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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传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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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1）
扛洋枪的洋兵闯进了古都，“江米巷”变成了“交民巷”。两个到中国来淘金的法国人开起了一个小酒馆。中国人和洋老板争吵，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却是个半大小子。
在北京城东南，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街道——东交民巷。这里本来叫“江米巷”，元代以后，从江南运来的大米在这里集散，故有此名。明代，这里建起了正阳门，把江米巷截成两半，东边的叫做“东江米巷”，西边的自然就称做了“西江米巷”。
那时的东江米巷风光旖旎，它的西边有一条河，名为御河，夹岸四季景物不同，春有嫩柳含烟，夏有绿荫清流，秋有黄栌红枫，冬天更有银镶玉裹的雪世界。这番美景常引得文人墨客或诗兴大发，或灵感突降。正是由于这里景色优美，风光宜人，中国人又向有好客的传统，于是自明代开始，就在御河桥边建立了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会同馆”。据记载，1441年建成的“会同馆”分南北两馆，有客房763间，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饭店”。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后又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向清政府提出，要建立使馆，常驻京师。
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馆，本来是一件对等互利的好事，可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胆量与本钱，只能唯唯诺诺。于是，御河桥所在的东江米巷一带就成了使馆云集之地了。
北京人常以所在地的特点作街道和胡同名。某条胡同住过一位姓石的驸马爷，于是这条胡同便称为“石驸马胡同”。某地曾有一个戏楼，这里就叫做“戏楼胡同”，虽然戏楼早已是人去楼塌，连废墟都找不到了，可是名字却传了下来。依据这种传统，北京人又约定俗成的把“江米巷”，改称了“交民巷”。望文生义，倒也算贴切。及至后来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行将使馆区扩大，中间设立隔离带。于是人们也就把东交民巷周围的一大片地方都称作了“东交民巷”。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农历算是庚子年，鼠年。以美、英、俄、法、德、意、日、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保卫使馆，大举入侵中国。6月17日，他们从大沽口登陆，克天津，陷河西务，下杨村，一路攻城掠地，于8月14日占领了北京。
因为义和团曾经进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因此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东交民巷自然成了屯兵重地。是军队就要操练，于是东单牌楼以南，崇文门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就成了洋兵的军营和练兵场。
八国联军的入侵，打破了北京的宁静与祥和。从此，晨曦中东单一带再也听不到那悠远古老的驼铃、巧啭百啼的鸟鸣和苍凉遒劲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操着各国语言的口令声和军刀的碰撞声，还有炮车碾过古老的街道的轰隆声，马队踏过文明古都土地的铁蹄声……
以洋枪洋炮开路，外国的资本、商品、各种各样的商人、实业家、投机者也纷纷来到中国。
可是东单一带的平民百姓总要生活下去，“洋兵”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剑拔弩张的过日子。时间长了，一些善于抓住商机的小商小贩就在东交民巷和东单外国兵营周围开了些小酒馆、小饭铺，赚外国人的洋钱以养家糊口。慢慢地，有些外国商人也从中悟出了生财之道，于是也在这一带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甚至还有妓院。从此这里便成了外国兵的聚集之地。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2）
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有一条苏州胡同。这名字是怎么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说这里曾经有苏州人聚居，有人说，这里曾经是苏州会馆的所在地。不管怎么说，反正和苏州有关系。苏州人讲起话来，吴侬软语，如莺啼翠柳，鸟鸣花间，非常动人。可是现如今，离这条胡同西口不远的地方，却有人在大声争吵，一方是京腔京韵，平上去入，四声分明；一方却是洋腔洋调，出口滔滔，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原来，这里开着一家酒馆。这酒馆不算大，门外不仅有中国式的招子、幌子，还有几行洋文。过往的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是专门招揽外国人的买卖。从此，东单这一带，这种专门招揽外国人的店铺越来越多了。
