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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可乐经济学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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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从我自己的实践体会与阅读经验看，经济学最大的魅力之一，在于其经世济用，对于现实经济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因此，脱离现实状况，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尽管显得高深，但是除了有更大的自娱价值之外，其实际的影响力可能有限。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系列，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其深切立足于现实的经济运行，是我们可以从实践中感知、可以从经济运行中判断、可以从案例中借鉴和学习的经济学，是鲜活的经济学，是蕴含智慧灵动之美的经济学。
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古人想象的空间。不管是惊人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生活的剧变恰恰发生在现代经济学诞生前后的最近两百年。经济学，这个在起步阶段还仅仅只是伦理学一部分的边缘学科，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推向历史的前沿，经济学占据的话语强势，成为这个星球无法否认的事实。
经济学家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与你显得过于遥远，那我们不妨换个话题：经济学到底能做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不少的调侃，其中不少还来自于经济学家自己。例如，经济学的主要用处，是用于招考经济学家的考试；或者有的还说，经济学的学习，并不能使得你免于失业，但是可以让你站在失业的队伍之中时，可以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失业，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还是因为结构的调整。
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实际上也是从特定的角度，试图给予一个解释。也许这本著作的观点不一定异常深刻，事实上，全书用的都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非常基本的原理；然而，我毫不怀疑弗兰克的客观立场和独特方法。全书连带序言共十二部分。序言部分简要评价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地位，行为经济学诞生后带来的巨大作用以及本书的成书经过。第1章主要讲了纳税问题，着重评价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对富人减税的利弊得失。第2章主要讲了人类行为的动机，并重点分析了好人——利他主义者——为何能够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以及相应的监管问题。第3章探讨了与全人类都休戚相关的话题：幸福。第4章重点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群体性弱智，也即个体明智的决策所带来的总结果却是弱智的。第5章关心的更是全人类的福祉——公共医疗。在第6章里，弗兰克通过分析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的价格问题，给我们展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第7章和第5章类似，都是探讨全人类的福祉，只是这次的重点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第8章分析了当代社会“赢家通吃”的现象。第9章探讨了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和结果。第10章着重论述了人们做出借贷、储蓄和投资等决策的深层次原因。在最后一章，弗兰克进一步反思了信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
本书内容的选取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话题。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很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更关键的是通过学习弗兰克用理论分析现实的思路，从而实现“非仅一鱼，更得一渔”的效果。
同时，我们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也可以看到，我们完全不必因为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而感到高深莫测；经济学的另外一个十分有趣的魅力，在于对于一个重要问题的判断，往往并不因为资历的高低而决定对错，一个有良好现实感觉的年轻研究者，可能更能得出切近现实的结论与判断，同时也更有专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破神秘感，增强与现实的切入感，会给经济学的推广与普及带来十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进人们对于现实经济的理解，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增进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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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1879年，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篇短文中想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他说，这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和信念把人及其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他们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的行为”。经济学家对此却熟视无睹。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同行们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众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乏人理解。这个说法可算公允。
