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世界因你不同-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乐部的活动，让喜欢打桥牌的员工打
比赛，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另外，当我发现中国有很多桥牌迷的时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为和合作伙伴或政府官员交流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感谢大学的那段“疯狂岁月”，正因为有这个兴趣，我和很多员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大学二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预感到，如果继续这么沉迷于桥牌，那么我将变成一个不折不扣混日子的“坏孩子”，也将荒废学业。我想到了父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决心回到正常的轨道中，打桥牌的次数迅速降低，而且，后来我有了我钟爱的“计算机”，也把我从“堕落”的轨道中拉了回来。打工生涯——发现别样的世界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人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
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
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
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这l0 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10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作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Cobol 语言编写的。法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IBM 主机移植到价格低廉的DEC VAX 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 7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诉他，大概8 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9 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对待“8 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 月初，
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7 月底，我才如梦初醒，想起对院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眼看到了8 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得复杂，整个程序要8 月底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9 月开学的时候。”
我原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会让院长生气。而且我已经后悔7 月的疯狂，并决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做好。没有想到，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长决定还是把这个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很显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第二天，我找到院长，对他说，“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让您失望了，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因此，我要把您
已经付给我的工资还给您。”院长这时候反倒已经心平气和，他对我说，“不用了，我想你已经接受了教训。你没有工作经验，犯错也是难免的。”
被拒绝的这一课，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件事情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时刻刻地监督着自己，让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保持一种律
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不但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也会让周围的人接二连三地失望。而这样的人，自己不但会丧失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础，也会让他人处于“失信”的阴霾当中。法学院院长的最后几句话后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若干年后，我自己也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岗位，面对上司和下属更高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提醒自己。
大二暑假，我开始自己寻找“暑期工”的机会来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的机会，是一个打桥牌的朋友介绍的。某一次桥牌比赛后，
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她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到我们这边试试？”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投资银行来进行面试。
面试的过程非常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因此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他们用测谎仪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仪，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没有。”“有没有吸毒？”“没有。”“有没有盗用过公款？”“没有。”“有没有赌博？”“没有。”“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
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下注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吗？没想到听完我解释打桥牌的故事后，面试官最后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原来，我申请的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以及收购案中的一些并购资金的数目，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筛除品行不好的应聘者。
