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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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频频光临（1）
作家和演员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职业，即便是我的作品被搬上屏幕，也用不着我在屏幕上抛头露脸，更用不着我去讲话。可是，眼下电视台流行对话节目、专访节目，不断把我也推上了屏幕。
　　说实在的，我的职业是往日伏案写作，每日面对电脑，总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工作。我并非那种口齿伶俐的人。记得即便在上大学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也还有点儿紧张。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在小县城里给学员们上课。我原来准备讲一小时的，一上台，好紧张，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光了，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
　　幸亏，在结束那十年苦难的日子之后，我被推上讲坛，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使我渐渐练出了面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也正因为有那么一点演讲经验，这样，我被推上屏幕，也就不那么紧张，不至于像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那样。
　　电视台的“热门话题”也真多，导演们找我谈五花八门的话题：从谈谈我的创作、签名售书，到谈毛泽东、毛岸英、*、陈云直至“*”、“四人帮”、“样板戏”、《海瑞罢官》；从国际汽车展，展望新世纪，使用电脑的体会，到中国乒乓“让球”的历史，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史，彭加木失踪之谜……都是“谈谈”，都得“开口”。
　　我的访谈节目，大部分是在电视台的录像棚里拍摄的。我曾经多次专程飞往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北京摄影棚拍摄访谈节目。在北京我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董浩、鞠萍、周倜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鲁豫、胡一虎、黄健翔的专访。我也曾接受河北、辽宁、广西、甘肃、浙江、天津、哈尔滨、大连、山东、新疆、四川等等诸多省市电视台的专访，其中最多的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和我故乡温州电视台的采访。河北卫视先后就我的作品《追寻历史真相》、《“红色三部曲”》和《*改变中国》制作了三期访谈节目。我还曾接受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台湾凌峰的专访。
　　但是，也有一些电视台以为书房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环境，所以也就把灯光和摄像机搬进了我的书房。
　　书房原本是我安安静静读书、写书的地方，然而不时有媒体记者光临，于是书房也就热闹起来。特别是电视台摄制组的光临，亮起耀眼的灯光，书房也就不再平静。
　　一次次在书房里的电视访谈，把我的书房搬上了银屏。其中特别是几个关于我的书房的专题节目，形象地记录了我的不同时代的书房
　　最早在我家进行拍摄是1978年，那时候我还住在简陋的斗室之中。1978年1月14日，《文汇报》在第四版以大半版篇幅推出关于我的报道，引起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的注意，率摄制组前来拍摄了半小时的专题片。

媒体频频光临（2）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录像机。我是在隔壁邻居家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了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这是关于我的陋室的珍贵记录，可惜由于没有录像，已经无从寻觅。富敏后来由于导演了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成为全国十佳女导演之一。
　　1987年，上海高教录像出版社的摄制组在我家拍摄了《叶永烈与大学生谈创作与学习》。当时，已经迁进“新工房”的我，还只有“阳台书斋”。那里太小，他们在我的一个大一点的卧室里拍摄。好在这个一小时的节目是作为录像读物公开发行的，我保存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
　　当我在“新工房”里增配了一套房子，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书房，1996年5月6日 上海电视台“文化长廊”播出的《叶永烈与他的“沉思斋”》，是那个书房的完整记录。
　　在我迁居之后，有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书房。2003年4月16日上海卫视的“人在上海”节目，播出《畅销书作家叶永烈》专题片，节目主持人为劳春燕主持，这个专访是在我的新书房里进行，详细介绍了我的新书房。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播出的《作家自述·叶永烈》，也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人——叶永烈》，也详尽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在书房里拍摄的访谈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一次是1995年，我还住在“新工房”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光临。
　　记得，首先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胡维捷。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开辟“东方之子”栏目不久。胡维捷带着摄制组，从北京来到上海，到我家采访。那天，还来了一个节目主持人，名叫胡健。她不是那种青春型的女主持人，已经年近中年。她本来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除了写各种报道之外，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所以她还是一位女作家。
　　胡健的采访，就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她似乎事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她事先只跟我随便聊天，并没有谈及采访的本题。当灯光亮起来了之后，她就接二连三向我发问，我随口而答。就这样一问一答，就完成了采访录像。此后，他们在我家拍了一些背景和资料镜头，就结束了。
　　1995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东方之子”中播出了关于我的专访。由于第一套节目（如今的一频道）的收视率很高，各地朋友从屏幕上看到了我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日本是仅次于NHK的电视台。
　　日本人很守时。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事先在电话中约好在上午九时到我家拍摄，8：50门铃就响了。一进门，仅仅是因为早到十分钟，就连声说抱歉，来早了。因为他们担心堵车，提前出发，提早到达，还特地在我家楼下等了一会儿。
