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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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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拉弗曲线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明确、简单且模型化。它不但具有财政意义，还可以指导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经济，并使人们清晰认识社会经济的现状。
例如，我国近年来偷逃税款、走私行为略有减少，但仍是屡禁不止，这是为什么？造成经济主体偷税漏税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主体法制观念不强的原因，也有征管体制不利的原因。但首先，肯定存在税率过高的因素。税率过高不仅会影响我国税收的征管，在税收征管手段不完备、经济主体法制观念不强、税收征管执法不严的情况下，还可能会促使经济主体冒风险偷税漏税。而走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某些商品关税过高，偷逃关税，可以有高回报。另外，自九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内资企业与外商合资经营之风愈刮愈烈，这是为什么？国内企业之所以纷纷与外商合资，就是因为三资企业能享受国家明确规定的“免二减三”税收政策。这种税收上的优惠就是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手段之一。
税收对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使拉弗曲线在经济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拉弗曲线，因为各国都要利用拉弗曲线来寻找最优的税收点。
94。比较优势法则：指引世界经济的魔棒
要了解比较优势法则，首先要知道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说：“当某两个国家之间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成本出现绝对差异，即一个国家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这种产品就应该完全由该国家生产，另一个国家则通过贸易获得该产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每个国家都自给自足过自己的日子不是挺好吗？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的目的就是引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不要看它只有一句话，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所增加的财富，人们过上的好日子全凭这句话而来。这是一句真理，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
当然，亚当·斯密不是上帝，他的认识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于是后来另一位在经济学上占有不可动摇地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其绝对优势论做了补充完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大卫·李嘉图举例说，哪怕葡萄牙生产布料和葡萄酒的成本都比英国要低，但只要英国本身生产布料的成本比葡萄酒低，那么葡萄牙就应该集中精力生产葡萄酒而不是布料，而英国则应该集中精力生产布料而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牙可以更轻易地在葡萄酒生产的竞争中胜过英国，而英国则更容易在布料生产的竞争中胜过葡萄牙。
大卫·李嘉图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选择，国家、企业或个人并不一定非要比竞争对手有更好表现，也并不需要把某个产品的生产成本降得更低，只要你自身有更好的一方面，就可以集中精力在自己相对优势更大的领域中发展。有两个孩子，一个很聪明，无论是动手、动脑，干什么都很好，而另一个则相对较笨，哪方面都不如聪明的孩子，可是他喜欢玩泥巴、捏泥人，这也是他唯一干得好的事情。小的时候，聪明孩子捏的泥人比笨孩子的漂亮，其他事也干得不错。然而，两人长大后，聪明孩子干干这个、干干那个，什么干的都不错，却一直找不到能定下来的职业方向，而笨孩子只玩泥巴、捏泥人，从小玩到大，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有名的雕塑家。掌握住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做好它，你就有了在市场上生存的本领。
比较优势法则指出：一国应专门生产和出口那些该国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的商品，并进口那些自己生产成本相对高的商品，现代的竞争力概念就是建立在比较优势法则之上的。当然，如今的比较优势法则又有新的发展，针对比较优势法则中的种种决定性要素，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更为积极的见解。在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那些投入要素——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企业可以摆脱当地市场条件的束缚，转而从全世界范围内找寻获得投入要素的机会。
比如，一家企业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其运营的地点。为了保持比较优势，它可以根据特定要素（如自然资源的开采、研究水平、劳动力成本等）进行选择。最终，能够满足企业所需要的特定要素的国家将获得企业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一穷二白变成今天的世界工厂，原因在哪里？其实比较优势法则一直在背后指引着这种变化。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比起来几乎等于零。于是，各大跨国企业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中国则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来发展自己，于是有了腾飞的30年。
时至今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则不断扩大，许多工厂又纷纷向东南亚迁移。这就是比较优势法则的魔法，它就像一根魔棒，牵引着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变化。
经营的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开放、可利用技术的日益增多……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比较优势法则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改变了它的一些机制。但不管怎么样，如今，对于我们所认识的竞争力的一些基本规律，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原则仍然适用。
95。一价定律：不存在的理想状态
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认为，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如果以同一种货币计价，其价格应是相等的。这个观点被称为一价定律，也叫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从该理论看，价格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各国通过汇率折算之后的标价是一致的。若各国间存在价格差异，则会发生商品的国际贸易，直到价差被消除，贸易停止，这时才达到商品市场的均衡状态。例如，当1美元等于7。8元人民币时，在美国卖1美元一件的商品在中国就应该卖7。8元人民币一件。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该件商品被高估或低估，都会引起该商品在两个市场间的贸易，直到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一致为止。
