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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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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父亲的陪伴。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在格林斯潘5岁时，他的父母便离异了，从此他跟随母亲生活。他们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十分独立自主而又求知欲强的人。这样的品质使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早年的苦难让朱镕基最终蜕变成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他就是那位令当代中国实现市场化的清廉的改革者。而格林斯潘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长大，亲眼见证了经济繁荣的变化无常。
他们两人对于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些分歧。朱镕基的关注点更加偏向实际：他贯彻了以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经济理念为框架的改革开放。而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比朱镕基更多地将意识形态带入经济政策的探讨中。他极度依赖于艾茵·兰德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哲学，就好像这是他的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支持。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他们两人在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都是关键人物。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朱镕基看到在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会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为新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两个重要政策：放开中国的国企所有制结构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规范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后亚洲的经济领跑者。而与此同时，原来的经济领跑者日本则深陷在一连好几个“失去的十年”当中。
在地球另一端，格林斯潘开始着迷于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和非凡的金融创新，以期提高生产率。格林斯潘无疑就是让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位大师级人物。作为整个世界经济活力的典范，美国发展的程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
然而在离任时，他们两人由于都太专注于经济的增长，而使经济发展得有些过头了。资产和信贷泡沫让美国的经济神话开始趋向于不稳定，并充斥着格林斯潘之前未能重视的风险。与此同时，失衡的中国经济也开始转向日益不稳定的发展道路。
随着两国经济体内风险不断累加，甚至相互加剧，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逐步深化。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遗留下的问题由此便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并且留给两国的下一代经济领导人去解决。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朱镕基并没有正规学习过经济学。1928年，他生于湖南省，之后取得了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本科学位。他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三位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样的背景赋予朱镕基两点特别的优势：解决问题的缜密的思维方式和以清华为基础的高起点。他首次接触政治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在大学生活末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时。那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动荡年代，朱镕基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自然会引起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2）
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朱镕基立即开始接触中国经济的管理工作。他的经济学知识并不来自课本，而是来源于在中央计划制订中的摸索。最开始，他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而后又很快被升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副处长。
1951~1957年，中国开始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且发展自己特色的苏联式五年计划。朱镕基便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在狂热的革命思想的驱动下，中央计划的资源分配导致了诸如农村运动和“大跃进”那样可怕的灾难。就像在第一章里强调过的一样，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十分糟糕，恶劣的气候和农业领域的混乱导致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和饥荒。
“文革”在1976年结束，邓小平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年近50岁的时候，朱镕基充分发挥他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优势，成功担任了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他的表现引起了正在致力于对中国脆弱的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关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回到计划部门后，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石油部管道局副局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并由此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派遣一个研究团队到中国来发掘邓小平改革的潜力，朱镕基自愿在此次合作中担任中方代表。那次的合作非常成功，并一举让当代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1985年出版的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潜力的三卷本报告是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对中国新经济政策的首次官方认可。这份报告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世界银行的第一笔贷款。邓小平对这样的良好结果以及朱镕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甚是欣喜。
随着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复苏，邓小平随即开始关注地方发展问题。他将开发经济特区作为加快中国南部，尤其是深圳和珠海地区发展的试验性策略。同时，他强烈感觉这种方法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主要商业发展中心的上海地区。他相信朱镕基是这个项目的合适人选。
1983年，朱镕基被调到了上海，作为江泽民的属下，任上海市党委副书记。1988年，江泽民被调到中央后，邓小平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并兼市长，负责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工作。