　　这一回，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显得有点庞大，开了两辆商务车，来了十多个人。幸亏我家的客厅很大，一个学校曾经来了一个班级的学生以及老师、家长，也能容纳，所以十来个人不在话下。
　　最初，在2008年8月4日，吴惠琳小姐从东京给我来电，说是日本电视台要拍摄专题节目《江青》。接着，则是翻译张晓黎先生跟我不断联络。
　　首先进门的是编导友利荣太郎和翻译张晓黎。他俩在8月25日曾经来访，打前站。当时，他们手中拿着我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江青画传》一书。编导友利荣太郎先生很认真地向我提出关于江青的种种问题。回到东京之后，友利荣太郎先生写成专题片《江青》采访提纲，请张晓黎先生译成中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这一回，友利荣太郎带领全组人马前来。他向我介绍了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KUSANO　　MITSUYO）小姐。她原本是理科出身，毕业于日本津田塾大学学艺系数学科，毕业之后却进入日本放送协会（NHK），从1991年起担任东京播音室“NHK早晨综合节目”主持人。此后，进入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此外，一起来访的还有制片人渡边满子、太田由贵、翻译吴惠琳以及摄影师、照明人员等。
　　友利荣太郎先生以为在书房里拍摄比较合适，可以体现作家的特色。趁着摄影和照明在书房布光的时候，友利荣太郎先生把我的《江青传》、《江青画传》等书从书柜里取出，放在电脑桌子上。接着，让我侧身坐在电脑桌前，而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则坐在我的对面。我穿白色短袖衬衫，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而草野满代小姐则穿了一件绛红和灰色相间的碎花上衣，细细一看，那不是碎花，竟然是一个个元宝图案。
　　草野满代小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节目主持人。她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江青，因此她的提问的切入点跟国内媒体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发现，她着重于江青作为一个女人的奋斗历程，着重于从毛泽东与江青的夫妇感情来看江青，很少提到跟江青有关的*。我的谈话，也就从诸多细节说起，便于日本普通观众接受，这样的讲述使草野满代小姐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张晓黎先生担任现场翻译。他很仔细作速记，然后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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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的读者（1）
1984年11月，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的汉学博士邓城（Charlotte　Dunsing）小姐来看我。她曾经把我的作品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在闲聊之中，她说起在北京会见钱钟书的印象。
　　她一到北京，无论如何，要求见一见钱钟书。她曾经把钱钟书的《围城》译成德文。钱钟书答应了。
　　钱钟书是一个很幽默的学者。当她来到钱钟书家中，他说道：“现在，许多青年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围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样的。其实，你吃了鸡蛋，何必一定要看母鸡呢？”
　　邓城博士一听，也幽默地说：“这么说，我今天是来看‘母鸡’！”
　　两人相视大笑。笑罢，钱教授才正色道：“你研究过我的作品，翻译过我的书，倒是值得来看一看‘母鸡’，跟‘母鸡’聊一聊！”　
　　邓城博士所讲的这则趣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以文会友，来到我的书房的，除了媒体记者之外，最多的当然是天南地北各出版社的编辑。在全国，除了西藏、贵州、海南和澳门我没有出过书之外，其他各省、自治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还有香港、台湾地区，都出版过我的书。
　　我与读者的广泛接触，是在各地签名售书的场合。但是，也有的读者吃了“蛋”之后，非要到我的书房里看“母鸡”。
　　我曾经说，“我不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财产，我很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读者。”作家是为千千万万读者服务的。我的书房，跟广大读者紧相连。妻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三位最近来访的令人难忘的读者：
　　2008年3　月18日下午，烈正在书房里工作，突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位从武汉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年读者，想见你一面，不知是否可以。虽然很忙，烈想到是一位年老的读者，也就答应了。
　　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门铃响起来了，我开门一看，眼前站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他急切地问：“叶先生在家吗？”我说在。正说着，烈已从楼上书房下来，知道他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介绍过来的那位从武汉赶来的读者，便请他进屋里坐。
　　他一进屋，就说自己是在叶先生来武汉签名售书时见过一面的读者，曾经看过好多好多叶先生写的书。这次来上海，很想再见叶先生一面。我们请他坐下，慢慢聊。谁知他刚坐下，我给他的茶也刚沏好，他就连忙站起来告辞。我们请他喝完茶再走，别急。他却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一见叶先生，看见他身体不错，与在武汉见到时没什么两样，心里就很高兴了。我今年已七十八高龄了，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叶先生很难说了，这次见上一面，我的愿望达到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叶先生写作很忙，我不能再打扰了。”　。。

令人感动的读者（2）
眼望着这位来自武汉的白发长者，对老叶这么关心，这么热情，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烈说，请你稍等，我送书给你。他一听送书给他，马上快乐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烈上楼去取书，我便请他喝茶。他便说起自己是喜欢叶先生的作品，凡是在武汉的书店里看见叶先生的书，他总是马上买下。
　　正说着，烈已经把书送到他的跟前。他连声道谢，便信步离开我们家。从进屋到离开，大约只有五分钟光景。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武汉来到上海，找到上海作家协会又找到我们家，前后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是仅见上一面就满意地匆匆告辞。他的这种对书的热爱、对作家的热爱，使我难以忘怀。