比如说，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天真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能够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生产方法的企业定会立刻采纳之。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办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利益。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尽管环境保护组织一度激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证，现在却对它热情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挨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从业者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经济学家的传统人类行为模型强调狭隘的自私自利，许多人觉得这太过愤世嫉俗了。自私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其他的动机也很重要。比方说，哪怕投票事关成本，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里面的钞票分文未动。只谈自私不仅显得卑鄙，而且令得我们无法在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发表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源头，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决策是孤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驾驶员会觉得它加速灵敏，今天的大多数驾驶员却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900平的房子，在1980年对企业老总来说大得不得了，今天却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者，说一件面试专用的套装得体大方，总是跟其他应聘者相比得出的结论。
一旦我们承认背景以上述方式影响着人的评估，我这一行里不少最受珍视的主张就该扔出窗外。例如，传统模型说，理性人在权衡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花多少钱在不同商品上的时候，所得结果往往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利益。可考虑到背景因素，情况并非如此。
就拿花多少钱买一套面试专用套装来说吧。实验证明，要是一名候选人穿得比其他人更好，他更容易中选。这就为多花钱买套装创造了显而易见的动机。然而，倘若所有的候选人都将服装费提高3倍，同一份工作还是会落入先前那名候选人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减少置装费，多花点钱购买预防疾病用的药物，或者买辆更安全的汽车，恐怕结果会更好。
序言（2）
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的第三个源头，在于我们的传统假设认为，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和前述“背景不重要”的假设一样，这一假设同样认为，倘若人们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易，社会将获得有益结果。比如，要是一个信用记录糟糕的人向放贷人借500美元，答应两个星期归还，年息1000％，标准模型会坚持说，倘若国家阻止这一交易，借方贷方都受损害。
然而，自从人类有成文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认为最好是禁止这类放贷契约——因为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模型里假设的那样理性和冷静。人们经常对将来招致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不足，错误地认为借钱的好处大过了偿还的成本。这就是高利贷法的基本立足点。它斩钉截铁地禁止互助*——至少禁止了一部分。很少有哪个社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高利贷法的。从不少人无法权衡当前收益和将来成本这方面看，下令禁止高利贷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简而言之，民间对经济学家所提建议持广泛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或许根植于人们对建议出发点的合理担忧。既然传统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行为假设上，那又怎么能把根据这类模型做出的建议当真呢？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思考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研究者们努力采集现实生活中同理性行为模型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私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令得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太常出错，碰到它们对的时候，读者往往也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参议员女士把经济学家们扔下车的决定，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和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文章按主题划分，涵盖了读者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碰到的大量问题——从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为什么如此深得民心，到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曝光不利信息。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认为经济学谈的无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选择，那么，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抉择。
行为经济学革命并未改变这些选择背后蕴含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即人类的欲望固然无止无尽，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源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每一回合我们都面临着权衡与折衷。要想更多的拥有一件好东西，必然要放弃其他一些好东西。
序言（3）
不明智地加以权衡，就会造成浪费。传统经济论述——比如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公平与效率：重大的抉择》——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效率和公平这对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故此，不少人相信，为了追求公正，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费。但这里，我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何时何地，效率总是推动公平的最佳途径。
光从定义上来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毕竟，任何能做大经济蛋糕的举措，都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块。当然，它并不保证人人都自动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尽管累进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但却会扼杀创新和活力，令国家陷入贫困。行为经济学新近的研究却暗示，累进税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诚如我在论及金融顾问行业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适用税率，恐怕会增加对冲基金经理的从业人数，减少教师和工程师的数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合格的教师太少，想当基金经理的人却太多太多，减税政策肯定会让经济蛋糕缩水。