回顾我的这些打工经历，几乎每一次都会留给我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但是，每次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增进我对社会的了解。无论是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挫折、被拒绝的悲壮、被夸奖的开心，都不知不觉让我调整着自己迈向社会的步伐。让我感知到，世界是如何看我的，世界需要我具备哪些素质，世
界需要我作哪些调整。
我认为，“暑期工”其实是大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必修课”，在这样的必修课里，人们开始真正地接触挫折，感受成功，社会也开始用真正的尺子丈量你的价值，学生也能够提前对真正的打拼进行“热身”。暑期工，让大学生学会学校里很难学习的东西，比如，如何和同事交往，如何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这些经验，对未来的生活都是弥足珍贵的。
多年以后，在我与大学生的交往过程中，经常会有人问到我：“暑假是不是要打工？”我总是回答：
“暑假千万别闲着，暑假是最宝贵的接触社会的机会，你们要走出去，去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暑期是接触社会、锻炼自己的黄金时间，如果失去了，机会就不会再来。遇到真爱
刚刚到美国，妈妈就警告我不能和美国女孩交往。因此，我一直恪守着对妈妈的诺言：“不会找美国人做女朋友。”尽管从高中开始，身边的死党们就会毫不忌讳地对我大谈特谈女朋友了，但是我特别害羞，一谈到这个话题，我就会满脸通红。到了大学以后，我不是沉迷在桥牌里，就是忙于暑假打工赚足学费，因此感情生活一直是一片空白。
1982年6 月，我回到了台湾温暖的家中度大三那一年的暑假。我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张罗我的“终身大事”。后来姐姐们告诉我，妈妈在那个暑假之前，就开始部署一切相亲事宜了。
此前，母亲一直在问我：“在大学里有没有认识中国女孩？”而我的答案一直是：“没有！”妈妈总是很失望。后来，她总是对姐姐们说：“幺儿已经 20岁了，再不给他找女朋友，他会不会真的要找美国人当太太了？”
在大三暑假来临之前，妈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为我安排一位台湾的“交往对象”。妈妈一声令下，姐姐们纷纷开始行动起来。在我回台湾之前，她们
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准备让我进行轰炸式的相亲。
那个时候，我还从未跟一个女孩约会过，这样的安排让我既期待又有些畏惧。
记得当时第一次相亲时，那个女孩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来相亲是被爸爸妈妈逼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我的男朋友。”我回到家后，心里想：“相亲真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
但是，仅隔一周的第二次相亲，我就奇迹般地遇到了一生中的真爱。她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谢先铃。说起那次相亲也是颇有意思。我父亲李天民和她父亲谢星曲本来就是同事，谢星曲也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之一，两个爸爸在工作方面很熟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让自己的儿女在一起这回事。
有一天，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冯伯伯无意间对我父亲说：“你知道吗？谢星曲的女儿又漂亮，又能干，又贤惠，还不如让开复出来和他女儿见见面。”我父亲一听，立刻动心了，趁着我在台湾，爸爸组织了两家人的聚会，当然，我们两个年轻人也被明确告之了这次聚会的目的。
那次聚会，超大的桌子旁边坐了两家的十几口人，大人们没事人似的热热闹闹用四川话谈论政治，谈论谁谁谁又退休了，谁谁谁又提升了，好像没有相亲这回事。在忐忑中，我看到了坐在我正对面的“相亲对象”。
这是一个梳着长头发、长着甜美娃娃脸的女孩子。她坐在那里，真是相当的安静，举手投足也很淑女。这就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不过，因为我们隔得太远，又都比较害羞，当天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你觉得她们家女儿怎么样？”我一头雾水地说：“没看太清楚，是不是也太文静了？”
现在先铃回想起25 年前的往事说，“当时我爸也问了我的感觉，我对我爸脱口而出，印象实在不怎么样啊，他一言不发，表情又好严肃，几乎不怎么正眼看我，简直是在耍大牌呢，觉得自己是美国名校的就了不起！”
我委屈啊。我不说话，是因为那么多长辈，我一直没有机会说话。我不看她，是因为不敢正眼看
她。
然而，对方这些不痛不痒的话语，经过冯伯伯的传播却完全变了风向。我听到的回馈是，“她女儿觉得你挺不错的。”而传到她那里的信息则是，“他儿子特别喜欢你！”我们两个人当时听到对方这样的表态，都觉得，再接着见见面也无妨。
我还记得我和她的第一次约会。这个安静的女孩，真的开始吸引我，她的一颦一笑非常温柔，表情也十分可爱，而且说起话来轻言轻语的，有一种单纯又温婉的气质。
和我一样，她也没有什么与异性交往的经验，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很投缘，彼此开着玩笑。记得第一次约会，我就开玩笑逗她。她问我，今天去看什么电影？我打开手边的报纸，装作仔细研究的样子，然后认真地说：“今天有一部《装修内部》看起来不错啊！”她兴高采烈地说：“是吗，那就看《装修内部》吧！”我就当真带她到了那个电影院。到了那儿，她才发现被我耍了。电影院在进行“内部装修”呢！
玩了一整天回家，我累得躺到床上，但是一整晚都无法入眠，回味着那天的每一分钟。第二天起来，我对姐姐们郑重宣布：“谁也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我现在已经找到想要的人啦！”
自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我开始用整个暑假来约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中，我们的感情逐渐增进着。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我都回味着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后来，我每次去她家找她的时候，都要在路上买一束玫瑰花送给她。结果，她的邻居一看到拿着玫瑰花的人来了，就都知道：“李天民的儿子又来找谢小姐啦！”
从此之后，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对待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得知她们家住在台北郊区内湖，对繁华的台北市区里的馆子不熟悉，我让姐姐们给我列了一张长长的餐馆名单，包括我们家平时尝试过的所有好餐馆，我决心带她一家家去吃。而姐姐们特别支持我多多付诸行动，她们甚至每人给我捐了一万台币的“恋爱经费”，让我有实力去对女朋友好。那个时候，我对她夸下海口：“要带你吃遍台北！”
