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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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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三家证券公司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场馆，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发放各种股票的认购证，然后摇号，中签者再凭中签号分别到各家股票承销商那里付款买股票，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的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为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让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设计更好的股票发行方式。我们几家证券公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拿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董事长金运牵头，在集很多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１９９２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
认购证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抽签，凭中签号码认购股票，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由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联合发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我们委托担任认购证发行的财务总代理。认购证所得收入，扣除工本费、承销费和广告宣传等杂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事业。
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１９９２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４５０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4）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５０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２月１日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２ ０７７ ６６５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５００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１９９２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掀起空前的股份制高潮，这些公司通过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策划、组织，分四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共有５３家公司发行面值１０元的股票共计５ ４７９7万股，全年认购证平均中签率高达８６９％。发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中签率之高，是大部分人没有料到的，特别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票发行价格依据的市盈倍数比较低，新股一上市都能获利不少。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上海的股价，上证指数在５月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到２１日收盘时已达１ ２６５点，每股面值１００元的豫园商城股票突破１０ ０００元。面值一元的新股一上市赚二三十元则是平常的事。有人说，一张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好，另外卖的价格也好的话，能赚一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花上三千元买上一百张认购证，当年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对这种算法是否科学，我没有往深里研究过，但是如果把当年新发行的新股全部拆成一元面值股票，就是５４ ７９７万股，２０７７万份认购证平均每份中签２６４７股，那年平均每股新股上市后赚个２０多元则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再怎么算，当年一张认购证获利都在５ ０００元以上。看到人家那样赚钱，那些没买认购证的人怎能不后悔得心痛如绞？１９９２年股票认购证仅限向上海市民发售，而当时股票交易已通过上海交易所面向全国的投资者，因此可以说２０７万份认购证所带来的１００亿以上收益，是全国人民给上海人的一笔财富，但最终是落在为数不多的精明的上海人钱袋里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5）
事后知道，在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时，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因此买时都是悄悄地买，其中有的人嘴上还跟着嚷嚷认购证是骗钱之类的话，可是耳朵却密切注意我们认购证的发行情况，在确认认购证发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前提下，在最后一天搬回去了一箱箱的认购证。我认识一个地产商老板就毫不隐讳，他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买了１ ０００份１９９２年的股票认购证完成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机关工作，却很早就开上了私家车，他说这车钱就是买了１００份股票认购证赚的。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７０５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５０股，买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签率为１０3％。中签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３万元从黑市中购入１００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５０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６万元，还有４４万元，扣除３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４０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３ ０００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５０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1）
南征北战
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形成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间排名第一的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几度春秋的中国股票市场终于摆脱了小打小闹的局面，拉开了全国大发展的大幕。
申银改制