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党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故此，我在谈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人士所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党人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传统上看来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几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职场安全条规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挣到更多钱，购买位于更佳学区的房子。然而，要是所有工人都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房子的价格就被哄抬上去了，仍然有半数的工人要把孩子送到较差的学校去。
一旦把经济推理从最狭义的理性行为模型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传统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用来指导经济选择，我们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谨慎地权衡不同选项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在选择两个互有冲突的项目时，哪个项目的收益超过成本更多，哪个就更好。向来如此。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主张，不妨来试试看如何反驳它——没你想象得那么容易！比方说，为让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达到某一目标，有两种方法可选。方案一要求所有汽车，不论新旧，都要满足某一严格的排放标准；方案二对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的汽车不做要求，但对较新的车辆施以较方案一更为严格的标准。两个方案都能带来相同的整体空气质量，可因为方案二对新车的标准太高，实施起来造价高，所以总成本比方案一多得多。
成本效益测试认为方案一是较优选项。但方案二的支持者却认为，尽管它成本更高，仍不失为上佳之选，因为开旧车的大部分是穷人，强加排放标准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然而，诚如我在论及这些问题的专栏中所说，上述论点不合理。洛杉矶80％以上的烟尘都来自获得豁免的老旧车辆。取消豁免车辆、对新车采用较低的标准，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足够补贴所有拥有旧车的老用户购买一辆符合规范的次新款二手车了。
有些领域的分配异议显得尤为棘手。即便如此，它们也并非不能克服。要记住，倘若一项政策能扩大整个经济蛋糕，那就有可能让所有人分享到比从前更大块的蛋糕。不过，还是有不少政客坚持说上述政策调整“在政治上不可思议”。
但愿本书能鼓励你与我一道谴责一些人的玩忽职守。浪费减少了满足人类重要需求的资源；又因为有这么多重要的人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浪费行为——尤其是那些本可以轻松避免的浪费——罪无可赦。
于2007年，我出版了《牛奶可乐经济学》，致力于教育方法的改革。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推动完成这一使命。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中，我提出，短短的几条基本原则在经济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掌握这些原则不仅能刺激我们的大脑，还能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诸多难题。遗憾的是，光从经济学概论课上来看，我们无从知晓学生们的掌握情况。上了六个月课，你测试同学们的基础经济学知识，他们的平均表现并不比从没上过经济学概论课的学生好多少。
我相信，这么糟糕的绩效，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教授想灌输给学生的东西实在太多。学生们在课堂上被强灌了数百个术语和概念，不少还是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也难怪他们糊里糊涂搞不清楚了。
好消息是，只要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找有趣的问题，反复加以运用，大部分重要的经济原理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这也是我想通过本书达到的目的。学习理论家提醒我们，掌握新概念的关键是不断重复。由于每天都有数不尽的信息轰击我们的大脑，人类进化出了一条简单的准则来避免脑袋运转超负荷：如果一条新信息你只看过一次，那不妨忘了它；但要是它反复出现，大脑就会进化出新的回路来处理它。我只挑选了极少的几条经济原则解答相关问题，你将会看到同一概念反复出现。如果你希望将这些概念运用自如，我但愿你把这种重复看成本书的特色，而不是缺点。
就算本书不足以说服你反对各种形式的浪费，我至少有把握它们能帮助你掌握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也即“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1 布什减税真能帮到富人吗（1）
就长期而言，政府和个人、家庭一样，必须有谋生手段。尽管美国共和党素以坚持金融原则为荣，但正是在他们的监管下，最近十多年国债飙升。政府开支猛涨是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全国最富裕的家庭大幅减税。
从本质上来说，减少联邦赤字有两种方法——要么削减政府开支，要么提高政府收入。杜鲁门之后参选的历任总统候选人都许诺要减少政府浪费。当选的一些总统也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真切的努力。但没有谁真正阻挡住了联邦开支向上挺进的步伐。只有税收收入增加的时候，联邦赤字才有所下降。
由于没人喜欢纳税，增税的提案得不到公众的好感。所以，每当我写专栏呼吁政府提高额外收入，愤怒的电子邮件就如潮水般涌来。
有一天，我又发表了类似的专栏文章，学生们给我来了条短信，说电台名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节目里攻击我。我办公室里没有收音机，但林博的节目在网站上有录音，我还是听到了那天晚上他是怎么说的。果然，他还是老调重弹，并以“那是你的钱”为论点，认为人们享有任意支配自己税前收入的道德权利：“人们自己挣的钱想要怎么用，那不关你的事儿，弗兰克先生。你无权对此妄加评判。据此制定税收和经济政策，也跟你毫不相关。可这就是我们中受过教育的那号人，伙计们。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学识渊博的人，那些比你和我懂得更多的人。”
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论点的各种说法长久以来一直是右翼保守派攻击力最强的武器。大多数人都是辛辛苦苦挣钱，每当政府动用法律力量收走一部分，人们自然要生出怨念。然而，“我们有权花掉税前收入的每一个子儿”这种说法也太荒谬了。要是这样的话，税收就成了纯自愿行为。政府没办法筹措资金来修建公路或学校。更重要的是，军队我们也养活不起了。如此一来，我们会遭到其他国家军队的侵略，最终不得不向敌国政府纳税。
你可以说，不愿被迫纳税的人应该移民到自愿纳税的国家去。可惜没有这样的国家。考虑到实际情况，我们最好还是进行理性的对话，讨论一下我们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应该为这些服务纳税。