从该定律的表述上就可以知道，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一价定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国的产品在欧美发达国家常常被告倾销，说我们（W//RS/HU）卖货卖得太便宜。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便宜卖货竟成了罪过。但规则如此，我们不得不去应对。因为对方拥有他们的土地，当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由“自己人”生产、出售某种产品以维持生存、发展致富时，你用更便宜的价格到他们的土地上争夺他们的顾客，对方当然会非常恼火。而我们之所以对进口汽车征收高关税，目的同样是为阻止他们完全占领市场，以争取时间保护、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
每个人都会试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国家也同样如此，只要人们还存在私心，只要每个国家还企图阻止比自己有优势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贸易壁垒就不可能完全消失。每个国家都要打自己的小算盘，都想自己的产品畅销世界各地，所以明的、暗的各种手段都会用上，均衡状态也就不可能出现。
但是，理性的人都知道，一价定律如果真能实现，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的最佳状态。一价定律表面看上去有些“小国寡民”的意思，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的产品价格都一样，所以没有必要贸易，大家自给自足就可以了。其实，所谓的均衡状态不是没有贸易，而是完全遵循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贸易。各国从事自己相对最有优势的生产，然后彼此满足不同产品的需求，从而达到人类最佳的生产效率状态，大家负担的都是最低成本，获得的都是最佳产品。这样一个大同世界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性认知，所以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来看，大家正朝着一价定律的方向前进。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这种理性认知的产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宗旨是：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长；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服务；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大幅度削减和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并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这个宗旨可不是胡乱写着玩的，它完全是遵循一价定律为贸易指明的方向而定。如果真有一天一价定律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世界贸易组织一定是最大的功臣。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希望一价定律能够实现的，这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要实现一价定律无疑还需一段遥远的不可估量的漫长时间。
96。全球化链条定律：市场行走的秩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化”这个名词几乎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当然，最基本也最经常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词还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法则。
什么是全球化链条定律？不妨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有一部科幻小说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N年后，人类开始移民月球。开拓者们携带着先进设备和必需的工具登陆月球，还带来了各种植物和牲畜甚至小小的蚂蚁。几年过去了，这个离地球38万公里之遥的“生物圈”内，植物繁殖效率低下，动物吃不饱，连带人类也开始饿肚子。最后查明的原因竟然是：当初忘记带蜜蜂了。
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提醒那些被利润冲昏了头脑的企业，不要忘了带“蜜蜂”。全球化链条定律是跨国企业们一直遵循的定律，即追随你的客户和他们的全球协议伙伴。但是，进入一个市场不能一股脑地蜂拥而入，因为这样很难避免落下“蜜蜂”，从而导致大家都吃不饱。所以，企业要“一串一串”地梯队性进入新市场，最终形成“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网”，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类似于本土的商业环境。因为只有在如此链条清晰、没有断裂的“生态”环境中，大家才能如鱼得水、活得自在。
就拿进入中国市场来说。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最有潜力超越美国的市场，相信没有一家公司不眼红、不着急，然而要想在中国发财，终究要按捺住性子，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接起来。我们可从上海顶级写字楼的“易主运动”中看出些端倪。
南阳路，在上海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马路，但上海人大概都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十几年前，上海商城在这个区位拔地而起，并成为顶级写字楼的典范，随即引领跨国制造业巨头们集体入住，一时间风光无限。
然而，十多年形成的格局，从2005年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2005年年初，日化巨头联合利华将总部从有着世界百强聚居地之称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搬出，三易其地后落户远离市中心的虹桥临空经济园。此举就像引燃了导火线，跨国公司总部迁徙的事情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飞利浦照明离开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商圈转至漕河泾开发区，阿尔卡特从市中心的时代广场迁往浦东张江集电港。此外，搬迁总部的还有像3M、英特尔这样庞大的制造业跨国组织……然而在制造业巨头纷纷“倾剿”之后，却迎来作为产业第二、三链条的银行等服务机构入住的高潮。
为什么在以制造业转移为特征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尝尽甜头的跨国公司，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最有价值的城市中心？“并不是这些公司付不起租金，而是与不断攀升的租金相比，制造部门创造利润和附加值的速度实在太慢。”是呀，最先追随客户和合作伙伴而来的必定是制造业这个第一链条，而当这条链子牢固以后，利润率更高、附加值更大的第二、第三链条才会接踵而至，他们追随着作为他们客户的第一链条企业来到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
2005年底，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对上海主要商务区的调研显示：以咨询业、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工程业为主的服务业（其中75％以上为跨国企业），占据的甲级写字楼比例已经达到了54％。从那时开始，跨国公司为它的“中国式存在”换上了服务业的“套装”，链条就这样一环接一环地扣紧，蜜蜂已经开始传播花蜜。
