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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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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歼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800多支，敌115师师长姚东藩因此被撤职，这支自命不凡的东北军头一次尝到了“徐老虎”的厉害。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斛山寨附近，当时敌107师和117师的四个团、64师的三个团、65师的三个团跟踪追击，从东、南两面发动袭击，将我军一个团包围，另一个团也被敌人压制在宋家坳的一片洼地里。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并命令飞机狂轰滥炸，红25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敌人连续不断地向徐海东所在的制高点攻击，但遭到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当敌人第七次发动进攻时，徐海东采用迂回战术，率领一个团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背，使敌人阵脚大乱。激战到黄昏，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将一个师的敌人彻底打垮，敌人损兵折将4千余人，全线溃退。此战，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当场释放了全部俘虏。从此以后，省委认识到自七里坪战斗以来走了不少弯路，徐海东的意见也越来越被重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转败为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徐海东小传（3）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才同大家一起回到指挥部。而此时在黄河的东岸，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改“以攻为守”为“以守为攻”，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征。2月20日晚9时，徐海东发布命令，渡河战斗正式打响。次日，当太阳升起时，红15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与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会合，在兑九峪地区歼敌两个团。随后，红军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一路攻城拔寨，直向纵深发展。根据毛泽东“各撒一网”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呈犄角之势东进。徐海东所部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向晋西北发展。3月18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带回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为保卫自己的地盘，正集中二十多个团进攻我中路军，而太原地区敌人防务空虚。得到这个情报，徐海东大喜，决定派兵直捣敌人心脏——太原，打乱敌人的部署，减轻我中路军的压力。3月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文水、临汾东进，直逼太原。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视线，徐海东让部队有意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沿途阎锡山的部队一听说“徐老虎”来了，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戏唱足，艺高胆大的徐海东竟命令骑兵连上阵，在离太原城仅五六里之远的地方飞驰，敌人站在太原城墙上，已能够看见红军骑兵的雄姿。面对人心惶惶，军无斗志的太原城，阎锡山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末日临头的恐惧感。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阎锡山急调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孙楚所部两个师回晋；命令王靖国的第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 想看书来
徐海东小传（4）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 想看书来
作者点评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
罗瑞卿小传（1）
从小刚直仗义 决裂封建家庭 罗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凤舞乡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是个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致使一家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勤劳聪惠、精明能干，千方百计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经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无济于事，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辞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读书，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关于救国救民的演讲后，眼界大开，办事刚直仗义。 1924年，罗瑞卿参加轰动南充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当时，南充苛捐杂税多达20余种，但军阀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当捐”，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何光烈的这一举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强烈反对。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先是上街宣传演讲，继而分四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时分到达会龙场。他们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牌，罗瑞卿机敏地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带两个同学去闯茶馆。罗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馆，接近牌桌时，罗瑞卿问：“哪位是秦委员？”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说：“去，缴捐税去乡公所找管账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员同淮先生？”罗瑞卿向身后二人一使眼色，那两人从身后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抡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声求饶，答应不再收捐方才罢手。当时，罗瑞卿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南充各界的一致拥护，众怒难犯，不久，何光烈只得取消了“佃当捐”。 1925年，共产党的组织在南充中学已经开始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一次，学校里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诬蔑罗瑞卿的好友——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学生会干事长任白芳贪污会费，并纠集一些人对任白芳进行围攻，企图以此为由篡夺学生会领导权。此时，罗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义执言，指着那帮人理直气壮地说：“后援活动我参加了的，经费开支我清楚，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那伙人一看罗瑞卿出面，他身边还站着许多爱好体育锻炼的朋友，知道再闹下去必然自讨没趣，于是一个个悄然溜走。 罗瑞卿不顾外祖父与他制定的只准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政治的“约法三章”，积极投身到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从192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轰动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以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罗瑞卿的外祖父得到这些消息后，他把外孙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最后提出：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者出国留洋，要么停止经济资助。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稳，今后绝不连累您！”自此，罗瑞卿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他先赴成都，尔后南下重庆，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千里曲折寻党 三次大难不死 入学后，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地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严格认真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在校期间，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向任伯芳等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撕下伪装的张发奎悍然派部队缴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的枪械，罗瑞卿愤然离队。此时，他突患严重伤寒，病倒在武汉，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后，因交不起住院费，又被医院雇请的一辆黄包车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小屋里。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而自己只剩下皮包骨，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然而，罗瑞卿大病不死，绝处逢生。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几位同学相遇，可这几位同学也衣食无着，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也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罗瑞卿小传（2）
历经千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白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难不死的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此时，罗瑞卿升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11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子弹与激起的沙石雨点般洒落，迫击炮弹不时在崖隘口开花，刚刚搭好的临时指挥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时，罗瑞卿发现狡猾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33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手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柱，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使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迅速赶到抢救，血终于又止住了。但是，罗瑞卿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罗瑞卿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的突然袭击、诬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怏怏不乐。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开始寻找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的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关于部队工作的指示》，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林彪的指责带上了一种###的味道，使罗瑞卿大吃一惊。 林彪暗地里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这些材料和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主席同意开会对罗瑞卿进行审查。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林彪向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他授意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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