本章剖析了林博等反对者的抗议理由——他们希望结束这一对话。第一篇文章写于小布什政府正在为最高收入群体争取额外减税的那段时间。布什早前的减税政策并未给富裕群体带来什么实际收益，还给他们招来了重大的成本，支出变化势所必然。
当市场力量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遏制政策。可美国却给富人减税，削减穷苦民众必需的公共服务。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一本末倒置是因为富人掌握了华盛顿的政治进程，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利益。
可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除非当权者对自身利益的理解过分天真。仔细考察证据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新近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
从好处方面来说，减税令得富人买下更大的住宅，表面上看是借此讨他们的欢心。然而，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与其说幸福取决于人们消费的绝对水准，倒不如说更取决于消费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大量证据表明，尤其是对富人来说，倘若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变大了，那由此带来的主要效应不过是重新界定住宅的标准罢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 布什减税真能帮到富人吗（2）
所以，尽管近来的减税使得富人能够购买更多、更大的东西，却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诚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所说，“在贫穷国家，男人要向妻子表达爱意，送她一支玫瑰就够了；可在富裕国家，他必须送一打玫瑰。”
从成本方面来看，新近的减税给联邦预算赤字造成了严重后果，连富人也深受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该办公室无党派立场）的预测，未来6年内，每年的赤字都将超过3 000亿美元。赤字最广为人知的后果是政府削减了为全国最贫困家庭提供帮助的福利项目。因为富人在政治制度里得到多方代表，他们支持的项目似乎安稳得很，不会遭到预算大砍刀的毒手。富裕家庭还进一步把自己隔离起来，住在有门岗的社区里，孩子只上私立学校。不过他们最多也就能做到这个地步罢了。
举例来说，在全球获批的专利权当中，美国专利所占比例持续下跌，政府却因为赤字砍掉了不少用于扶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预算。这类削减威胁着长期经济繁荣。新墨西哥州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麦尼斯（Pete Domenici）说：“我们以为能保住高端岗位，让其他国家去干低端工作。可现在，我们成了一个二流经济体，一个二流的国家。”
大规模赤字还威胁到了公共健康。故此，尽管像“”一类微生物对国民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大，可政府现在巡查牛肉加工厂的经费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不光穷人，富人也会因为食用受污牛肉而丢掉性命。
税收不足使得国家迟迟无法对街道和高速公路进行维护保养，哪怕这么做意味着将来要花两到三倍的钱来维修。短期而言，糟糕的路况每年要造成上千起交通事故，不少人因之丧生。死于这些事故的，不光有穷人，也有富人。倘若路面大坑造成汽车爆胎，一辆福特的维修费不过63美元，可一辆保时捷，至少得用1 569美元。
赤字还危及了国家的安全。比方说，前苏联地区的核武器储备防务废弛，美国能源部一直在资助看管。可2004年，布什政府却减少了这一项目8％的经费。美国前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如今在一家私人基金会担任长官，该基金会以筹措民间捐款、加强对核武的监控为己任。人们固然担心恐怖分子在美国城市引爆核炸弹，但大部分集装箱仍然自由自在地进入美国港口，无人检查。
大规模的联邦预算赤字和极低的家庭储蓄率，还迫使美国政府每年举债6 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日韩三国。这些债款连带利息必须全额偿还。由此而来的财政负担，以及国际货币日益失衡的风险，大部分都落在了富人身上。
在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已经颁布了减税政策，到2010年，美国将减少近20 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根据近期估算，等法案正式通过，5％的收入最高者将享受到上述减税的。国会的共和党人又发起了另一项总额690亿美元的减税提案，仍以高收入家庭为主要的受惠目标。
美国的经济早已进入了充分就业状态，估计没几个人会天真地以为，真的需要这些减税政策来刺激消费。也没有证据显示，靠进一步减税就能召唤出更多的奋斗和冒险精神。最后，人人都承认，进一步减税会增加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带来高昂的成本。
道德家们往往劝说富人，以慈悲心对待穷人，生活会焕然一新。但那些收入最高的人，或许也希望看看这方面的证据：要是没有近年来的频频减税，他们的家庭说不定过得会更好。
抨击者还会引用政府开支浪费的生动例子，力陈己方主张——比如五角大楼购置了600美元的马桶圈，阿拉斯加耗费亿美元修了一座哪儿也到不了的大桥。下面这一问题肯定了这一说法，但接着又指出，私营部门同样存在着普遍的浪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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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只会大手大脚地浪费吗
继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提案在2001年初吸引到广泛的政治关注后，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议员汤姆·奥斯本（Tom Osborne），在议会厅里对白宫发起了攻击。
“底线是这样，既然那是你的钱，”他说，“你当然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更清楚怎样花它更精明。”
自此以后，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翻来覆去地引用这句话，打得抗议对高收入者减税的人哑口无言。
这一说辞如此管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符合选民的常识。毕竟，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人们显然会多长个心眼儿。华盛顿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官僚，用的都是别人的钱，怎么可能会更谨慎呢？
政府为完成工作支付了大笔不必要的开销，这一类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也支持了“那是你的钱”一说。最出名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曾花640美元买了一个马桶圈，还有一回花435美元买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铁榔头。
虚报价格只不过是浪费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付了公道价格，但所做的事情却没什么意义。后一种浪费，在私人支出方面较为常见——倘若碰到富人们发狠斗起富来，情况就更是糟糕。
想想看，每到圣诞假期，富人们在一支手表上会花掉多少钱。《纽约时报》12月要刊登数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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