这天，一位达官显贵不知为什么兴致突发，要用“番菜”待客，于是就派佣人到这家小酒馆订一些煎牛排和红葡萄酒。酒馆的老板是两位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买卖双方连比划带猜，总算把交易做成了。可是没想到，正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一位瘦瘦的洋老板用手捏着佣人交到他手里的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头一歪，“嗯哼”一声，显出一脸的狐疑。
那个佣人以为是问他，应当找多少钱。他心想，“洋人大概不识数，这点账都算不明白。”就说，“这位洋大人，您应当找我十枚大钱。”
他怕外国人听不懂，又在柜台上写了个“十”。没想到，那位洋老板对着那个“十”字左瞄瞄右看看，摊开两手耸耸肩，随后又伸出右手的食指摆了摆，嘴里还吐出一大串洋话。
佣人不高兴了，他心想，“怎么着，这洋人不找钱了？”于是就和洋老板理论起来。可是因为语言不通，两人越说越乱，正在纠缠不清，另一位洋老板出来了，他不但个头儿大，脾气大，嗓门儿还大。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朝着佣人大吼大叫起来。佣人因为事关自己的利害，也就扯开嗓子，和那位火暴脾气大嗓门的洋老板争吵了起来。
北京人爱看热闹，洋人和中国人吵架，更觉得新鲜，于是门口堵满了看热闹的人，有胆大的还进了店，瞪着眼珠抻长了脖子细细地看。在店里喝酒的洋兵，由于占地利之便，更是拥来了一堆。
围观的人都是想看热闹，谁也没有居中调停的意思，就是想调停也办不到，因为这些中国人里没有一个能听懂外国话。而这些外国大兵呢，也没有一个能说中国话，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员是最好对付的，中国的宝物是最容易得到的，可是中国的话却是最难学的。
正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半大的小子忽然挤了进来，他哈哈一笑说：“都别争了，你们闹误会了！”
大家定睛一看，这个半大小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唇红齿白，模样倒也周正，一双眼睛中透着灵气。
出乎大家意外的是，这半大小子竟然用洋话，对那两个外国老板叽里咕噜了一阵，两位外国老板乌云密布的怒相，立刻就变成了春风满面的笑脸。
围观的人一阵惊愕，有人不禁啧啧连声：“神了，这么大的孩子就会说洋话。我活这么大一把年纪，连这洋人说的是哪国话都闹不清。这孩子必是大户人家子弟。”
原来，那个半大的孩子叫邵宝元，年方14岁。邵宝元一家原在天津。天津从地理位置上讲，有拱卫北京的作用，于是又叫天津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3）
邵宝元的父亲本是个手艺人，但是他把教育子女看得很重。1892年，也就是邵宝元7岁那年，被送进了一所私塾读书。邵宝元不仅聪颖好学，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表哥因为才学过人，曾经当过晚清摄政王家的老师，表嫂的学问也很好。邵宝元每日放学之后，都要到表嫂那里，由表嫂充任“家教”，解惑答疑，另外还要补充些在私塾中没有学过的内容。邵宝元的学识长进很快，11岁时就粗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初生之犊不畏虎”，一次，有人拿扇面来求他书写，他竟也不推辞，挥笔而就，对方看了很满意，高高兴兴地捧了回去。
邵宝元最难忘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在街上拾到了几十个铜钱，喜出望外地把这笔“小财”拿回家去给父亲看。都说见钱眼开，没有想到邵宝元的父亲一听钱的来路，脸都变了色，把儿子叫到祖先牌位下，郑重地对邵宝元说：“儿啊，做人有两不可，‘不义之财不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你知道你表哥为什么那么早就过世了吗？”
邵宝元摇摇头。父亲按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说道：“你表哥学问好，可是他帮人家分家。好嘛，分家，那还不是有损祖德吗？结果呢，年纪轻轻，还没来得及中举就吐血而亡。所以缺德的事万万干不得，不义之财万万取不得。这钱说不定是哪位上有七十老母，下有黄口乳儿的人，辛辛苦苦挣下的养家钱。咱要是花这钱，那不是缺了大德了吗？”
见邵宝元低头不语，父亲知道儿子是把自己的话记在心里了，就说：“把这钱拿上，在哪儿捡的，就到哪儿等着去，一定要等失主来找为止。”
就这样，邵宝元真的就在捡钱的地方等着失主，一边等，脑海里还翻腾着父亲的话：“不义之财不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
这个人生道理很朴实，在现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还很迂，可是它却给了邵宝元很深的影响。