1992年12月22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经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申银证券公司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走出来，成为工商银行全资附属的证券公司。初期注册资本仅有3 000万元，后经一再申请，资本金增加到6 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含500万美元。但仍难以满足申银证券公司发展的需要，当时建一个证券营业部需要投入500万元营运资金，我们那点资本难以满足上海网点的建设需要，更不要说让申银证券走向全国了。另外，由于申银证券公司直属工商银行，财税上套用央企标准，利润中只有69％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司自身发展，其余都要上缴，这更加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当时，继续要求工商银行追加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我想把上海财政作为股东吸纳进申银证券，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申银证券转为地方金融企业，这样既可以给地方财税作点贡献，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我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上海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周杏英，没想到她反应很快，没几天就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对参股申银证券公司非常感兴趣，立即约我到他们局里与她以及周友道局长、董鼎荣副局长等详谈此事。随后，又派企财处副处长赵叶龙和预算处副处长刘红微等来公司与我们详谈细则。
第四章南征北战
1991年6月7日的那次双方洽谈，申银证券的参加人有胡瑞荃、财务部王秉森和陆文清等。当时我们还没考虑到股份制问题，只是谈申银证券由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转为与上海市财政局合资经营的地方金融企业的事宜。初期，上海方面坚持在持股比例上要占大头，我坚持要考虑申银证券公司的历史延革，应由工商银行控股，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双方以50％对50％的比例入股，原申银证券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仍属工商银行管理。并商定合资后的申银证券公司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工商银行派人担任，副董事长和监事长由财政局派人担任。并达成共识：为申银证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中，税前利润的20％充入申银证券的资本金。
这件事断断续续谈了一段时间。等我听说万国证券已在考虑改制为股份制后，心想证券业发展这么快，为何不乘机多吸纳些股东，改制成股份制的证券公司？这一建议得到工商银行、上海市财政局领导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众多大型企业的响应。公司为此成立改制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副总经理姜国芳任副组长。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申银证券公司于1992年正式提出了《关于设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申请报告》，我们在申请理由中作了如下阐述：
（一）改制后，股份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在税收、留利使用等方面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同时，通过股权关系规范产权及各种利益关系，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2）
（二）转换机制，有效支持地方建设。改制前，公司税利均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收益甚微。改制后，作为地方企业的申银证券公司，两年内上缴地方财政税金即可达到34亿元，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三）相互参股，有利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地方财政、金融机构以及上海市大型企业与申银相互参股，不仅有利于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且有利于金融、财政与工业的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实体，为上海发展经济探索新的体制。
（四）职工参股，增强企业凝聚力。改为股份公司以后，职工参股，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实惠，有利于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加强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改制方案得到了工商银行的支持，随后，工商银行和上海市财政局以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身份向上海市政府、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出请示报告。再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关于组建上海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报告。
我为此专门赶到北京，得知我们的改制报告报上去后，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的改制、增资报告也到了北京。当时证监会还没成立，证券公司仍归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金管司司长金建东告诉我们，申银证券改制和增资的事“有点够呛，人民银行正忙着筹备华夏、南方、国泰三大证券公司，哪有工夫考虑你们的事”。
改制和增资对申银证券的下一步发展关系重大，我让姜国芳在北京盯着这事。当时，姜国芳刚从分行组织处调到申银证券公司，他善于与人打交道，没多久就把人民银行的内部关系搞得很熟。为了稳妥起见，人民银行金管司并没有把我们的报告直接递给行长，而是写了一份简报，说明成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种种好处，在简报中附带了申银证券公司申请改制、增资的内容。人民银行的行长们传阅了这份简报，都画了个圈，没有具体意见。大家都说有希望。
等姜国芳再一次到北京，金管司的路畔生、宋会等就告诉他，行长有原则性意见了，这事可以办了。果然第二天，金管司几位处长就把批复给了我们，正式批文随后几天也到了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1992）第101号
《关于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改建为股份制公司的批复》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你行沪金管（92）5278号文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原则改建为股份公司。原则上同意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财政局上报的改建方案。
二、请你行通知公司改建的发起单位按有关规定抓紧进行公司的改建工作，及时将改建情况上报总行。
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1992年12月3日
随后，公司召开改制招股新闻发布会，会上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华庆宣布了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我在会上表示，申银证券改建为股份公司以后，将一如既往，不断进取，在支持上海的经济建设，促进浦东的开发、开放，推进金融中心地位的恢复和形成，全方位地参与上海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促使上海金融国际化和申银证券自身等发展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会上，全国一批大型企业当场表达了参股申银证券的愿望。
申银证券公司的招股工作进展顺利，仅花了20天时间，增资改制工作全部完成。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到6亿元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222亿元，占37％的股份，它没有另外掏钱，只是把积存的利润转为股本，沈若雷行长兼任董事长；上海市财政局出资21亿元，占35％，周杏英副局长兼任副董事长，董鼎荣副局长兼任监事长；包括金山石化总厂、中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总厂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50家国内大型企业成为申银证券新股东，出资168亿元，占28％。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3）