97。里昂惕夫之谜：无法解释的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举成为超级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是根据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赫—俄模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理论，资本丰富的美国定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而，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论文指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品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此文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这个反对赫—俄模型的观点进而被冠以“里昂惕夫之谜”的称号，也称“里昂惕夫反论”。
里昂惕夫没有放弃，而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并在1956年发表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无法接受赫—俄模型被推翻，所以一定要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于是劳动效率说、消费偏向说、贸易壁垒干扰说等理论纷纷问世。
劳动效率说最先是里昂惕夫自己提出来的解释理论。里昂惕夫认为，“谜”是由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比其他国家工人高所造成的。他认为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其他国家工人的3倍，因此在劳动以效率单位衡量的条件下，美国就成为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的解释过于武断，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雷宁经过验证发现，美国工人的效率仅为欧洲工人的1。2～1。5倍，远远低于里昂惕夫所估计的3倍。因此，他的这个论断无法令人信服。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基辛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他将工人细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两大类，再通过对两类的不同总结，得出资本较丰富的国家倾向于出口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较缺乏的国家倾向于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结论。这个结论较里昂惕夫的理论有明显进步，指出了熟练劳动程度的不同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仍不足以解开里昂惕夫之谜。
在基辛的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者凯南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说，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符合赫—俄原理的。他们认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上，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因此，高的劳动熟练程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凯南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本应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则包括人力资本。由于美国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资本去培养熟练技术劳动力，因此，美国出口含有较多的熟练技术劳动的产品也应算作资本集中产品。这样处理之后，美国仍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个结论是符合赫—俄原理的，就能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了。但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难以具体衡量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因此并非人人都同意。
综观这些理论，其建立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虽然最终也未能将里昂惕夫之谜解开，但这些新学说针对战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扩展，对传统理论做了一些整修补充的工作，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值得去了解、研究一下。
98。诺斯第二悖论：制度变迁好不好？
诺斯是个经济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家自然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制度变迁；诺斯又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要研究经济。所以诺斯的理论就是从经济角度解读国家，解读历史的变迁，研究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诺斯提出的理论与国家制度和经济分不开，而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居然是一个怎么说都通的悖论，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悖论指出：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出现从长期上又会使交易费用增长，导致经济停滞。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决定是否改变制度、朝什么方向改变之际，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必定要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更有收益的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收益进行计算，然后挑选那个收益最高的选项作为新的制度。毕竟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嘛，这就像地上有一张五块钱、一张十块钱，只能捡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捡十块的，国家制度也一样。因此，在诺斯看来，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
诺斯还反复强调，不同制度下政府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随之而动的产权变化也会造成收益变化，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肯定会据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毕竟谁都想捡那张十块的钱。而无论是制度、组织还是个人，其调整的方向肯定是节约交易成本，因为节约交易成本就是扩大自己的收益。所以，从任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都在不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在不断提高。
然而，诺斯和Wallis所做的调查却显示出与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1870年，美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到1970年却上升到了45％。而对诺斯影响颇深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在对香港之类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的调查中发现，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由此得出的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是在不断下降，以至于社会可能因此陷入停顿。
