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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部金融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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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雨露杨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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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纲，以国家、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这个核心，采用诙谐生动的语言，
将希腊、罗马、法兰西、西班牙、荷兰、日不落帝国、美国、克洛维、查理一世、约翰·劳、摩根、索罗斯、六一农、郁金香、南海事件、次贷危机等这些牛国、牛人以及牛事一一展现，
并紧扣当前“美元量化宽松”、“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等金融热点，读之让人知行获益。
编辑推荐
一部超好看、超管用的金融读本
追溯金融的进程，解读金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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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个好东西，人人都该补点金融史
要么懂得金融战略，要么受困金融阴谋
媒体评论
陈雨露教授这本书是—部重要著作，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历史知识解读和建立共同的金融文化作出贡献，进而使我们一起为我们未来的共同繁荣奠定必要的、全新的和稳定的金融基础。
——罗卡尔（法国前总理）
在金融危机的硝烟中，世界又一次聚焦华尔街，人民又一次探寻金融的本质。雨露博士另辟蹊径，以恢弘的视野、通俗的笔触，上揽千年，纵观五洲，从金币到纸币，从飞钞到美钞，人文历史，政治经济，娓娓叙来，尽悉数到。本书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金融的理解，丰富了我们的金融历史知识。
——朱民（IMF总裁特别顾问）
金融制度的形成绝非偶然。尽管关于金融制度的论著很多，但能以如此宽广的视角为大家讲述金融往事的书却很少。超越金融又回归金融，思路大开大阖，笔法诙谐生动。要想了解世界金融的前世今生，此书值得—读。
——林晨（中国证券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我始终以为金融只是我们这代人的逻辑。开卷读陈老师这部新著，方领略金融数千年沧桑史卷之文明渊源。
——曾子墨（凤凰卫视财经主播）
作者简介
陈雨露，金融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院长等职，货币金融战略问题专家。现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杨栋，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发展研究基金获得者。副研究员，有多年金融从业经验。
楔 子
什么是金融？
金融本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一颦一笑，人性因为金融而丰满，金融因为人性而高尚。
有人的地方就有金融，金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宙斯家门口有两个大桶，分别放着“幸福”和“灾难”，宙斯混合了两个大桶，并将其赐给世人。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借到了生命；于是，我们的一生都福祸相依；于是，有了我们光彩陆离的金融世界……
（以上金融创世纪，实乃本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美国启动70年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2010年美国继续忽悠人民币升值……
对国际金融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更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它只是一个平凡的时代，和过去、未来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
无论“海啸”、“危机”、“战争”这些名词如何恐怖，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希望能愉快地生活下去。
你的生活恐怖吗？
如果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恐怖到如同身处海啸，那么，就真的有危机了。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
金融和菜贩一样，都是三百六十行之一，只不过，卖菜的卖菜，卖钱的卖钱。对贩菜者，菜还是要卖给有钱买菜的人；对金融者，钱也要卖给能买得起钱的人。
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于是，大家便在金融市场上看到强者剥夺弱者，美元一直在贬值，却逼迫人民币、欧元升值。
为什么我们国内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物价指数）高涨，货币还要对外升值？
一个号称最为自由的国度，却在最为自由的金融市场耍霸权，试图以力量的手段决定货币价格。
指责我们操纵汇率，我看你才是汇率真正的操纵者！
无他，唯利益尔。
这种汇价变动对强者最有利，这样，他们的商品在海外才能更有竞争力，才能更多依靠出口刺激国内复苏。
强者的规则，可以改变吗？
可以，只要你成为强者。
没有一个国家天生是老大，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咿呀学语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是普通人。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曾在艰难中行走，也都曾执世界牛耳。
但是，一代代世界强国倒下了，死在自己的繁荣中。
国家强盛的时候，自由流淌的货币是经济的血液，货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社会财富的规则是“创造”，今天不是好日子，明天也会是好日子。
国家衰败的时候，金融是掠夺财富的利器，货币也会向某个方向集中——少数人的口袋，社会的财富规则便修改为“掠夺”，就算今天是好日子，明天就未必是好日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么，我们会成为下一个王者吗？
看看曾经的王者的金融史，我知道，你明白的！
第1章 钱之初，性本善（希腊—罗马）
引言
在优雅的希腊文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的原型：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现在的也拿走。经过梭伦改革，雅典在公民间建立了一个纺锤型社会，在相对公平的体制下，人类社会开始了金融之旅。然而，嗜血的罗马只是“手中有钱，心中无剑”，在声色犬马中贵族开始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当所有公民都无法谨守俭朴和忠诚，在一次大通胀中，罗马的辉煌戛然而止。
雅典辉煌的秘密是什么？
罗马共和国真的死于大通胀吗？
神坛上的雅典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有人告诉我们，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混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借债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六分之五高吗？
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获，还能指望还钱？
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于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
尽管标准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失去了未来。