在新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上，我仍担任副董事长兼总裁。
12月22日，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到会致辞，交通银行李祥瑞行长、人民银行毛应梁行长等上海所有金融机构的领导都到会祝贺。
媒体对申银证券公司改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申银证券改制为股份制，融财政金融工业资本三位一体
【本报上海12月22日专电】代理发行大陆第一张A股和B股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今日召开股份制公司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董事会。据悉，全国有50家著名大型企业成为申银证券公司的股东老板。
改制后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扩大至6亿元，其中28％的股份由50家大型企业入股，包括金山石化总厂、中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总厂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
有关方面在评价这一举动时认为，申银证券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将地方财政、金融机构和国内大型企业与申银证券互相参股，有利于金融、财政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实体。据有关部门评估，上海申银证券公司1991年资本利润率为675％，位列上海证券界首位，改制后经济效益可望进一步提高……
1992年完成的改制、增资工作，使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不到一年的时间，申银证券在上海的证券营业部从4家发展到29家。随后又设立江苏、浙江、广东、北京、东北、成都、湖北、西北八个地区总部，无锡、温州、成都、长沙、北京、天津、哈尔滨、海南、杭州、嘉兴……一个又一个证券营业部建立起来，拉开了申银证券向全国性证券公司发展的序幕。
为了解决人员不足问题，申银证券通过在上海财税系统、工商银行系统以及向社会公开招聘，引进了一批优秀人才，员工队伍由1992年11月的148人（包括借调和退休返聘人员）增加到1 000多人，陈可度、丁视平、顾衡、林麒、袁旦、余雪丹、吴亦凡、何晓勇、过振华、卓亚岚、陈琼、孙龙宝、贾琴芳、沈兆铭等一批后来在申银证券各个岗位上挑大梁的干部，都是那段时间进入证券行业的。
我们还和工商银行一起，花4 000万元置换了南京东路99号老银行大楼，公司本部从威海路迁入南京路外滩。在蓝底白字“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招牌和“证券之星、中国申银”的巨幅广告的映衬下，两年前一个毫不起眼的证券公司挤进了上海金融街，开始有了点大金融机构的气势。
青岛啤酒的发行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间排名第一的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走向全国。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几度春秋的中国股票市场终于摆脱了小打小闹的局面，拉开了全国大发展的大幕。
青岛啤酒股票可以说是我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面向全国发行的股票，每家证券公司都十分清楚拿下这张股票承销业务的意义，无不为此摩拳擦掌。我们也意识到了能否争取到青岛啤酒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资格对申银证券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是单纯一笔业务的问题，而是申银证券向全国性证券公司发展的契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4）
此时，申银证券公司班子力量已进一步加强，除了黄贵显、胡瑞荃外，增加了姜国芳、缪恒生和李明山三人。姜国芳年龄小我五六岁，原是分行组织处副处长，性格豁达开朗，善于与各个层面的人打交道。我与国芳此前已很熟悉，为了申银证券的干部配备问题没少找他。缪恒生大我四岁，原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市区办事处副主任，主管会计出纳，财务上是一把好手。申银证券公司成立后，分行为加强申银证券领导力量，把他们两人派了过来。由于年龄、经历相似，我与姜国芳、缪恒生很快成为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李明山与我同年，本来是军队干部，跟随领导多年，看问题很有深度，他与我偶然相识，对证券市场发展很有认识，通过组织程序从北京调到申银证券，担任副总裁兼浦东分公司总经理。
姜国芳、缪恒生、李明山的到来，使申银证券班子的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业务拓展能力大大加强和提高。姜国芳主管的公司营业网点建设从市内、邻近省份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全面展开，他主抓的公司经纪业务成为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缪恒生主管公司财会工作，使公司急剧膨胀的财会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他主抓的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继续保持业内领先地位。李明山筹建的浦东分公司，业务网点、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自营业务等在一两年间快速发展，其规模和水平超过国内当时很多省市级的证券公司。时至今日，我和已担任申万巴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的姜国芳、虽已退休却仍在参与众多社会工作的缪恒生，以及已担任海通证券公司总裁的李明山聚在一起时，还常常回顾那段团结合作参与早期证券业大发展的美好时光。
针对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我们班子关起门来作了认真研究。我们认为青岛啤酒股票的承销工作，无论是中国证监会，还是青岛市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保承销成功。深圳刚刚发生一起惊动全国的“8？10”事件，事件的导火索就是股票承销工作中的严重舞弊行为。因此，对选择青岛啤酒股票承销商，我
申银证券班子全体合影前左起：姜国芳、我、缪恒生；后左起：胡瑞荃、黄贵显、李明山
相信没有人敢过多地投入人为的情感因素。选择承销商，主要是看工作经验和诚信度，这方面，申银证券具有绝对优势，国内第一个A股、第一个B股都是我们
承销的，上海上市的股票绝大部分也都是我们承销的，股票承销经验在国内证券行业中具有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申银证券在这些股票的承销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纪违规以及诚信问题。
我们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直奔青岛，与青岛啤酒公司正面接触。由公司副总裁姜国芳带队，成员有国际部总经理陆文清、副总经理郭纯和当时申银的合作伙伴魏纯、董颖等。我让去青岛的申银人衣服穿整齐点，公司的资料多带点。那几年，证券公司的着装还是比较乱，我在公司也强调着装问题，但还是有人不习惯。我告诉他们：“青岛啤酒同时在着手准备H股的发行，打交道的都是穿洋装的人，我们可不能一身‘土八路’服装上门去。”果然，姜国芳带着一帮西装革履的小伙子们到了青岛，受到了青岛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看了我们公司的资料，了解了我们公司的历史，言语中已对我们的承销经验持有几分肯定。。 最好的txt下载网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5）
另一路由公司副总裁李明山带队前往北京，负责跑证监会等部门，了解与青岛啤酒股票发行相关的情况，因为唯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副总裁缪恒生则带着一组人在家潜心研究青岛啤酒股票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方案、改制方案和上市方案，其中的关键是发行方案。
几经周折，申银证券终于与全国30家证券公司一起拿到了青岛啤酒股票发行招标书。
公司随后成立青岛啤酒工作小组，组长是赵鼎夏。赵鼎夏大我七岁，原是工商银行上海职工大学的校长助理，后来进入申银证券任调研部经理，不久后，在调研部的基础上独立注册成立了申银证券公司证券研究所，任所长。老赵主动请缨，要求担当青岛啤酒项目组组长，尽管老赵从未干过股票发行业务，但我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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