除了席卷台北的餐馆，流连在士林夜市，我们还昏天黑地地泡在台湾的甜品店里，记得我们经常要雪王和刨冰吃。有一家店号称自己有60 多种口味的冰淇淋，而我们去的次数太多了，已经把每一种都吃了个遍。
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她除了可爱、纯洁，还是一位罕见的传统中国女性。为了家，她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每天一大早起来，她抢先把家务做了，扫地、买菜，生怕她年迈的外婆和身体不好的母亲劳累。父亲生病时，是她整整一个月睡在医院照顾。家境拮据的时候，她退掉学校的餐费，自己做简单的菜吃。为人处世，她总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我。
到了暑假后期，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到了回美国的那一天，我和她约定，尽量多给对方写信。
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了鸿雁传书的一年，我一两天就给她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她诉说美国的大学生活，还有身边的各种趣事。写信对我来说，是一天中最幸福的事情，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和她诉说任何事情，也表达对她的想念。而她的来信也是一两天就会飞到我的手里，不过就比较含蓄，虽然也谈论很多事情，但是没有那么炙热的语言在里面。其实，那是她一贯的风格。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她给我的来信先复印一份，然后把复印件上的字一个个地用剪刀剪下来，再用胶水贴到另一张信纸上，组合成了一封新的“肉麻情书”，在信上，我告诉她，你以后写信的风格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段）开复：自从你回美国后，我三天三夜仅是看着月亮想着你。我好不习惯，很伤心，很难过，真痛苦！我为你断肠，一蹶不振，甚至多次想不开。我常常 cry，现在已经欲哭无泪。你是那么的聪明，可爱，温柔，体贴，完美！据说，她接到这封信以后哭笑不得。
1983年，还不到21 岁的我正准备开始读博士。而同时，另外一个想法也慢慢地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在走入这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多一个伴侣，让她陪着我选择，陪着我走人生路。我不一定将来能够成功，但是，我希望能够让她快乐，给予她幸福。在信件里，我表达了结婚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她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她后来对我说，她不但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更觉得结婚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十万八千里远的事情，被我一问，有点懵了。因为她还想在台湾多待一阵，还想照顾外婆。等待她多日考虑后，我给她的家里拨了越洋电话。我清了清嗓音，对着电话说：“我知道，这样的求婚对你来说有点突然，我们的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已经认定你了，我相信你也认定我了。所以，”我顿了顿说，“你愿意嫁给我，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吗？”
电话那一头几乎是沉默了半分钟，我才听到了一声“愿意”。后来，她告诉我，她本来还是有顾虑，但是被我的真情打动了。
在1983年8 月6 日，我们在台北举行了婚礼。
现在有些年轻人得知我一辈子只有一份感情，或者说第一次恋爱就结婚了，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尤其是我在21 岁就组成了家庭，感到有点震惊。其实，对于我来说，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感情依靠，使得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不再感觉到孤独，也让我有了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做科技研发的动力。
妻子这25 年来任劳任怨，相夫教子，对家庭付出极多。对她的家人，她总是充满着爱心，永无止境地奉献，无论是每天六点起来为全家榨新鲜果汁，还是亲手缝衣服和被子，或者是把衣服烫得笔挺，我们生活里的每一处都能看到她的关怀。在我繁忙的时候，她照顾着我。在我专注工作的时候，她从不抱怨。在我职业生涯进入低谷的时候，她安慰着我。我遇到过很多次职场的挑战以及生活地点的转换，都是在她的陪伴支持下度过的。
在这25 年的婚姻里，我们相伴走来，拥有了太多太多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与感动。
第四章 博士生涯
■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然能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做到最好。
■瑞迪教授这样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他这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无言的伟大，让我受益终身，也让我以这种信念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
■只会思考而不会表达的人，与不会思考的人没什么两样。
■如今，我在各个学校里做巡回主题演讲，每年至少25 场，面对至少10 万学生。当年那个羞涩、
内向、恐惧的小伙子已经不复存在。这还得感谢那个暑假的尴尬经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并让我勇于挑战自己。装了芯片的售货机
1983年，我以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很多教授都建议我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而我也感觉到这门学科像万花筒一般多姿多彩，让我“欲罢不能”。
对于选择哪所学校攻读博士，我心中已有三个备选，分别是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卡
内基·梅隆大学。这三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由于此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有过交流，4 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竟然邀请我免费飞到匹兹堡参观他们学校。
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钢铁王国。而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是以其捐资人安德鲁·卡内基和安德鲁·梅隆的名字命名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综合排名在十几名左右，但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过去40 多年，它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它与斯坦福和MIT 并列第一），这要归功它的计算机科学学科的三位创始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外籍院士之一）、艾伦·佩利（Alan Perlis，图灵奖得主）以及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图灵奖得主）。
