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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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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里写道：美国的成功是来自美国人对自由和快乐的追寻。但是，随着越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美国人不再通过参与来实现价值观，他们不再积极、漠视精神、放弃理想。他们失去了那种让美国伟大的积极精神。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冷漠，抽烟酗酒、吸食毒品，没有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以前，人们说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现在，美国人甚至连自己也不再关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会使得人类一切进步的因素得以减弱，甚至倒退。因此，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存在漠视的情况，那么你如何看待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的观点呢？”“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
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著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
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6 个月，这期间，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6 个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
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 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 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的谁都知道！”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 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
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下定决心，无论哪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远也不要别人再看不起中国。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
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觉得特别好，没有压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的 ABCD的评判。一般来说l00 分会得到A＋，95 分到99 分为A，依此类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
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上，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有一天，数学老师出了道“1／7=？”的题目，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希望有人举手回答。别的不会，但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在台湾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马上举手，大声回答：
“0．142 857！”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睁大了眼睛，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天才”！
对于我来说，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我背出来的，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才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这种“天才论”让我觉得，我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在美国也学得好。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中，我越来越爱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到了今天，我当然知道
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这种鼓励声中，一个孩子的兴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发。
写到这里，还是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 《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的确，在橡树岭读中学的最大感受就是，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比如当时，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不是用课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辩论。
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得到锻炼的。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
（1）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正确答案；（2）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3）团队合作，避免零和思维。
