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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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日本，你为什么不谢罪？
　　不仅仅是谢罪，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让亚洲震惊：教科书事件、出兵海外、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
　　“德国人谢罪不完全是来自德国内在的反省力量，战后欧洲的格局使德国不可能不谢罪，而战后日本所处的冷战格局注定日本不可能谢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说。
　　德国谢罪的内在力量是战后德国急于复归欧洲，外在原因是德国被冷战格局分割。战后德国的第一届政府就急于回到英美法的政治格局中，而且这一届政府的组成多是纳粹成员，因此回归就意味着付出更大更多的努力，1950年，西德的军队合法化，这标志着西德与西欧和解。
　　而对于日本来说，内在自省的力量始终是弱小的，而苏美的冷战，美国的支持使得谢罪没有了必要。
　　而冷战格局的肇始是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记录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这次审判确认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性质，从国际法的高度上判定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结论性地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即将“战时或战前对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种族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等”规定为犯罪。这就使战争犯罪所不能包括的一切反人道罪行，都不能逃脱正义的裁判。
　　东京审判的意义是重大的，其正面意义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对于细菌战隐瞒和对于细菌战战犯的放纵则使这次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巨大的冲击。将人做为实验的豚鼠，灭绝式的对平民的杀害，驱使人类无法应对的恶疫为杀戮武器。。。。。。种种罪恶竟然一并放过，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的是美国掌握这一秘密的、惨绝人寰的武器，并将它用于朝鲜和越南战争。面对中国和亚洲的数百万的死难者，谁、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这样做？就是上帝也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是世间的最大不公正。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我们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法律的严厉制裁。”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由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高等法院院长韦勃爵士为首席法官，美国的基南被指派为检察长。其他十名法官由中国、苏联等十个国家的法官出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这次彩排中的冲突正好泄露了谁在主导着这次审判。
　　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中间是庭长韦勃，他的左右手安排了美、英法官。庭长韦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韦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应该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次序是美、中、英、苏……但韦勃对于中国法官的抗议置之不理。
　　梅汝璈愤而脱下黑丝绒法袍：“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梅汝璈要甩手而去，韦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韦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梅汝璈依然拒绝，他的理由是彩排即有各国媒体的采访，照片登出去，对中国的国格有损。当再去商量的韦勃第三次来到梅汝璈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座位之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东京审判为美英所控制的事实。中国国内正在内战之中，国民政府所能提供的法庭证据微乎其微，侵略战争的伤口没有力量去医治，战争的受害情况也无暇顾及，中国的法官们只能依靠盟军提供的材料向法庭提供证据。国民政府派出的官员在法庭上作证，除了只能说“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之外，空言无凭，差点被轰下去。细菌战犯罪只提出了一次，前后不到十分钟就被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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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是不谢罪（2）
东京审判还放弃了对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追究。当时的国际社会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三十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
　　1月7日，韦勃亲自讯问东条英机：是谁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除了你还有谁？然而，韦勃讯问东条英机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至于头一晚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在天皇制的国家里，东条英机有力量发动战争吗？日本的天皇难道就没有战争责任吗？尽管后来美国的学者们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天皇发布了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命令，但他还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东条英机这一只替罪羊，为今后留下了许多政治后患。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清算，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美国和日本达成了某些交易，日本“上了美国的船”。东京审判之后，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这些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
　　东京审判是美国主宰下的“公正”，对中国人来说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中日之间的“结”，日本与亚洲的“结”自此结下了。而解开这个结也并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
　　这里，不得一提一件几十年前的旧事。