邵宝元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外国资本借不平等条约，大举入侵中国之时，洋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赚钱。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不仅难产，而且一生下来就得挣扎于生死线上。看着这种形势，为求生计，邵宝元进了一所补习学校，学了一些法语。这就给他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便利。
邵宝元13岁就进入天津的一家钱铺当学徒，靠着他的勤奋和聪颖，很快就学会了一般的业务知识，而且，真假银元，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分个一清二楚，因此人送绰号“小精豆”。这个绰号不单概括了他小小年纪便精明过人的特点，而且含有一种亲昵之情。
钱铺里钱多，“事情”也多，可不是正经事，而是如今人们所说的“人事纠纷”。邵宝元看着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觉得这不是缺德吗？缺德的事不能干！他就想辞了钱铺里的事，另谋出路。
也就在此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的军民曾经和八国联军激战月余，沦陷后，天津的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邵宝元的父亲看看在天津实在难谋一个像样的职业，也就同意了邵宝元的要求，请邵宝元在北京做事的哥哥帮他找一个能学点本事，能混碗饭的地方。
在进京的路上，邵宝元沿途所见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的城镇和乡村，是挈妇将雏、背井离乡的难民，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4）
到北京后，邵宝元的哥哥为弟弟的事情真没有少费力气，可当时北京比天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店铺还是作坊，没有关门或是迁走就算不错，谁还有扩大经营的打算？市面如深秋的荒原，一片凋敝萧索。不过在这一片萧条中，只有一块地方犹如泛着艳红的痈疽，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这就是东单一带为外国人和外国军队服务的店铺。邵宝元的哥哥和那里的一些外国老板有交往，因此，他决定让弟弟到那里去闯闯。舍此，别的办法也实在没有了。
于是，邵玉元就和哥哥来到了苏州胡同一带。也巧，就在离那家酒馆门前不远的地方，邵宝元的哥哥遇到了一位熟人，不能不应酬几句。邵宝元听见酒馆里传出争吵的声音，又见围着很多人，为好奇心驱使，就凑过来看热闹。这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争吵。他再一听争吵的内容，不由得乐了，于是就充起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邵宝元半路杀出，一下子就拨散了漫天阴云。原来，洋老板怀疑银元是假的，并不是想赖账不找钱。而佣人却认为洋人不识数，不知道应当找多少钱，于是就一边说，一边写下了一个“十”字。可他没有想到，洋老板不识中国人写的数字，他只认得*数字“1，2，3，4，5”和罗马数字“Ⅰ，Ⅱ，Ⅲ，Ⅳ，Ⅴ”，那位佣人写了个“十”，收钱的洋老板误认为佣人画了个十字架，是表示“我向上帝发誓，这银元是真的”。
洋老板虽然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可是当别人用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金钱担保时，上帝的信用和权威也就不够了，于是他摆摆手说：“上帝太忙了，这样的事情，他是无法担保的。”
这么一来，佣人就以为洋人不肯找钱给他。以后双方虽然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是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方说：“您必须设法证明这银元是真的。”
另一方则说：“您不能不找钱。你们该赚钱赚钱，可不能讹我。”
可是一个操一口法文，一个却是满嘴“京片子”，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由于邵宝元出面，当起了“通译”，双方才弄明白，原来是闹了一场误会。邵宝元又告诉法国人，他有办法能鉴别银元的真假。他接过银元先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然后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用手指甲掐了掐，最后他告诉两位外国老板，这银元是真的，只不过时候长了，看上去不那么光亮。
两位洋老板赚了一笔不算太小的钱，自然高兴。经过这么一场风波，更觉得需要一个像邵宝元这样的伙计，于是当即和邵宝元的哥哥说好，把邵宝元留下。邵宝元虽然当了一回程咬金，可是真要他跟着两个“洋鬼子”当学徒，他却不大愿意。可是哥哥却说，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办法为他找个学本事、挣钱的地方了。那位头发已经花白的佣人也对他说：“孩子，你看看如今的世道，哪儿还有个安生的地方？你又会说洋话，人又机灵，就在这儿干吧。告诉你，现在洋兵在街上看着谁不顺眼，就说谁是‘拳匪’，不是砍头就是枪毙。现在只有洋行和吃洋饭的还能赚钱。中国人的买卖不是被抢光了，就是关张了，剩下的也如秋风里的枯叶，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被吹下来了。再说，进了洋人开的店铺，洋兵不会随便欺侮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可别随随便便糟蹋了，是阳关道还是鬼门关，都得闯闯看。”就这样，邵宝元留下来了。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5）