在圣玛丽念完七、八年级，我又在杰斐逊中学度过了一年，之后，我进入了橡树岭高中。初中这三年里，我经历了攻克英文、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橡树岭高中
1977年，我完成初中学业，进人了橡树岭高中。高中的校园，风景非常美丽，也非常大。在这里，我的数学成绩继续受到老师的关注，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恩师贝尼塔·艾伯特（Benita Albert），她是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为人非常和善。她看到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就开始单独辅导我，我上高一，她就教我高二的数学课，还把数学竞赛的题目拿给我做，如果我不懂，她就非常耐心地指导我。艾伯特老师还在附近的田纳西大学当兼职教授，也是教数学。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到大学里旁听我的课？那里数学课的程度可能适合你，会对你非常有帮助。”那所大学离橡树岭高中有一段距离，我又没有车。艾伯特老师看出了我的难处，她主动说，“如果你没有车的话，我上课之前可以到你家去接你，这样你就不用发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做，对艾伯特老师来说，不会增加任何收入，但我知道她和其他很多美国老师一样，并没有仅仅把教师当做一个糊口的职业，而是当做一项事业。她
（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艾伯特老师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一年，而我的数学功底也在这一年时间里突飞猛进。在高二那年的田纳西州数学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在橡树岭高中里，还能感受到鲜明的美国教育风格。在这里，不是每个学生上同样的课程，而是学生可以选择，比如音乐、历史、文学等等。即便是历史，你也可以选择上欧洲历史还是亚洲历史，而老师也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天赋。在美国上学，你可以鲜明地感觉到，美国学生只在乎“自己喜欢的”，而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必修课，则不会特别上心。因此他们的分数差别会特别大。而老师，也会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成年以后，我才发现这种教育的真谛。美国的教育和学习方法所注重的准则是：自由、独立、自主学习、重视理解、重视实践。老师重视学生发表的意见，甚至鼓励学生反驳老师。美国教育中一个基本思想是：教育不是死的，不是让学生去把握一
系列静态的知识，而是教学生通过理解、思考、创新，来继续增进对知识的理解，然后再进一步去发展新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形式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更能够将优秀人才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也更适合21 世纪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
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需要很大的投资才能达到个人化的发展。在美国的中小学，平均一个老师教20 个左右的学生，这样的成本在发展中国家是负担不起的。另外，在这个建立自信、自尊的过程中，考试、排名不那么被看重，也造成一些学生没有充
分学习也能够拿到文凭，甚至有高中毕业生还不会阅读或加减乘除；也有些另类的学生，过分追逐对社会无用的“个人化的成功与快乐”，最终成为嬉皮士或流浪汉。
虽然有这些缺点，美式教育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之一。它鼓励学生自我选择，按照兴趣发展，让一个人发挥最大的激情，去选择
自己的爱好。这样，学习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像是去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很多孩子才能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学习变成一种自
由自在的翱翔。
在橡树岭高中，我选择了英国文学课程，虽然莎士比亚的文字对我来说，多少还是有些艰深晦涩。那段日子，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原著，如《简·爱》、《红字》、《莎士比亚全集》、《瓦尔登湖》，这让我对于英语文化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它们潜移默化地融人了我的文化素养当中。现在看来，我很高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来增进自己的学识，而且是在毫不痛苦的背景下。死党
到了美国以后，我儿时调皮任性的性格改变了很多，陌生的环境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孩子。刚开始，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问题，我感觉无法融入美国人的生活，也无法融入那个圈子。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觉得无法融入就越自闭。
所以，整个初中和高中的前半部分，我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平淡，很单调，甚至有些枯燥乏味。
一直到高中二年级的暑假，我和同班的几名同学，一起被学校推荐参加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天才训练营，我才有了几个真正的“死党”。
菲利浦·柳（Phillip Yoo）是其中之一，韩裔美国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卷卷的头发，深咖啡色的皮肤，喜欢穿超短的短裤，也喜欢运动，虽然戴着矫正牙齿的铁丝，但还是认为自己很帅。他特别爱笑，不过一笑就露出牙齿上的铁丝，闪着银光。他的性格很开朗，很聪明，很有自信。在功课方面，他很出色，在体育和追女孩方面，他依然很出色，几乎是个“全才”。
兰姆（Ram）是个具有印度和日本血统的混血儿，五官突出，非常英俊。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都会以为他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他的头发总是潇洒地做个中分，习惯用深邃的目光看着你。很多人说他的眼光似乎总是放着电，无数的女孩被他迷倒，男孩也忍不住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男孩，学校