早在1950年刚提出数位计算机的概念时，他们三位就分别开始在卡内基·梅隆的商学院、数学系
以及心理学系进行计算机研究。1965年，他们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计算机科学学科，并开始四处寻觅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多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包括尼科·海博曼（NicoHabermann，算法大师，首任院长），拉吉·瑞迪（RaiReddy，图灵奖得主，第二任院长，语音和机器人专家）、曼纽尔·布卢姆（ManuelBlum，图灵奖得主，密码学大师）、伊凡·苏泽兰（IvanSutherland，图灵奖得主，计算机图形学发明人）、兰迪·鲍许（Randy Pausch，感动世界的“最后一课”教授）、丹纳·斯科特（Dana Scott，图灵奖得主，计算机理论大师）等。
在这些大师的带领之下，198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从国家拿到的科研经费总共是l．1 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刚成立时，科研基金总共才1 000 万美元。而且，卡内基·梅隆真的形成了一个优秀师资、优秀学生、丰厚科研经费的良性循环。此外，在计算机学院的领导下，艺术系有了很多用电脑设计出的艺术品，建筑系也更加专注于电脑辅助设计，整个学校围绕着计算机形成了它的特色。
这样传奇的一个学校，竟然看中了我，我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尽管没有哥大那种神圣的希腊式建筑，但是卡
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幽静古朴。最有趣的是计算机学院的那幢建筑，虽然在全美得过建筑学方面的奖项，我却认为它“丑得不像话”，整个建筑都是水泥砖墙堆砌而成，内外都不粉刷。一直到现在，那幢建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座奇怪的建筑，成了培养计算机人才的圣地。
这次参观，让我对计算机学院里的天才们有了近距离的观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连计算机学院的一台自动售货机里，都安装有“局域网”，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终端看到自动售货机里还剩下几瓶汽水和可乐。
当时带我去参观校园的是一名在读博士，他叫约书亚·布洛赫（Joshua Bloch，后来他加入 Sun，成为Java 大师，他撰写的Java 著作被全世界公认为Java 圣经。他现在在Google 工作）。走到自动售
货机那里，他开心地指着售货机对我说，“知道这个家伙怎么连上校内网的吗？那些家伙（计算机学院里的博士们）太懒了，他们希望待在宿舍就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没有，于是就在自动售货机里装上了芯片。你看，现在他们不用走冤枉路了。”
这个“异想天开”的杰作，让我觉得又可爱又天才。不过就是为了少走几十米的冤枉路，那些计算机博士就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怎样在售货机里装上芯片。简直是一群太可爱的“书呆子”了！
来到卡内基·梅隆，我终于感觉到了天外有天，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厉害的编程高手，哪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们，早已在玩着更帅的技术。
通过约书亚·布洛赫的介绍，我还得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有一种独特的制度，那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marriage process”（结婚过程）。博士新生并不急于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每天要听不同的教授讲课，就跟相亲一样，对七八十名教授的课程进行评估，
自己感觉对哪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有兴趣，然后填下三个“志愿”，以选择自己的教授和研究方向。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到十分惊喜！约书亚告诉我，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第一志愿录取，万一没有，也基本可以保证得到三个中的一个。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把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也再次充分证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兴趣的指挥棒发挥最大魔力的制度。我再次被这种机制深深地吸引。看到了这么神奇的环境、天才的同学、宽松的制度，我不再犹豫，接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邀请。爸妈想都没有想到，我最后选择了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大学，去了一座工业老城匹兹堡，并把我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那里。走进卡内基·梅隆
1983年8 月，我从纽约来到匹兹堡，花450 美
元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飞到美国和我团聚。当时，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是每个月700 美元，租房子后，想到每个月只剩下250 美元的生活费了，我不禁为自己的前景担忧起来。
打扫完刚刚租来的房间，面对家徒四壁的景象，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门一看，天啊！我的四姐夫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背后是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知道你快过不下去了，我集合了三家的家具来救援你。”四姐夫说。原来，姐姐们知道我生活拮据，也知道我不愿要她们的钱，就搜集了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品，租了一辆卡车给我送过来。
我站在门口，嘴巴张得好大，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切摆放停当，我发现我睡着四姐的床，用着三姐的衣柜，炉灶上摆着五姐的电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这样一穷二白的，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第一个月，我按规定和所有的教授来了一次“相亲”，每天听不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