时间长了，邵宝元才弄清了这两个外国老板的底细。原来，这两位洋老板，一位叫傍扎，另一位叫佩拉蒂。他们在法国的时候，就听说过关于古老中国的种种传说和神话。而且，还见到有人因为贩卖中国古董发了大财。这越发刺激了他们，他们想冒险、想淘金、想游历、想开眼界、想实现发财梦，于是就搭了一艘法国军舰从土伦军港出发，向中国驶来。
那时，他们根本搞不清中国的情况，甚至不知道北京和天津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军舰上和水兵们聊天时才知道，到中国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现在，中国皇帝和他的母亲为躲避战乱，已经离开了宫殿。中国皇宫里的珍宝多得数也数不清。中国的瓷器更是精巧，只有上帝才会有那么灵巧的手，能造出那么神奇的瓷器。
两个想淘金的法国人，觉得北京遍地都是宝，处处有黄金，乞丐到了那里也会变成大富翁。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看到的北京和他们听到的太不一样了。他们大大的失望了，宫殿里的宝贝是不少，可是能抢的都抢完了。就是想贩一些中国的古董也不容易，他们不会辨别真假，接连上了几次当。而那些贩卖中国古董的，又有自己的集团和帮派，他们根本插不进去。傍扎和佩拉蒂虽然想致富，但并不想杀戮；虽然想发财，但并不想抢掠。他们认为，那不是20世纪应有的文明。他们沮丧极了，好像从万里之遥赶来赴一个丰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赶到了，却发现宴会已经散了，连残羹剩饭都没有留下。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想回国了。
有一天，他们到东单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那里有五六张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摆着黑漆条凳。空气里弥漫着酒味、烟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质香水的怪味，混杂着外国兵的谈笑声、吵闹声。老板和伙计忙着为他们端上白酒、黄酒和“摊黄菜”、“木樨肉”等一个小饭铺能做得出的美味佳肴。
正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开始人们都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诉道，在法国的时候，每当他回到家中，母亲都给他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红葡萄酒。现在，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但看不到妈妈的身影，就连喝一杯真正的法国红葡萄酒也办不到，因为这一带的酒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只卖中国的白酒和黄酒。那个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国士兵抹抹眼泪说：“如果现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猪排、摊鸡蛋那样简单的晚餐，我都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交换。因为它们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回到妈妈的身边。”
话说到此，小酒馆的法国士兵也都听得黯然神伤，陷入了思乡之苦中。于是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国老板莫名其妙。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机，为什么不开一家酒馆呢？这个酒馆应当专卖欧美人爱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那样一定可以赚到钱。
他们好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法郎、美元、卢布、还有银元和“大清光绪通宝”……
于是他们就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这么一家只有三个门脸的小酒馆。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馆生意的确不错，几乎天天满座，虽然这里常常乌烟瘴气，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疯，可是毕竟赚到了钱。邵宝元是个学徒，钱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要强。再说，邵宝元的法语在这里大有提高，就连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也学到了一些。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6）