田径队的，也是运动健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似乎人人都喜欢他。
当时，我和他们两个本校生，还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来的外校生混成一个小群体，天天快乐为伴。记得训练营刚开始的两周，我们在训练班都学得很用心。但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我们几个似乎就开始疯狂了起来，由于是第一次出门在外，晚上和同学住在一起，我第一次有了“卧谈会”的经历。我们谈小时候的经历，讲上小学的故事，讲自己的父母，讲女孩，讲自己学习的感受，讲我来美国的经历等等。有
时候，舍监会不耐烦地狂拍我们的门板，“快睡吧，天快亮了！”有时候，我们会聊到晨光照到宿舍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和年龄相仿的朋友内心沟通的愉悦。
然后，我们内心的顽皮又开始在这个时候发酵了，总是想方设法地制造一些“事故”出来。那段时间，所有的学生都拿着训练班发的餐票去买早餐，而卖早餐的老太太总是很凶，每次都对学生们大声嚷嚷，“嘿！你到底要买几个荷包蛋啊？请一次说清楚。”我们总是被骂得非常狼狈。因此，某一天，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希望班上所有同学的荷包蛋都由我一个人来买。当天早上，我对同学大声宣布，“把餐票给我好了，今天将由我来给大家买蛋！我会给大家当服务生端到桌子上。”同学们一听有这等好事，全部把餐票交过来。
到了卖早餐处，我拿着厚厚的一叠餐票对她说，
“不好意思喽，今天我要买83 个荷包蛋！“什么”？83个？你疯了吗？”卖蛋的老太婆又是很凶地叫起来。
“是的，女士。”我很得意。“噢，我知道你在故意为难我，那好吧，我去找厨师长，看看来了什么样的学生。”老太婆也不示弱。结果，老太婆真的找来了厨师长告我的恶状，我微笑地看着厨师长说，“亲爱的先生，我确实是要买83 个荷包蛋，今天我代我们班的学生来买。这是全班同学要的蛋的总数啊”。厨师长看了看老太婆说，“人家买就给人家做，这有什么好说的吗？”说完，他表情淡淡地转身就去忙了。而我，微笑地看着凶恶的老太婆做了83 个荷包蛋。“餐票换现金”工程，也是我们几个想出的主意。当时训练营的同学餐票用不完，我们就把餐票打折换给用现金买饭的大学生，结果，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参与了这个工程，换得了一些现金当零花钱用。同学们对我们的精打细算甚为推崇。
和五人小团队熟悉了以后，我们也一起经历过很多“好学生”的疯狂，一起去玩电子游戏，去芝加哥的市中心溜达，去芝加哥最有名的比萨饼店吃比萨，晚上一起打桥牌玩个通宵。我们秘密地躲在图书馆里，晚上也不出来，而是打牌或者捉迷藏，结果半夜被管理员发现，又被训斥着赶出门。
每个星期，我们寻找一个目标，班里一定会有某个同学，被我们五人小组扔到池塘里面，弄得浑身湿漉漉地爬上来。我们五人小组，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到处制造危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开始荒废“学业”，想尽一切办法疯玩胡闹。
在那个暑假，我还开始接触电子游戏。在上世纪70 年代的美国，电子游戏还非常初级，往往是用文字来描述场景，如在一个房间里，有四条不同的道路，你要选择一条，然后打字告诉计算机。计算机接到指令之后，会接着用文字描述场景让你选择下一步。那个时候的电子游戏，如果让现在迷恋《魔
兽》、《征途》的孩子看，会觉得落后得不像样子。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也玩得如痴如醉。
也是在这个暑假，我学会了打桥牌，并深深地迷恋上了桥牌，这也是构成我当时社交圈子的主要内容。通过和朋友们玩桥牌，我似乎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窗户，开始真正地接触美国人、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思维。我们几乎是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桥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沟通，争执，接近。
后来，兰姆在高中毕业册上给我的留言是，“开复，希望你今后能在桥牌桌上找到你的女朋友，因为，我觉得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了。”
和两个朋友天天在一起，也自然知道他们的很多趣事。美国人在高中就会交女朋友，对爱情比较随便。菲利浦·柳和兰姆会肆无忌惮地谈论自己的女朋友，这让我脸红心跳。他们偶尔在家里开派对喝酒，喝得烂醉，他们会开我的玩笑，说：“开复，去交个女朋友吧。”把我说得闻风丧胆，脸涨得通红。不过，美国人可爱的地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我跟他们玩在一起，但是不喝酒，不交女朋友，他们也乐于接受我，不会把我当“怪物”。
母亲在回台湾之前，特意嘱咐我“绝对不可以交美国女朋友”。加上我到美国以后变得特别害羞，因此，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受到影响。而酗酒更是妈妈不能允许的。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远离这些“美国文化”，但是通过这一个暑假，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变得宽阔了，有了相互了解的美国朋友，更深刻地
感受到美国社会。有了自己的小圈子，有了更多了解美国文化的机会，也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校刊”和公司
从芝加哥数学训练营回到学校，这种友情得到了延续。我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当选了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桥牌俱乐部、数学俱乐部，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任意地驰骋。
当时我们处在青春叛逆期，又有无限的精力，我们不满学校老师的一些迂腐气息，积攒了很多课堂上的笑话。高三之前，我和两位死党，居然创办了一份“校刊”，风靡全校。
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校刊。里面全部是我们几个死党创造的民间智慧。哪些老师在课堂上出丑了，哪些老师犯了最可笑的学术性错误，哪些老师被同学们拥戴，哪些老师上课时不小心露出了内裤，都表现在这份校刊上。在这里，还有我们自己编写的嘲笑学校不合理制度的文章，一些愚人节时的学校假新闻、讽刺幽默，让人看了哈哈大笑。
