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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1）
◎孟凡
1977…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打破 ”两个凡是“禁锢，*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早在1977年4月，*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时，*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说《理论动态》是好班子，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正是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全党全国最紧迫的决定性环节，作出了战略决断。而耀邦同志则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站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是在”*“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导岗位的（*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抓了几件可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的大事：
第一，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1977年6月4日，耀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里所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抓党校的复校工作的。
第二，在耀邦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揭开康生问题的盖子。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康生在中央党校扶植的领导班子还在台上，上面还有人保，要揭发康生，也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当中央党校一些同志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当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耀邦亲自领导着手*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是耀邦同志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加了修改）才定稿。
第四，耀邦同志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 《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领导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应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2）
第五，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耀邦同志最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后来他布置成立一个组（吴江任组长，缪楚黄、周逸任副组长），提议先搞出个方案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中旬，小组根据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的看法）。*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时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划掉”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 、推动者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党校复校后在教学中，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都积极地加以贯彻。他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写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实》文的发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对理研室两次排印的《实》文送审清样，不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还专门召开动态组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我参加），再次对文稿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表现了对这件事严肃的高度负责精神。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3）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理论界、新闻界协同行动（重要文章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新华社发通稿）的方法，并指定我多做这方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工作，强调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论动态》中很多重要文章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和作用。以新华社为例，从1978年以来，差不多半个月就开一次”理论动态“与”新华社国内部“的碰头会 （由我与王聚武或吴振坤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参加，后来由副主任李峰参加），互通情报，议论选题。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职时就坚持了5年，碰头达百次以上。我们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中央编译局、国家科委、中组部研究室等也经常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开会，共同参加，共同商定选题。文章写成后，又共同参与修改，搜集反映。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止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体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实》文发表后，耀邦同志一时处境艰难，已不可能实现他组织第二篇重点文章的设想，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他采取曲折方法处理。在吴江同志把他所写（孙长江协助）《*主义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同时送给《解放军报》和耀邦时，他不仅同意文章的观点，而且派他的秘书梁金泉送罗瑞卿同志，他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望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我们这个（刊物）不行了。“（沈宝祥访梁金泉记录，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作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耀邦同志说他没有参加，实际上却参加了，此文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同志共同商量过的。《原则》一文的发表是针对所谓”砍旗“的指责的一次正面回答，这也是耀邦同志在罗大将的支持下所进行的一次”曲折“斗争的胜利。《原则》一文《解放军报》以本报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反应强烈，起到”重型炮弹“的作用。另一篇文章是《”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韩树英撰写），《理论动态》第73期（1978年7月15日）发表，《光明日报》7月23日转载。这篇文章触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发表后反应强烈，认为是《实》文的姊妹篇，有不少因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得到*。这篇文章耀邦同志从初稿到定稿都倾注了不少精力，题目也改动过3次。第三篇文章是王聚武撰写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许多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是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实际工作领域，强调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从选题的酝酿到撰写、讨论、定稿先后经历了一个多月。耀邦与理论动态组先后作过3次谈话，对初稿、二稿都作了修改和写了批语，9月4日对初稿的批语是：”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段，长点没有关系。“定稿后，排出清样送审，又写了批语：”改了一点，我认为是近一个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有3次变动，耀邦同志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讨论最后才确定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另外，根据耀邦同志的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各条战线的设想，《理论动态》还组织了一系列党风和党建、*和法制、市场经济与经济建设、科技文教、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理论探讨和指导思想及拨乱反正的系列文章。例如《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发表的《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振坤撰写）就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在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舆论界认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并由此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耀邦同志强调《理论动态》必须在办刊指导思想上适应这一转变。他说：”《理论动态》如何更好地前进？这要从分析形势说起，三中全会前，理论思想界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破的多，这是对的，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今后主要任务是什么呢？4个字：‘扬帆远征’。重点转移，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帆扬起来，还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侧重点是研究新问题，思想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要在扬帆远征中走在前面。“（1979年5月3日与《理论动态》组的谈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表示：”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他根据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越来越重要“。耀邦同志在给《理论动态》的一张字条上写道：”‘新题目’思想路线：1每个干部都要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 （参考邓副主席讲话），2怎样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3脱离群众和思想僵化。阶级斗争。请多想几个题分开写。“《理论动态》在1978年12月15日以后发表的系列文章如《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第103期）、《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第104期）、《伟大的实践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105期）、《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第119期）、《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32期），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撰写的。
以上情况说明，耀邦同志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作出了其他人不能比拟的重要贡献。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1）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 于光远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20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上作出的，因而这个会与三中全会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个会的闭幕式上所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活动，一定要把这个会包括在内。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分在一个小组，我们3人曾在一起有过3次联合发言。现在，他们两人都已先后作古，我对他们十分怀念，这篇文章也算对这两位老朋友一个缅怀的纪念吧！
这次工作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规格也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和军委常委、各省自治区市党委、各大军区第一把手，以及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也都到会。200多与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另外还有70多与会者不是中央委员，其中有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的老中委，如习仲勋、宋任穷这样的老同志，还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等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既不限制发言时间和次数，又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会议的内容大大突破了原先提出的讨论农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的*问题，继续*老同志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机关的人事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工作会议闭幕后，休息3天，从12月18日到22日又开了5天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西光和我一同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汪锋和霍士廉。组员除我和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
在这次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和杨西光、王惠德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1月13日，由我主讲，内容是就*，讲充分发扬*的必要性。我们在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等于争取*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2）
“从领导群众争取*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的*，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不是经过*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是在*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在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的发言中，就讲到要为**的问题。他说：”关于*，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看到简报上陈云同志的发言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研究，决定作一个联合发言，目的有两个，一是响应陈云同志，二是就这个事件谈我党充分发扬*的意义。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的言论作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发言不只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性质*“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江一真在26日上午发言。他讲道，他与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就在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接着，江一真批评汪东兴在”*“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并举了卫生界发生的一些事例。下午我和杨西光就作了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在这个发言中我们说：”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的性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广大群众用童怀周的名义，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和革命行动；有些工人同志编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在*中受到*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的配合。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的性质*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 （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中央委员）11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手头有一封《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的一段：“有人说，*要翻案。*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这是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3）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说到*，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2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刊登时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生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椿6月8日对*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他们这样讲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椿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椿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椿说，今年4月*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余焕椿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讲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的性质*问题。”接着，杨西光讲，“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提出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说了张耀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的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张耀祠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接着说：“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特别指出：“张耀祠讲话中说‘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的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的分量是很重的。杨西光对这些事情很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这次发言全凭事实讲话，我们表示，如我们的讲话与事实有出入，希望到会的人包括汪东兴、张耀祠出来补充与更正。
当然，这个联合发言很长，我也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的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又作了第三次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后作的。这次由王惠德主讲。在发言中，我们除了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外，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我们说：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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