　　1951年9月4日，美国召集48个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了与日媾和会议。参加会议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条约的内容，拒绝签字；南斯拉夫、印度、缅甸受到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日本最大的侵略战争受害国朝鲜、中国没有受到邀请。
　　《旧金山和约》中有关日本战争赔偿的主要规定第五章第14条的有关内容如下：“缔约方认为日本国应该对于战争期间由日本国给同盟国造成的损害以及灾难作出赔偿。然而，缔约方认为目前日本的资源不足以为其维持可行的经济，并同时为履行它其他的责任，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之后，第14条非常轻微地规定了日本的战争损害赔偿：在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日本用人力、日本国及日本人和协助日本的当地人在当地的财产，赔偿当地关于战争损害的要求。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第14条：　同盟国放弃对于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实施战争所导致的所有的赔偿要求、放弃同盟国及其国民的其他要求和同盟国对于占领直接军事费用的要求。
　　条约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8日在美国的调停下，除苏联、波兰、捷克拒绝接受外，其他国家签署了《与日媾和条约》，即《旧金山和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2000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近五十年之后，美国政府解密了1951年旧金山与日媾和会议上的一些外交文件。
　　一个惊人的秘密透露出来。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研究美日关系的美国学者史迪文（Steven　　Clemons）的发现：日本和荷兰的私下协议，表面上放弃了赔偿的荷兰，实际上秘密得到了日本政府一千万美金的“表示同情和歉意”款。
　　史迪文从当年的外交文件和信件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在签约的数日之前，荷兰代表曾威胁要退出，因为根据条约的内容，荷兰国民将失去作为受害者个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战争期间，东印度群岛数万荷兰侨民的财产被日本军队占领当地后接踵而来的日本企业强占。这些荷兰侨民在母国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他们要求日本赔偿。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说服参会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已费尽口舌，他担心随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会说“不”，于是就私下里调停日本和荷兰。
　　9月7日与签约当天9月8日的上午，在杜勒斯的安排下，与会荷兰政府代表外交部长斯蒂克（）与日本政府代表首相吉田茂交换了有关战争赔偿条件的秘密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交易的直接证据。
　　信件中，吉田茂向荷兰承诺：荷兰政府参加《旧金山和约》后，其国民不会因之失去个人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和约》生效后，荷兰国民还可以要求战争赔偿。
　　1956年，荷兰政府果然代表其受害国民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日本就开始推托推委，荷兰态度强硬不依不饶。美国再次出面调停，“提醒”日本，兑现承诺。于是日本向荷兰支付了一千万美金的赔款。
　　这个结果昭示《旧金山和约》的另外四十七个签署国，包括美国，都可以像荷兰一样拥有国民个人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的权利。
　　因为条约中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秘密公开，世界哗然。9月8日，美国和世界各地和平组织、人权团体，围住在美国参加《旧金山和约》五十周年庆祝会的日本外相和美国国务卿，进行抗议。
　　

日本就是不谢罪（3）
这一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没有理由再说国家无答责，再说日本和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亚洲的慰安妇、劳工、大轰炸、细菌战等等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们追讨权利和尊严的道路上的障碍又搬除了一大块。
　　但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对于美国在战后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应该怎样什么程度地追究其责任？
　　日本的一部分人士开始认识到日本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可以发展，日本人可以带着他们精良的产品走向世界，但在亚洲，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遇到阻力。
　　“六七年以前，我带了两位日本企业的人去浙江了解市场情况。在杭州吃饭谈商务时，刚一入座，一个中国人就向着日本人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说：‘我老家在山东，是抗日根据地，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家五口人。’另一位朋友接着问：我看你们现在的日本人都彬彬有礼的，可是为什么侵略中国时，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冷不防的话题，我在中间挡也来不及。一位日本人反倒觉得对我有点过意不去，一边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呢。七八十年代，刚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说，说起来还要厉害，真是不好受。”王选向记者讲了这个故事。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经历，1997年7月25日，他和三名日本电视记者在常德市老城区鸡鹅巷采访，一位在街上摆烟摊的老人走上来大声说：“谁是翻译，给我转告一句话！”王选应声上前。“你告诉他们，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原先在我们这里烧杀掳抢做尽了坏事，现在日本首相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又在伤害中国人，他们放明白些，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了。”王选一时不知怎样把这话翻译给近藤。多年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近藤早已明白老人的话，五十五岁的他半响无语，垂手而立。王选忙解释，近藤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一直帮助中国人打细菌战官司。老人听了，向近藤道歉，说，你是好人，中国人感谢你。近藤眼圈一红，毫不掩饰地当众哭了。
　　在日本，像近藤这样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并帮助各国受害者打官司的记者、律师、学者及和平人士被有些人骂作“卖国者”，经常受到右翼的攻击甚至遇到威胁。近藤的子女在日本上学都要请保镖专门护送。但是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他们是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们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战争的遗留问题，才能被亚洲和世界人民所接纳。因此日本才有了“战后补偿”运动。
