歇尔所强调的：倘若（1）已知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更加重要；（2）最终产品的需求更加缺乏弹性；（3）所讨论的产品在总成本中占的比重更小；（4）其它协作生产的要素的供给更加缺乏弹性；则对一定数量的连带需求项目中的某一种产品的需求也就是更加缺乏弹性。对于分析工会来说，这些条件中最有意义的是要素的重要性以及该要素在总成本中占的百分比。而一个要素在短期内很可能要比在长期内重要的多。假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并且突然要求提高工资率。这类劳动力的就业量在开始时比经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萎缩的要少得多，而从长期来看，就有可能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工资率的变动。这种调整将采取用其它要素来代替这一要素的形式，或者是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中直接进行要素替代，或者是间接地在消费过程中，因此种工会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升高，而导致消费者寻求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其它替代产品。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理解工会怎么会有重要的权力以及工会的权力又怎么随时间的推移受到极大的限制，曾经而且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劳动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百分比的重要性，导致人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即：一个工会可能有希望成为最强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工会，如果参加这个工会的那一类工人的工资只占他们生产的产品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具有高级技艺工人所满足的一个条件，同时这类工人还须在该产品生产中是关键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家们总是倾向于预计，同业工会有趋向成为最有势力的工会。连带需求分析的这种内含似乎已经被经验所证明。产业工会也绝非没有势力，只是同业工会一般来说占据更强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地位。
这些联合需求分析的含义尽管很简单，但它们在说明实际经验时具有值得考虑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其它经济变化经常将这种在理论分析中被分离出来的力量的作用从“偶然的”观测中隐蔽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简单考察产业工会很可能比同业工会势力小这个一般性结论的三个主要的明显的例外来加以说明。在每一例中，人们都会发现，其它经济变动倾向于使这些工会显得要比它的实际力量更强。
（1）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在1900年以前不久到1920年左右显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正好对应于一般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长期向上浮动，所以，工会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表面上的成就，应归功于它因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工资增长而得到了信任。一些不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期间，烟煤工业的工资不可以比平均工资增长得更多些，因此，工资增长不能全部归因于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差异可能证明了工会对工资率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可能反映了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煤矿动力供给和需求，例如教育水平和移民的成分变化等等。即使是要对这各种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作出明智的判断，也需要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的考察，而这是我们此处所不能做到的。
从1920年到1933年，价格总水平是稳中有降，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而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实际上瓦解了，它未能阻止潜在的经济力量自发地起作用。可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前一段时间里的事件是对工会的短期力量的贡物：面对1920年以后工资和价格急剧下落，该工会在使煤矿工人工资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下降显然是尽了责任的。此例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的含义：工会短期的战略地位比长期更强有力。它也说明了一系列并非不典型的事件，伴生的有利环境使工会能通过实现看来比它的基本经济实力所允许的更多的目标而扩大其会员人数并且得到其会员的支持；可是当工会赖以生存的伴生有利环境消失时，历史过程并不能完全反转过来：工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强大，并且能够阻止那种否则将会发生的再调整，尽管倘若其它有利的环境不再存在，工会很可能迟早要削弱或衰亡。
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在煤炭工业重演。从1933年开始，价格和工资总的说又一次相当稳定地增长，当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其增长速度特别快。煤矿工会又重建起来了。这里，它似乎再次表现出在它所实现的工资增加方面不如在阻止后继的再调整方面更有实力。
（2）服装工人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工人工会——在192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它们初步的成功，并在1920年伴随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其鼎盛期。这里，工会又一次使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它本应出现的幅度要大些，可是显然，工会借以赢得信誉的工资增长的大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是本来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尽管这些工会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会员减少且重要性降低，他们的境遇比联合矿业工人工会要好。依我看，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有利环境，这些工会所属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不论有没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措施肯定会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加强工人的经济地位。工会后来的突发壮大是在1933年以后工资物价普遍上涨的时期。因此，这些工会也是只有在基本的经济条件是全面通货膨胀时，才会兴旺起来。
（3）当今的大型产业工会——特别是汽车和钢铁工会——始终是在普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使这些工会所得到的力量将以某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对妨碍其会员的工资像没有工会时可能提高的那样多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怀疑1945年以前这些工会对工资有过多大的影响。依我看，最近（即1951年前后）广为宣传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协议几乎是公开宣布工会的软弱。