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入停顿。而且无论经济出现什么情况，两个理由总是能说得通。诺斯写出了悖论，人们被弄糊涂了。为什么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却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为什么“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呢？
其实这不仅是诺斯的悖论，还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悖论。包括科斯、威廉姆森在内，这些研究制度与经济的学者们，都无法破解这个悖论。他们都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制度经济学家们都同意，市场和企业的切换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也同意短期内交易费用是下降的观点。但是，从长期看，交易费用却在不断上升。
要了解诺斯第二悖论，就要从诺斯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来探寻。诺斯最初受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其实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就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斯密提到的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还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就比如一个商家以前从一两个地方进所有货，现在却要跑十几、二十几个地方才能配齐货，交易费用当然会增加，而适当的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主要是为了支持更加复杂的交易。因此，交易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成本的增加，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而诺斯在后来接受了张五常、科斯等人的思路影响后，就把交易费用归为成本，把降低交易费用当做制度变迁的任务。结果，不同的理论来源造成了诺斯第二悖论。
因此，要想破解诺斯第二悖论，要么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要么放弃古典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看来，学的太多、懂得太杂也不见得是“好事”！
99。牧童经济：破坏的最后是自我灭亡
现在人人都在讲“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的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也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投资巨大的环保行业更是成为近年经济中的弄潮儿，得到政府给予的诸多支持。为什么只想攫取的人类如今如此重视环境问题？这要从经年累月的“牧童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说起。
在气候、环境等问题得到充分重视之前，人类的经济政策就像牧童放牧一样。只管让牛羊吃饱吃好，长得又肥又壮，而不管草原被破坏成什么样。这种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量地、迅速地消耗自然资源，把地球看成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进行无限度的索取，同时造成废物大量累积，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它表现为追求高生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高消费量（商品转化为污染物），因而被称为“牧童经济”。
而如此放肆的行为，自然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沙漠扩大化是人类得到的大自然最早的警示。土地是人类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们随心所欲的开发利用却使其遭到惊人的破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有个咸海，它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从1960年到1993年，咸海面积减少了50％，从6。7万平方公里锐减到了3。4万平方公里。干涸的湖底形成了3万多平方千米的盐土沙漠，被科学家形象地成为“咸海沙漠”。从咸海沙漠中吹出的盐尘风沙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生态灾难。如今漫天蔽日的咸沙使得咸海周围植被萎缩、野生动物锐减，人们的生命健康也遭到严重威胁。曾经的生命之泉转眼成了生命杀手。
遭到破坏的当然不止咸海，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据估计，全世界约有1/4的可耕地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蚀和风蚀，如此下去，人类终将面对一个没有悠悠绿草的黄色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曾经我们以为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却为缺水而焦虑不安。目前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着地球上有限的淡水资源。而且随着农业使用化肥、农药数量的不断增加，工业污水、废渣的直接排放，许多江河、湖泊、水库甚至地下水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除了我们能切身体会的土地、水源问题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如今也被科学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据研究，如今很多的灾难、灾荒都与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关系密切。人类正在品尝自己酿造的苦果。
在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之后，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叫做“宇宙飞船经济”的模式，颇有创意。
宇宙飞船经济就是把地球看成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除了能量要依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都靠完善的循环来得到满足。事实上，地球上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奥秘，就在于地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它在太阳能的推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物质的周期循环，不需要补给什么东西，也没有多余的废物，其中的一切都各有用途。生命就是在这流转不息的物质循环中得以体现。
总之，牧童经济在地球上已难以为继，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资源的结果只能是毁灭人类自己。无论将来能否实现宇宙飞船经济，人类都必须改变自己“牧童”的身份，找出更和谐的发展模式。
100。马歇尔两难：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
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竞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竞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竞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竞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本来，美国“两利相权取其大”的竞争更具优势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经济主导地位一直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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