朱镕基的表现远远超越了邓小平原本的期望。作为一位事必躬亲的市长，朱镕基上任后立刻投入了对诸如腐败、政府机构臃肿、资源短缺、住房不足、水污染等上海最棘手问题的整顿工作中，均取得了卓越成效。他是一位管理细致的市长，同时也有着非常宏观的构想。他将公务宴请的标准从12道菜削减为4道菜，还在1990年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
而朱镕基在上海最非凡的政绩实际上是他将上海建设为未来中国领军城市的规划。在朱镕基的领导下，城市规划者们发掘出上海浦东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并开始了一场有着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城市开发项目。由浦西对岸的一片农田、菜地发展起来的浦东新区，与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十分集中的那些经济特区有诸多不同。除制造业以外，浦东还拥有许多其他经济基础，如金融、贸易以及基础设施。朱镕基在浦东新区的城市改革中展现的非凡创造力和行动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邓小平领导班子的地位。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3）
他晋升得很快，1991年便被调入中央，担任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但其实他的专业技能和职责范围远不止于财政部门。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的一样：“朱镕基是唯一懂得经济学的人。”他高超地掌控着中国的经济政策，通过推行货币紧缩政策和特别针对农产品的价格管控解决了1993~1994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将中央银行改组为类似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多分部的结构（朱镕基在1993~1995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基于以上这些甚至更多的政绩，他在1998年被当选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可谓是临危上任，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接管了中国政府事务和经济。他是一位坦率直爽、有进取心又拥有战略思想的领导人。1998年3月，朱镕基在他作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的要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是指确保中国能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努力走出困境，避免正在困扰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和货币贬值现象的发生。后被称为“朱镕基的三个许诺”的“三个到位”是指恢复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清除银行坏账为首要目标的金融系统改革，以及政府机构改革重组。“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朱镕基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出售股权而进行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和清理银行系统中的坏账，实现了前两项承诺，但他没有能够完全整顿好臃肿而腐败的政府机构。
事实证明了朱镕基带领中国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的能力。他将国家的过剩储蓄投入积极的财政刺激当中，主要用于加快对公路、铁路、港湾设施和电力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其他亚洲国家接受IMF的建议而对货币进行贬值时，朱镕基始终坚守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相对而言并没有在这次严重的区域经济危机中受到太多伤害。到了21世纪初，这场严重的灾难才尘埃落定，而中国逐渐接替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经济体。确保经济增长对于避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走下坡路以及让中国领导人对新的经济战略充满信心都非常关键。这可以说为之后的经济增长开了一个好头，而这招在随后的数年中数次派上了用场。我们看到，朱镕基就像一位大师一般，但如同格林斯潘大师一样，朱镕基仅仅关注了短期效益，却忽略了长期损失。
朱镕基也会谨慎地冒险行事，就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最好的范例：他清楚地知道在从国有企业转化到由中央政府持控股权，但很大一部分少数股权在外上市的一种混合体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尽管国际投资者和党内负责国有企业资产的官员之间关系紧张，朱镕基还是推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市场约束对减轻权力膨胀和减少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集权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电信、交通以及能源（燃料和电力）领域，政府仍保持绝对控制。朱镕基在“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下权衡着市场基础效率和国家控制体系的利弊，最后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混合体制，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4）
中国延宕已久才加入世贸组织是朱镕基极富冒险精神的另一体现。中国自1986年便开始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然而美国面对中国进口的激增，十分担忧本国的工作保障问题，于是申请陷入了僵局。而朱镕基决定打破这个僵局。1999年，他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希望将此事促成。在1999年4月著名的访美之行中，朱镕基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样善于运用美国式的政治手段，通过直接对美国企业界呼吁而预先阻止了美国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终，双方在1999年11月签署了协议。
朱镕基坚信，世贸组织的机制一定会促进中国企业的重建和改革。他认为基于市场的竞争压力一定能够比中央的计划性指令使中国的企业成长得更好。他确实是对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关税的降低成为提升国有企业效益的动力，使它们发展成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8米8花8书8库8 ；http：//__
朱镕基并不惧怕辩论。从2000年起，他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那个周末，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那是高级政府官员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团的高层次交流会。他以此来提醒国务院的部长们对于自身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要严肃、认真。很快，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经常对中国的政策战略提出异议的地方。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朱镕基的确给中国带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秉承着邓小平的理念，朱镕基将其发展为了可行并极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光鲜的表面下却潜藏着一些问题。朱镕基的改革给作为终端生产者的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仿佛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并且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以生产为中心的增长策略所衍生出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1）