　　2009年2月12日上午，我们正准备要在下午二时去上海银河宾馆看望安徽来沪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位叫楼乘震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要到我们家，请烈帮忙在书上签一下名。烈就说，那你在中午来吧。楼先生听罢，快乐地说：好！好！
　　下午一点刚敲过，门铃就响起来了，我一开门见是楼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屋。只见他吃力地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进来，我以为他可能要出差吧，所以拖着那么重的箱子。不久前曾听说他脚不好，所以一进门烈就问：“你的脚好些吗？”他说，“脚已经好多了。可是两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缘故，几近失明了，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说着，他吃力地往前迈了几步，我们便扶他进来坐下。他原本是位资深的记者，很喜欢看书又很健谈。一坐下来就跟烈滔滔不绝地聊起书来。聊着，聊着，烈一看时间不对，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跟朋友约好，必须两点半到达那里。于是，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去。”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马上收起话题，说：“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签名的，怎么一说起话来竟把主题忘了。”于是，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他买的烈的书，有几十本。我一一帮他把书拿出来，烈则一本本认真地签好字。然后，我又帮他把书装回箱子里。
　　因为时间紧，我们就和他一起出去。我见他双脚不很利索，眼睛又不好，就要帮他拿箱子，他却说，“没有关系，我能行，我可以拖着箱子走。”
　　出租车来了，我请他先上，他却说，你们时间紧，先走吧。我望着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的他，吃力地拖着装满烈书的箱子来回奔波，真被他的精神感动。
　　在楼先生走后的第三天——2009年2月14日上午十时，门铃响起来了。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穿着薄绒的运动衫，背着一个大包。他，叫王树军，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迷”。
　　烈从未跟他见过面。他是美国达拉斯（Dallas）市的电脑工程师。达拉斯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最著名的事件，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到拉斯市为争取连任总统做准备活动时，遇刺身亡。肯尼迪遇刺地点，如今成为纪念广场，广场上竖立着肯尼迪总统纪念碑。这样，一说起达拉斯市，人们就会记起肯尼迪遇刺事件。　。。

令人感动的读者（3）
在几年前，王树军先生偶然得知烈的电子邮件地址，给烈发来电子邮件，从此有了联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知道烈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看加拿大出版的中文电脑周刊《华夏文摘》，可是回国之后却无法从网络上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网络杂志，王树军先生竟然每周在美国下载《华夏文摘》，用电子邮件发过来。烈跟王树军先生素不相识，他能够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做，很使烈感动。
　　2009年1月，他给烈发来电子邮件，说是在2月将回故乡南京探亲，能否在上海拜访，只要与烈见半小时就非常满足。烈即回复，欢迎他来家做客。
　　那天他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来到我们家。他告诉烈，他是1992年出国，前往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纸箱，小心翼翼打开纸箱，里面是烈的许多著作。他说自己来访的目的，就是请烈在书上签名——他从美国把书背到中国，再从中国再背回美国！
　　在他背来的书中，竟然有1961年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是烈在上大学时出版的书。王树军先生说，他在美国上网，见到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当即买了一套。
　　烈说，自己当时也知道这个消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出版多年，这最早的版本已经非常珍贵，就连出版这套书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只保存一套。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一度刊登广告，谁能够捐一套1961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除了可以获得一套新世纪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还给予奖金一千元人民币，足见这《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之珍贵。前几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在清理仓库的时候，竟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百本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问世之后，内蒙古新华书店打算赠送一百套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的关系。于是，这一百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在内蒙古新华书店的“沉睡”了四十多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发现这一百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就在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当时，我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知是不是换了新领导的关系，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倒是远在美国的王树军先生买到了！
　　王树军先生一本一本取出书来请烈签名，烈很高兴地签名，我特地拿出烈的图章给他盖上。王树军先生又十分细心地一本本装回箱子，放进大包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爱书，非常喜欢读书的人。烈还送他新著《出没风波里》。他欣慰地说：“这次我是专程来上海拜见你们，又得到叶先生的签名，心里很满足，我明天就回南京。过几天就回美国了。”
　　他还拿出从美国买的图书以及在西雅图机场买的礼品送给我们。我们则在附近餐馆请他一起吃中饭。