为了出版这份校刊，我们想尽办法。我自己花300 美元买了一台可以换字体的IBM Selectric 打字机，自己设计版面，然后一个个字打印出来。光是打印这份原版，我就几乎耗费了两个星期。
印刷成本的问题是我绞尽脑汁解决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想把漫画出版成书，我则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找到了一家价格便宜的印刷厂，不但让印刷厂印刷了同学父亲的漫画书，还让这家厂顺带印刷了 1000 份8 页32 开的“搞笑校刊”，这样，我们的印刷几乎是免费的。我们甚至还设想了盈利模式，第一期免费派发，第二期就广告招商，拉一些当地的小客户到校刊上做广告。
校刊印成，橡树岭高中掀起派送高潮。同学们对这份真实、幽默、搞笑的校刊反应热烈，争相传阅，校刊上的一些笑话马上成了校园内的流行语。这种风靡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不过，风声很快就传到了一些老师的耳朵里，
那些被讽刺的老师气急败坏地跑到校长那里告状，我们几个终于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校长无可奈何又轻言细语地告诉我们，“你们办校刊，应该得到校方的允许。这样没有允许就出版校刊，是不合适的。一些老师感到不太高兴，所以，我通知你们，不要再继续办下去了，好吗？”
出了门，我们为这次惊动校方的出版欢呼了一番，还哈哈大笑地模仿校长无可奈何的口吻说话“不要继续了，好吗？”这一次出版校刊，充分证明了我们三人小团队的捣蛋能力，不过，我们终究没有出版下一期，关于广告盈利的前景，自然没有了后话。
但是这一次成功的经验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收获了信心，收获了信任，让我们的头脑里经常充满了奇思妙想。美国式的教育，鼓励创新、鼓励动手、鼓励创意的结果，潜移默化地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1977年，我第一次参与了美国 JuniorAchievement（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学生将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发售股票，召开股东会，竞选管理者，生产和销售产品，财务登记，开展评估，清算公司。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学习商业运行的方式，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参加这个课程，将由学生担任员工并推选一个总裁，由总裁来设定公司名称、产品以及目标客户。当年，我被推选为主管市场的副总裁，负责销售。
记得那一年，我们所创立的公司非常简单，就是从当地的建材市场买来钢材，然后让学生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工厂里来加工这些钢材，我们把钢材切割成很小的一块块圆环，然后在圆环上刻上简单的雕花。这个小小的金属圆环，就是专门用来扣住餐布的环儿。
当时每个周末，工厂里都集中了很多学生在做雕花。在负责推广的过程中，我建议让学生家长来购买，虽然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最后，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这些产品几乎是在内部消化了。
有了这次的切身参与，l5 岁的我忽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产品，其实不是求人去买的，而是必须要有市场需求，真正好的产品是有人来拉住你的手，来恳求你，而我们的企业不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要央求亲属给面子购买，显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不过，这已经充分奠定了下一次成功的基础。
1978年，火热的激情又开始在我心中燃烧，在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Corporation）的赞助之下，我决定第二次参与JA 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而这一次，与众不同的是，我站出来竞选总裁。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讲中，我结合上一次的切肤之痛，表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有新的创意，而不是等着顾客，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们以施舍的心情来购买，而是带着激动的眼神、惊喜的心情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在这样的煽动下，同学们一致把票投给了我，而我也第一次自豪地在公司的领导名单里写上了，总裁：Kai—Fu Lee。
眼前的商业机会让我鼓足了勇气，我很庆幸我再一次选修了这门课，并真刀真枪第一次体验了建立公司的感觉。一直到今天，我从书柜里翻出1979年公司的报告，看到那份已经发黄的由打字机打出的报告《J．A．s．T，A JUNIORACHIEVEMENT PANY））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那颗年轻而狂热的心。
1978年，橡树岭中学里的午餐时间被校方缩短。一些同学不断向校方反映情况未果，一时间，学校和学生处于对抗的焦灼状态。没有了我办的校刊，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呢？这时候，我突发奇想，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创办一个公司？我们可以专门生产 T恤，在T 恤上写上标语，比如“延长午饭时间”等，这样的T 恤一定会受到同学们的追捧。
想法一出，和几个死党不谋而合。在火热激情的激励下，我们迅速推选出了领导班子，除了我被推选为总裁外，负责市场的副总裁是麦克·艾森伯格（MichaelEissenberg），负责生产的副总裁是大卫·伊利亚斯（David Elias），此外，还有负责人事的副总裁、秘书等等。
作为总裁，我每周组织召开员工会议，在1979年的公司报告里，我还清楚地写着，“l979 年的严酷寒冬里，我们开会的地方暖气系统发生了故障，因此，我们整个2 月份的会议都被取消。虽然如此，我们的出勤率一直很高，整年的出勤率保持在86％以上。有四个员工保持了全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员工对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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