　　没有道歉和赔偿，在亚洲人民的心中，战争就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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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纪念馆
这是一个古老的祠堂，偌大的天井，偌大的屋宇，檐下是粗壮的雕梁，木头黯哑的颜色无声地说着它的历史久远，给人以肃穆庄严之感。在大门的右侧，是受害者的陈述书，左侧是义乌细菌战死亡者名单。一个个的名字用黑体字整齐地排列在一块石壁上，沿祠堂的四壁，贴满了日军细菌战暴行、细菌战诉讼、受害者控诉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这是义乌崇山的曲江祠。祠堂正在建设当中。细菌战原告团成员71岁的王锦悌负责祠堂的修复工作。这里将成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在祠堂的东厢房里，一些白发老人在忙碌，他们在修曲江祠宗谱。王希琦，一名义乌中学的退休教师说，曲江祠就是王氏的老根，由此发出去的村有56个，总人口万人，都姓王。老祖是山西太原人，五代十国时迁到山东，然后又迁到义乌来的。现存的王氏宗谱是民国十四年乙丑年（1925）重修的，这次修宗谱会把姓王的男丁女丁都写上去，并且要把死于细菌战的人特别标示出来，以宗谱的形式记载细菌战。
　　修谱的人都很认真，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做自己的事，中国农村宗族的力量很强大，抗日战争的破坏和后来的社会变迁压制了这种力量，现在这种力量又释放了出来。
　　这个古老的祠堂是未来的细菌战纪念馆的中心建筑，义乌市政府已经划出300亩土地建设和平公园，其中44亩为细菌战纪念馆，公园的设计已交给上海同济大学。
　　这是中国的第一座细菌战纪念馆。今年4月，王选在义乌谈到了未来的纪念馆。下面是王选的一段讲话。
　　纪念馆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未来要做好的事，我在义乌不停地讲，告诉义乌人要把纪念馆建成什么样子和规模。我想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义乌人，或者并不是全体义乌人，还没有意识到义乌已经是一个国际城市了。中国古代的长安还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做生意呢，而义乌每天有1万个外国人来做生意，这就是资源，我们不能浪费了。义乌人从不浪费任何资源的。
　　纪念馆一定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政府应该组织人到华盛顿、洛杉矶去参观一个犹太人的纪念馆。我相信，只要造好这个纪念馆，日本人就反省认罪了。
　　每一个到华盛顿去的人，都会去看犹太人纪念馆，有这个纪念馆在那里，德国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国际舆论都认同，他就不得不承认。你们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做事要有个关节点，就如人的肚脐眼，纪念馆就是关节点、肚脐眼。
　　犹太人纪念馆就是犹太人的宣传部，犹太人把这个宣传部摆到白宫附近，犹太人能在美国的首都建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出来，这就是成功，就是有想法，有魄力。
　　只要我们让世界知道，日本就无法对抗了。我们的声音太小了。诉讼不会永远进行下去，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在诉讼中挖掘整理出来的历史，会永远地留下去。中国人可以宽恕日本，但一个前提就是他认错！
　　生命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不可能有比失去生命更损失惨重的了，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吗？赔几个钱人也活不回来。
　　我们就是要把细菌战变成一个世界常识，我们可以看看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的事说给全世界，看德国受到多大的舆论压力，日本就是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世界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造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把事实都摆进去，让国际的舆论都赞同，认可，都是一个声音，那时候日本人就来找你反省了。
　　这个纪念馆就是中国人反细菌战的宣传部。我们要超越国家和民族，让世界看到这是对人类的犯罪，中国人是在替人类声讨，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为纵容和漠视这种犯罪的结果，是有一天悲剧会重新降临。
　　我们要让世界记住。
　　

编后
美国的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中国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从这样的话里，我们读到了王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止属于王选，更属于王选代表的中国普通民众，他们执著而强韧的力量正是鲁迅先生所表彰的“中国的脊梁”。而为王选这样的“中国的脊梁”树碑立传应该是我们《人生中国丛书》着眼着力的重点。
　　本书详细介绍了细菌战诉讼近十年的艰辛历程的沉重背景，王选是这一背景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书中的王选，仆仆风尘，坚强而有个性，有直逼人心的英爽之气，置身于古今奇女子之列可无愧色。她是一位有正义感且勇敢行动的人，她的奋斗与维护民族利益紧紧交织在一起，她给人以正气与榜样的力量。
　　本书在逼近王选和逼近细菌战的交互交代中，将我们民族经受屈辱和还历史清白的抗争，一点点地展示出来。最终，传达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成了如何正确面对历史的观念教育。如书中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正是这样的态度，让我知道，想法比做法更重要。而王选，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这是王选价值之所在，也是本书价值之所在。
　　具体地说，我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
　　第一，本书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全过程。过去零星的报道有，但集中的报道少。而南香红作为王选多年的朋友，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了起诉细菌战的脉络，并将其中的关节点，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不经意间，本书成了一部“民间起诉史”。
　　第二，本书在描述王选的有效间隙，展现了细菌战残酷和罪恶。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学者调查，带领读者回到60多年前的细菌战现场，让我们认识到所谓“人间极罪”的真相。这一部分的描述，对进一步写好王选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本书的价值，不仅在描述和展现，更在于追问与思考。为什么是王选？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这样？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掩盖真相的背后掩盖着怎样的利益分配？通过这样的追问，王选的形象一点点地丰满和理性了起来。最终，王选不是一个闹情绪的人，而成了一个抓起死去的天皇讲道理的中国女人。她的可贵得以全面呈现。
　　难怪美国学者这样评价：“假如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足以使整个日本沉没。”
　　王选是理性的，王选因为理性而伟大。她代表的精神，是现代人的精神，不是复仇，不是怨恨，是人类进步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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