　　他告诉我们美国的地址，希望以后去美国时，有机会到他家里做客。他背着巨大又沉重的背包走了。他说：“原本只准备打扰叶先生半小时，不料来了以后打扰三个多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望着一个又一个这么热爱作家、热爱读书的读者，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深深感动着。我虽然不是作家，但是作为作家的妻子，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丈夫，写好每一本书，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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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成为全国书市的嘉宾（1）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举行时，我往往会走出书房，走向那千千万万书籍的海洋，走向那千千万万读者的海洋。
　　中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现在每年出版的图书达十五万种之多。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是出版界的盛会，是读书人的节日，也是作家与读者的交流大会。
　　我是全国书市的“常客”。屈指算来，我已经十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很快的，我又应邀出席在山东济南举行的2009年全国书市，这是我第十一次出席全国书市，为长篇新著《“四人帮”兴亡》签名售书。
　　对于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编辑以及发行人员来说，出席全国书市是一个惯例，因为全国书市是出版界的大聚会，也是销售图书的最佳时机。
　　然而，对于作者来说，出席全国书市并非惯例。作者参加全国书市的“入场券”，是当年推出的有影响的新书，这样出版社才会邀请你前往全国书市签名售书，扩大新书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年复一年在全国书市“亮相”，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压力。这要求作者年年都要有“新套套”。
　　1980年秋高气爽的十月，笫一届全国书市是在首都北京举行，拉开了全国书市的大幕。
　　此后，整整间隔了九年，1989年又选择了金秋十月，在北京举行笫二届全国书市。
　　此后，全国书市定下一年一度的惯例，而且在全国各地轮流举行。
　　笫三届全国书市于1990年8月在上海举行。作为上海作家，我理所当然参加了这届书市。不过，那一回我只是看书、买书而已。
　　我的作品笫一次在全国书市上引起关注，是1991年8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书市。那一次，虽然我没有参加全国书市，但是书市的报道称“叶永烈的领袖系列和张海迪《轮椅上的梦》成为书市畅销书”。
　　这样，当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举行时，我头一回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成都选择了体育场作为全国书市的庞大场地，这才容纳那么多的书和蜂拥而来的读者。令我惊讶的是，在第五届全国书市的入口处，竖起巨大的蓝底白字“叶永烈语录”——“只要勤奋读书，书就会给你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我为新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签名售书，两个多小时签售了一千二百多册。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4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书市，书市的报道称“王蒙、张贤亮、叶永烈、曹桂林、梁凤仪等都成为热情读者追捧的对象。”当时，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出，一开机就印了十一万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专车把书从印刷厂直接运到武汉。连我也是到了武汉才见到印好的书。为了买到这本刚“出炉”的新书，读者排起长蛇队。半天多时间，我签出三千六百多册。结束时，我正要上车，仍被读者“围追堵截”，不得不伏在轿车的车头上又签了好多本。

十一次成为全国书市的嘉宾（2）
1999年9月，第十届全国书市在长沙举行。书市的报道称“池莉、叶永烈、唐国强、崔永元等等文人艺人的签名售书场面仍然火爆。即使是结束时间已到，排队的人们依然是执着而坚定。”我是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为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策划下，当时我为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十几个城市举行旋风般的签名售书活动，创下发行了三十五万套、四百多万册的空前纪录。
　　2000年10月，我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书市。两个粗大的“1”字，下面是一本打开的书——在南京街头，随处可以看见第十一届全国书市的招贴画。10月21日，我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签名售书。我推出的新书是十卷《叶永烈纪实文集》和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其中，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也在十几个城市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我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的采访，谈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创作历程。
　　2001年8月，笫十二届全国书市在昆明举行。我为新书《小灵通西部行》举行新闻发布会。这套书共十二册，图文并茂，向小读者介绍美丽的中国西部。
　　2003年由于爆发“非典”，笫十四届全国书市不得不推迟一年。2004年5月，我从上海飞往风景如画的桂林，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笫十四届全国书市，为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精品书系》签名售书，并应邀在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等处作了三次讲座。
　　在2005年和风吹拂的5月，笫十五届全国书市在天津举行。海河之滨，书香四溢。5月18日，我为一百五十万字的新版“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签名售书。另外，在这届全国书市，我还推出新书《傅雷画传》、《我的台湾之旅》、散文新作选《人在旅途》、《重温春梦》以及为青少年作者而写的《写给“小叶永烈”》。《傅雷画传》收入傅雷家属提供的大批照片，形象地展示傅雷的人生脚印。《我的台湾之旅》、《人在旅途》和《重温春梦》，记述我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这“三度空间”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人生感受。四十万字的《写给“小叶永烈”》是应出版社之约而写的“命题”之作，为新作者讲述写作的技巧和体会。
　　2006年6月16日，全国第十六届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应邀在开幕的翌日——6月17日，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签名售书。那天正是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纪念日，这本书成为书市上最受关注、报道最多的一本书。在这次全国书市我还推出格调轻松的《我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