邵宝元满意了，可是两个法国老板却不满意，因为钱赚得越多，他们越觉得自己的酒馆太小，太简陋，只能供应酒和“煎鸡蛋”、“炸牛排”，更没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有的来传教、有的来做生意。此外还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国的东方情调、秀丽山水，特意远涉重洋跑来游玩。这些人都需要有个下榻的地点。而当时北京只有客栈一类的小旅馆，条件差、规模小，外国人很不习惯。善于发现商机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这点，就想办一个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应当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很“新潮”，甚至可称得上“与国际接轨”。19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大饭店，被称为“Grand Hotel”，它们建筑豪华，装饰高雅，只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能住这种饭店。另一方面，那时在乡镇和农村还有大量的客栈，这些客栈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让客人挤在一起睡觉，吃的也只是家常饭。西方人称其为“Inn”。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了，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了，商务活动空前发展了，旅游业开始兴起了。对于广大商人和旅游者来说，“Grand Hotel”不适用，它们太奢侈，而且门槛也太高，“Inn”又太简陋，连一些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提供舒适、周到的服务，价格又比较适中的饭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仅适应当时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很早就有了旅馆类的设施，当时叫“逆旅”。“逆”，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过早期的“逆旅”只是农家的庄园田舍，是主人在农耕时兼营的“第二职业”，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驿馆、馆舍、驿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桥边建立的“会同馆”，有客房763间，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饭店。那时外地来京者，有身份的官宦住官邸；普通人住会馆或是友人的宅院。当时北京城内私人旅馆很少，供一般行人食宿的客栈、客店大都设在城外，它们设备简陋，往往是一房一炕，一炕睡四人。客栈没有饮食供应，只能代客去饭馆购买。此外，还有设于城门附近的骡马店，它们以来往北京运输的大车夫为服务对象，这样的骡马店当然很简陋。不过条件最恶劣的还是“鸡毛小店”，这种小店每晚只收五个铜子，投宿者只是免去露宿之苦而已。因为长期的闭关自守，更由于长期的内乱与外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因而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也只有客栈性质的“客店”和“馆驿”，现代意义上的饭店一个也没有。而傍扎和佩拉蒂想建现代饭店的想法，正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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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1）
1901年，一个冬天里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傍扎和佩拉蒂的新店要开张，它高悬起一块牌匾，上有四个金光大字……
没有烟花和爆竹，没有春联和欢笑，1901年悄悄地来到了北京。这一年和1900年一样，是在中国历史上写满了耻辱的一年。9月7日，历史上有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辛丑条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一个冬天里少有的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店铺要开张，这在当时冷清、萧条、凄凉的北京是十分难得的，因此一大早就有人聚在这里，想看看热闹，借以暂时忘却生活的不幸与艰难。按当时的风俗，老店重新开张或是迁址的店铺在新址开张，都称为“重张”，只有新的店铺开业时才称为“开张”或是“新张”。无论是开张或是重张的店铺，开业前一天都要把各界名流、亲朋好友、同仁同业送来的贺幛高悬起来，既是让过往行人观看，显示自己的实力与影响，也是对送贺幛的人表示谢意，这称之为“亮张”。这家店铺从昨天起就开始“亮张”了，在门前搭起了牌楼，挂起了彩球。一面面杉槁支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大红的贺幛，上书各种吉利的贺词：“大展宏图”，“财源茂盛”，“前程如骏”，“本固枝荣”……直到开业仪式开始之前还有贺客络绎不断地抬着贺幛前来祝贺。看热闹的人中间，有人在互相询问：“这儿开的是什么买卖？哪位大掌柜开的？”