比朱镕基大两岁，出生于1926年的格林斯潘，最终被誉为“大师”。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半中，他是美国的“二把手”。他的言论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市场。
尽管人们就他对美国经济的管理争论不休，他仍可谓是他所在体制的创造者。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战后繁荣开始消退，选民们开始要求出台新方案。这位称自己不过是一个“资深共和党经济学家”的人非常乐意承担这个任务。
格林斯潘开始投身于现在看起来十分晦涩复杂的产业分析中，他的导师是阿瑟·伯恩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20来岁的格林斯潘还在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作为初级经济学家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就职时，伯恩斯是当时美国顶尖的商业分析师。之后他成为在格林斯潘之前的历任美联储主席之一。这两人此后一直很亲近，直到伯恩斯在1987年6月去世。而两个月后，格林斯潘搬入伯恩斯昔日的办公室，成为美联储主席。▲米▲花▲书▲库▲ ；http：//__
格林斯潘并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至少在当时没有取得。当他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头忙的时候，他开始对美国的重工业感兴趣，并写了很多关于钢铁、汽车、铜、飞机制造以及铝的报告和文章。当时正是美国战后工业即将复兴的绝好时机，他变得非常忙碌，以至于无暇顾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而将成为美国工业的咨询顾问当作自己的使命。
他在顾问生涯期间主要关注微观工业经济分析，而不是宏观经济。但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盛顿和华尔街激烈的经济政策争论非常感兴趣，也深深被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所吸引。1967年，他应马丁·安德森之邀加入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团队。此人原是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后来成为尼克松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在尼克松胜出后，格林斯潘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华盛顿，而他很快便发现了华盛顿环城公路的问题。
1970年，格林斯潘与时任美联储主席、导师伯恩斯的会面让他对公共服务这个更崇高的使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其他很多共和党的朋友像赫伯特·斯坦、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都已经被提拔为尼克松政府的高级经济政策管理者，但是格林斯潘与伯恩斯的关系明显更为重要。1974年，当伯恩斯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提醒他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当时还是一名私营顾问的格林斯潘很难拒绝。他接受了尼克松的任命，但一直到福特上任后才宣誓就职，成为第10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就是他在政府中漫长而富有威望的职业生涯的开端。他本想“让委员会恢复其经济顾问的角色”，但一上来就碰到了头痛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位共和党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快速学会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福特不敌吉米·卡特，于是，格林斯潘又回到了他依旧非常成功的咨询业。他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内离开政界，而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回政府，但只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87年8月，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接替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一切都改变了。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2）
就像朱镕基上任中国总理之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格林斯潘刚上任便屡遭不顺。就在他宣誓就职成为美联储主席的69天后，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票市场跳水了23％。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不得不抛弃在经验和学术中得出的结论，而试图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去平复潜在的混乱。美联储很快承诺向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并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强力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在24小时内开始趋于稳定，格林斯潘和他领导的美联储也获得了金融市场和政界的称赞。这就是迈向“格林斯潘看跌期权”这种可预测的保增长应对模式的第一步——美联储的这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为处于危机的市场构筑一道底线，就像看跌期权的作用一样。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藏在他痴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源头》的作者艾茵·兰德的思想观念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兰德每周的沙龙。在她于1982年去世前，格林斯潘一直作为她核心圈子的一员与她保持亲近的关系。1974年，当格林斯潘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兰德就与他的母亲一起站在他的身旁。
兰德的哲学将“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作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并认为这种体系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位年轻的经验主义者，与她首次接触时，正试图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经济。他不认同凯恩斯的新理论，而是在兰德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这是使市场重焕生机，并为他的数据搜集提供框架的一套哲学理论。在面对如1987年10月这等规模的严重市场失灵时，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就来源于深入其骨髓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学家的思想理念。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股票市场自由运行的功能。
格林斯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想家。他把在其长达20年的经济顾问工作中积累的分析能力和经验带到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完成从微观到宏观的艰难的过渡。他试图依靠自己的优势完成这个过渡，尤其利用他对于推动工业活动、技术改革和生产率走势的力量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早先是一位经济顾问，他极有创造性地将一些诸如货车车厢装载量和棉花价格这样的非传统数据源带入了美联储的分析和预测工作中。