医疗工作者同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并且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它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提出的趋势，即工会的战略地位在短期内要比长期强。从经济意义来讲，医疗工作者同行与同业工会类似。它是由一群组织密切、具有高级技艺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各州开业许可证的颁发并因而控制医学院入学资格来限制医务工作者的供给。不错，医疗工作者同行与通常的同业工会又有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报酬（医疗费）占最终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更大一些。然而，即便是这些差异也很容易被夸大，医院、药品及其它类似的费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通常假定这种差异将被医疗需求的缺乏弹性所抵消。
毫无疑问，医疗工作者同行在各种场合运用它的权力，严格限制人们涉足这一行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想考入美国医学院校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而且显然，若不是对于进入医疗行当的难度已经有所耳闻，试图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还会少得多。此外，在就学于国外、潜在的试图加入这一行业的人面前亦设置了严格的障碍。然而，对于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仅仅成功地将医疗界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5％到20％。脊柱按摩师、正骨师、信仰疗法医师等等最终成了重要的替代品，他们人数的增加正是限制人们进入正规医疗行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这是关于长期内替代的可能性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证，进入医疗行业的限制的短期效应比其平均效应更值得注意，而工会的力量在长时期中就是被这种平均效应削弱的，正如后面要指出的，这种短期效应是导至工会作用被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管制
另一条正统经济分析顺其发展而得到某些饶有兴趣的启示的线索是所谓限制性惯例的作用。显然，如果工会能减少可从业人员的供给，那么它就有借此提高工资率的趋向。的确，如果工会自身不能对工资率本身实行任何直接的控制，则这将是提高工资率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医疗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要方法能直接控制医疗费或控制医生的收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医生的人数。因此，医疗界是人们通常遇到的那类明显例子，即工资率或其等价物由于人为地控制人们进入这一行业而增加的情况。
这一思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工会主要通过控制工人的供给来实行对工资率的控制，因此，所谓限制性惯例——高额工会入会费用，参加工会的差别对待条款，资历规定等等——具有减少工作人员供给从而提高工资率的经济功能。这是对这种限制性惯例的错误理解。若没有封闭的或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行业，则这些限制性惯例就不会有这种功能，这种封闭的行业已经意味着存在来自限制入会以外的原因的对雇主的控制。为了了解这些限制性惯例及与之相关的封闭性行业的功能，我们假定可以采用直接的手段，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率立法，将工资牢固定在竞争水平以上。这必然意味着可利用的工作机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要少，而且工作机会也比寻找工作的人要少。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必须在求职的人们之间分配这些工作，这就是所谓限制性惯例所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它们是在迫切的工作申请者中分配数量有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既然工资率在竞争水平以上的工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那么，限制性惯例的重要性以及它之成为众多争论的起因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问题仍然是工资率怎么会直接为法定最低工资率以外的手段所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必须能实行对雇主的控制——它必须能阻止现有的雇主们削减工会的工资率，同时又要阻止打算削减工资的新雇主进入这一行业。它必须能采取某些手段迫使所有的雇主答应工会的工资率而且不能有任何降低。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有许多，这里几乎不能完全罗列出来。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直接强制执行某种工资率或限制人们取得某一职业的各种手段都有一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它依赖于政治上帮助的程度。医药界可能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开业仅限于取得国家颁发的执照的那些人，反过来，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一般又掌握在同行手中。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作法也以类似的方式适用于牙医、律师、管道工、美容师、理发师、殡仪工以及大量不胜枚举的职业。凡是实行开业许可证制度的行业，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势必要掌握在该行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几乎无例外地要设法利用这个手段来限制新的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当。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或者是因为限制颁发许可证数量是不可行的，或者是因为有可能绕过开业许可证的规定。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来直接控制人们进入某一行业。建筑法规、健康条例、卫生法等形式的地方政治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为更加有效的，而且同这种开业许可证规定仅有细微的差别；所有这些法规作为一种方法帮助了许多行业工会防止非会员工人采取或取消使用替代某种原料和技术等手段加入这一行业，同时防止潜在的雇主削减工会工资率。毫不奇怪，强大的工会是有联邦法律做保障的铁路工会。此外，若不是当局心照不宣的默许的话，工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或强制行为，比如组织纠察队等等，就很难发生。因此，不论是直接以具体的法律形式赋与工会权力，还是间接地在执行法律的环境气氛和态度中支持工会，直接控制工会的工资率总是同工会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的。
此外，劳动工会与产业垄断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沉下，除非这两者能够求助于政府的政治权力，否则，广泛的垄断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瓦解的。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连带需求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用以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的价格形成的，这两种生产要素必须按具有刚性的固定比例相结合以生产一种产品，但只有假设这两种要素每一种的供给曲线都是给定的时，才是如此。现在来看，这些供给曲线，反过来还要依赖于其他产品的市场条件；这些曲线反映了用于生产这种产品、而不是生产其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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