“是饭店，洋人开的。”
“我说呢！如今这年头，中国人谁还敢开买卖？赚了钱也得让洋兵抢了去。”
“饭店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饭庄子，就像‘聚丰堂’、‘东兴楼’一样？”
“不一样，这饭店不光有宴席，还能住店。”
原来，这就是傍扎和佩拉蒂新迁来的店，地点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东边（原东单菜市场的西边）。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是北京日报的社址。新店开张，两位老板就想给自己的酒馆取个既响亮又动听的名字。这不但是图个新鲜，更因为他们要开办的是一家食宿功能齐备的新式饭店。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们真是绞尽了脑汁。德国皇帝的尊姓、法国王后的尊名、欧洲的名山、美洲的名川、花卉的芳名如“勿忘我”、“郁金香”，女人的爱称如“玛丽”、“碧姬”；动物的大名如“袋鼠”、“狐狸”等都考虑过了，可就是想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字。
这天，傍扎和佩拉蒂又在为店名心烦。后来，两人干脆走进餐厅，想借葡萄酒来刺激一下腻住了的脑子。这天，客人不多，只有两桌。其中一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一边吃，一边在争论着中国的富国强兵之道。另一桌的客人凑巧都是傍扎和佩拉蒂的朋友。他们听说两位老板为店名绞尽了脑汁，就关心地询问了起来，并且说，他们都准备了贵重的贺礼，但不知道礼单上怎么题写两位老板新开张的宝号。
傍扎和佩拉蒂叙述了一番他们的苦恼，也讲了一番那些搅得他们头昏脑胀的店名。傍扎叹口气说：“这些名字简直就像炸得太老的牛排，咬又咬不动，丢掉又可惜。”
“的确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任何新鲜感。活像一堆穿旧了的皮靴。”客人们也都说。
席间有一位锦衣绣袍、举止儒雅的中国人说：“依鄙人之见，不妨叫‘巴黎大饭店’。巴黎城美、花美、人亦美，有‘花都’之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是在北京开一家‘巴黎大饭店’，中外人士慕名而来者，必然踊跃。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2）
开始，还有人说这名字不错，可是马上又被另一位客人否了。他说：“诸位先生，你们可能忘了，巴黎已经有一家举世闻名的‘巴黎大饭店’了。”
傍扎拍拍前额说：“是的、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建于1880年，比我们到中国的时间还早20年。”
佩拉蒂也说：“非常对，它是1880年建立的。它非常豪华，非常大，在欧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
有位外国客人说：“都说中国很大，可是中国太落后了，连现代一些的饭店都没有。这真是遗憾。”
闻听此言，邻桌一位穿长袍、蓄长髯的先生忽然感慨起来，他激动地大声说：“诸君听到了吗？莫说大清国没有新式工厂、新式军队，就连新式饭店也没有。巴黎有‘巴黎饭店’，北京可有‘北京饭店’？”
此言一出，两个法国老板受到了启发。傍扎叫道：“对，巴黎有‘巴黎饭店’，为什么北京不可以有‘北京饭店’？我们就叫‘北京饭店’吧！”
佩拉蒂也说：“太好了，这真是个好主意。‘北京饭店’这个名字非常好！它能够给人丰富的想象，让人想到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的宫殿，绿树成荫的街道，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还有穿旗袍的苗条女人。是一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名字。”
那些客人也都说这个名字好。巴黎是西方的大都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京是东方的古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何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北京”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皇帝的所在地，有着皇家气派。
大家越说越高兴，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决定把自己的新店命名为“北京饭店”。他们还决定，开业典礼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以便显示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按中国的规矩，迁址的店重新开业本应当叫“重张”。不过，既然现在名为“北京饭店”了，那就是新生的一个饭店，就应当叫“新张”或“开张”，而不叫“重张”。
不用说，为筹备开业，邵宝元更是忙。当金字招牌刚刚做好时，傍扎和佩拉蒂都曾经问他：“邵，‘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被北京有名的风沙磨得褪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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