但是思想意识还是成为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的绊脚石。思想意识最终扭曲了他的分析，也致使他过多地将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带入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去。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甚至让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理论凌驾于许多久经考验的宏观经济规律之上。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更改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的评价。他认为自己在1996年所说的“非理性繁荣”实际上就美国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突破而言是合理的。随后，他又否定了美国出现全国范围内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房地产市场，而是由多个地方性的、几乎不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组成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同时，他也毫不担心信贷泡沫，并认为像衍生品和所谓的结构性产品这种本质上为不同金融工具结合体的金融创新是自由市场的天才创新产物，并将轻而易举地消除借贷人之间的风险。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在格林斯潘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创造这些工具的那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可将风险分散至众多的自由市场的参与者们那里，正是这些参与者们为调节严重的金融波动提供了带有缓冲作用的流动性。另外，他认为次级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可以体现金融新科技是如何更有效地达成使较低收入阶层也能“居者有其屋”的崇高的社会目标的。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3）
在这些情况下，对思想意识武断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政策错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市非常不理性，泡沫终于在2000年破灭，几年后房市泡沫和信贷泡沫也相继破灭。金融衍生品市场非但没有在危难中对金融市场起到缓冲作用，反而在2008年年底将其推到毁灭性灾难的边缘。而由于众多低收入的借款人对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次贷危机爆发，并铸成美国全国范围内楼市危机和一场前所未有的抵押物强制赎回浪潮的前兆。
问题并不只是泡沫本身：只要有市场，投机泡沫就会存在。回想一下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危机。问题是由于当局者放任泡沫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普遍，最终严重扭曲了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泡沫就会破灭，但当其导致已经非常不平衡的经济体中的重要部分的收缩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2008~2009年美国住宅地产和个人消费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格林斯潘错误地未能重视这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他深信市场机制最终不会出现问题。在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的情况下，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仿佛符合国会对物价稳定性的要求，格林斯潘认为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有足够的能力冒险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低失业率。这种观念就是他对货币政策的核心结论：将美联储短期的基准贷款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控制在远低于泡沫市场和经济增长期的应有水平。这位大师最终成为“宽松货币”的代言人。
为什么格林斯潘被指为泡沫破灭和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其实，他给了美国民众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而且，政策解药很难用于放慢经济潜在的发展脚步，而是会积极地拥抱一个新经济的希望和梦想。但格林斯潘做得太过分了，他狂热的思想意识让他充当了他本以为可以防止泡沫效应出现的美国经济的啦啦队队长。格林斯潘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在实行新奇而激动人心的金融创新时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人们也无须担心这是否实际上只是与创新无关，并且还将一步步导致金融市场过剩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虚假金融工程。国会和白宫——更不用说华尔街和缅因街（指普通民众——译者注）——都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华盛顿、华尔街以及缅因街集体拥抱了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新“法宝”。只要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金融工程就可以被放任自流，而美联储当然不会阻挡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由其引发的经济飞速增长。曾经警告过人们“非理性繁荣”的小心谨慎的格林斯潘，现在却成为带领美国冲向虚假繁荣的政治经济学首领。美联储前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曾经自嘲：“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的时候把大酒杯收走。”而格林斯潘反而加大酒精度，并一直往杯子里面倒酒。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格林斯潘崇高的思想观念的实践有了一些其他看法。在某些方面，他所做的显然没有他不作为的多。他本可以刺破泡沫，放缓经济的发展，从而防止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经济危机后美国脆弱的经济状况揭露了他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就算有金融创新和技术革新的辅助，经济增长也是没有神奇捷径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去实施太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而这一渴求正是由思想意识所激发的。当被要求向国会解释由他领导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承认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想当然地认为“自利性”可以在重大问题爆发时使信贷机构幸免于难。这位大师的过错更多地在于其思想意识而不是其本身。他并不承认在他领导下的美联储犯了任何错误。
客观主义最终还是没有带给格林斯潘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摒弃他的核心价值主张。2008年年底，当经济危机仍在蔓延时，他依然在国会面前坚持认为“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尼禄（古罗马皇帝，以疯狂和顽固出名——译者注）也不可能比这说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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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1）
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
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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