问题是，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他们是雅典公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幸好，雅典有梭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8（559）年）。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白痴。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放开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已经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份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来的粮食，雅典军队就只有喝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信贷”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放贷者可以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没，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甚至贷款者恶意骗贷，放贷人都会血本无归。不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诈。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场所。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按照骗子的思路，中间商肯定亏了，贷到款就脚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间商确实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骗子闷棍，但是，这些人本身都是从航海圈里混出来的老油条，虚拟一个航海项目去他那里骗钱，不能说没有可能。而且，中间商压力也很大，一旦经手贷款不能归还，同行会把他的糗事满希腊传诵。要是还想干这行，基本上等下辈子吧。
雅典死于金融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哪天在路上会被黑掉，海事贷款中间商便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
此时，这批贷款中间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那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希腊城邦虚幻出的权威，既是城邦保护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当然也很智慧，看着自己手头这么多钱，当然也想赚一些。于是，神庙开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贷款。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着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的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
此时，雅典娜的光芒便不再神圣，因为，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当神的光环对雅典人失去约束，雅典便迅速蜕变为一个蝇营狗苟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无论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是否正义，公民这种道德蜕变给雅典带来了永久的伤害。随着公民这种城邦荣誉感的消失，战争决策规则很快也被破坏，公民之间的妥协、退让能力逐步弱化，战争决策机构往往蜕变为各级公民争吵的场所。在西西里决战之前，雅典当局居然诏令最高统帅回城受审，直接导致主将临阵叛逃，最终输掉了西西里战争。
雇佣军没能抵挡住斯巴达巨盾方阵，雅典也由于内部分裂损失了海军主力，最终丧失称霸希腊的实力。尽管战争后期，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和海事活动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会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一旦毁灭，又如何能在数年、数十年内重建？
50年后，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古希腊文明被罗马铁骑征服，之后，西欧便进入了一个铁血时代……
罗马的债务奴隶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据说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废除了氏族首领制度（即“王”，所谓“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罗马和雅典一样，在神坛上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成为共和民主的祖先。
这种想法是相当无聊的。
如果把罗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国，会被人骂死的：既没有人人平等，更不会天赋人权，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把“雅典—罗马”说成西方当代民主的祖先，颇类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惭“老子祖上曾经阔过”。
公元前509年确实是罗马共和国的开端，其实这一年也仅是推翻了罗马原始氏族统治。之后，这座从七个山丘家底发展起来的城邦实在太小，贵族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就建立了一种凡事商量着来的体制。
与雅典公民类似，古罗马共和国也按财产将公民划为5个等级，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权力，财产多的公民权力大。还有一条，财产多的公民义务也重。比如兵役，随着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没仗打，没财发，这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权责体制。
有人说：富人可以雇佣穷人去拼命，抢回来的财富和奴隶属于富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多钱，应该先享受，打仗搞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抢劫中，最稀缺的资源是暴力，如同今天你很缺钱一样。谁拥有暴力，谁就可以占有财富。
所以，雇人抢劫是绝对不行的，能抢来，就不会给你！
怎么样才能拥有暴力呢？
很简单，你得先有钱。
古罗马战士需要自带装备。出身于平民的农夫叫做“枪兵”，类似于“帝国时代”里的“长戟兵”，就是拿着一根标枪，还是变卖家当才换来的；贵族战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标枪、大盾和高卢长剑。
这些东西，没钱你是绝对弄不来的。
没钱，就只能当枪兵。
枪兵的职责，是在第一线当靶子，扰乱敌人队形，被杀；殿兵的职责，是躲在枪兵后面击溃敌人，杀完人再抢劫。
枪兵没有战功，意味着没抢到钱、土地和奴隶，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很多平民背负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回来的时候却背了一屁股债。罗马债主显然不够厚道，完全没有意识到平民战士除了没发财外，最起码给罗马军队捧了人场，他们将债务平民，当然也是战士变卖为奴隶，甚至卖到外邦（这个场景在雅典“六一农”中依稀曾见）。
平民很愤怒，比愤怒更骇人的是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结果是很多平民选择了与债主同归于尽。
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可以断定。
公元前494年，当时古罗马的头——执政官叫做塞维利乌斯，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债主扣押平民战士为奴隶，也不准占有他们的土地。虽然塞维利乌斯没有废除平民战士债务，但这个命令真执行下来，估计没什么人会还债了。大家心知肚明，历任执政官对此都不是很认真，不过，起码在名义上没有人敢不承认这个法令，也算是给平民战士一个精神鼓励奖。
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开始与迦太基死磕，但就在战时，罗马新任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居然公开拒绝执行这个法令。公民战士愤怒了——我拼命来打仗，你却在背后黑人，名义上的东西你都不想认账。
不干了，大家集体辞职，准备离开罗马。
后果很严重，迦太基人的马队就在罗马城边上，没有枪兵扰乱敌人，殿兵也不可能单独作战。
面对威胁，古罗马贵族向平民低头。本来，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会契约。元老院终于公布了一项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罚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镣铐枷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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