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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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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的演讲而有所启发，然后找到自身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和中国的大学生感情如此之深？为什么我能将这项工作坚持10年，并希望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
与其说是机缘巧合，还不如说这是命中注定。2000 年，我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当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招聘大量学生到微软工作，这算是我与中国学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到微软研究院做暑期工，正由于如此，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很多想法。
我至今还忘不了和一个暑期工的谈话。这个学生来自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他一直想就未来的规划和我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于是我们坐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交谈起来。他说：“开复，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样成功。而根据我的理解，成功就是管人，管人这件事很过瘾。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走上管理者的岗位呢？”
我没有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对成功的认识竟是如此片面和肤浅。他的想法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通病，那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发展，在衡量个人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
渐渐的，我发现，持上述观点的学生不在少数。许多同学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成功与财富、地位和
权力画上等号。
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而他们在多元社会里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并逐渐背离了正确的价值观。他们期望通过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之路而快速致富，盲目地追随某种社会风潮，并被名利的诱惑蒙蔽了自己的内心。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非常焦虑。中国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我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困惑。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下的学校和老师、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些都让他们很多人在成长之路上陷于迷失。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在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件事：
“近百年来，中国青年终于能够接受先进完整的教育，能够有条件专心读书并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理应成为融会中西的精英。但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有幸出生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选择的智慧！”
从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应该马上开始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一些好心人听到我有这样的想法时，都竭力劝阻我，因为他们担心我会被别人指责为“多管闲事”和“好为人师”。
但最终我摒弃了这些顾虑，因为我想起了父亲一直以来的梦想。
尽管父亲李天民的后半生在台湾度过，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祖国大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经常在医院里陪伴他。那时，他每天都对我说：如果能回大陆去看一看该多好！看到父亲日渐憔悴的脸庞，我知道，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我痛不可抑。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他在水面捡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 “中华之恋”。
我知道父亲忧国忧民之心终生不渝，这个梦就是他故土情长的感情宣泄。我知道父亲有一个愿望还未达成，那就是写一本书，名字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在病床前，我曾告诉父亲：“我会完成您的愿望，早日将那本书出版，您放心吧！”但那时
的父亲只能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我。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做完未竞的事业。
在看到中国大学生的迷茫后，我想起了父亲多年未了的愿望，我内心的那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寻找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帮助中国年轻人的成长，这不就是背负父命的我应该作出的决定？中国大学生未来的希望，不也正决定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在那一刻，我充分感受到了内心最真实愿望的激荡。作为一个有机会融汇中西文化的华人学者，作为一个充分体验西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帮助中国青年远离困惑、步人卓越的过程中有所行动；我也应该根据自己在指导青年学生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其他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所以，自2000 年开始，我就遵循内心的选择，撰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从诚信谈起》。
从这封信开始，我与中国大学生的不了情缘就此结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指导的迫切需要，这也让我欣慰自己当时没
有轻易放弃。
我后来坚持每年都到全国的各个高校作巡回演讲，报告超过300 场，内容涉及纯学术的计算机研究，也涵盖科学、教育和人文的关系，然而更多的则是集中在有关中国大学生如何做人和做事方面。我从此更投入地写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一直到第七封信，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我有了创办私立大学，试图改变教育的念头，之后我又建立了“我学网”，出版了三本针对大学生的书籍，希望通过这些形式来给学生以及教育界一些启示。
网络的便捷让我与大学生的沟通也变得更加直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家人还在甜梦中酣睡未醒的清晨，在人群川流不息的候机厅里，我就像一个超级“网虫”，习惯性地抓住能够进入互联网的任何时机，打开页面，阅读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并耐心仔细地提出我的观点和建议。我知道，那些或单纯或尖锐，或轻松或沉重的问题中，都包含着青年学生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也知道，我无法为所有
问题都提供一个完美且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案。
然而，这一代青年的勃勃生机总是带给我深深的感动和喜悦，我也始终相信，只要能够分担他们的困惑和焦虑，我的付出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直到今天，当我面对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时，我能从内心感觉到他们正在逐渐成长。我已远离教职多年，但现在却成为众多青年学生口中的“开复老师”。我得到信任的原因并非由于我个人在某方面的小小成功，而是源于我年复一年不倦的付出。
在行走中国的路途中，我深深地感到，大学生内心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还迷失在“一元化”成功法则中，面对这个浮躁喧哗的世界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也知道，自己就算坚持不懈地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源头解除他们的困惑。尽管这样，我依然希望自己用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下去，我一直秉持着我的初衷，那就是100个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从我的观点中受益，那我的付出也就比任何工作都有价值。
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建立我学网
从2000 年开始关注中国大学生工作以后，我与很多大学生有了近距离的交流，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我吐露心声。而和他们交流得越多，我的心情就越沉重。大学生的这些痛楚，引发了我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叩问和思考。
尽管2000 年7 月，我被微软公司一纸调令调回西雅图总部工作，我的居住地也从中国变回了大洋彼岸，但空间上的变化并不能改变我与中国大学生们的心灵距离，我依然时常回到中国在高校进行演讲。
每当我去演讲的时候，高校的学校领导们总是
向我抱怨师资力量的薄弱，留不住人。中等以上的学生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就业赚大钱，总之他们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的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无法提高。这就形成了中国师资的一个恶性循环，而师资的欠缺也成为中国高校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但每次见面结束，校方总是会安排让我参观他们用银行贷款建设的华丽校园。
所以，每每离开高校我都会暗自感叹：“是否可能有这么一天，校长引以自豪的是该校聘用的那些学识渊博、声名卓著的大师，而非华丽的大楼；校长激情畅谈的是无私的教育理想，而非大而无当的校园？是否还能有这么一天，高校里走出的每一个毕业生都是能得到21 世纪企业认可的人才，而不是总是徘徊在失业边缘的‘待业者’？”
随着我到高校巡回演讲的次数越来越多，一个想法开始在我的内心萌芽、滋长，乃至后来变得越来越迫切。我能否用自己融汇中西的教育背景去真正解决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段时间，我如鲠在喉，常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心情。于是，我做了力所能及的调研和思索，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判断以及建议整理成文字，以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到绵薄之力。
我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先生非常关心教育和教育改革，所以就冒昧地将这些文字写成一封信，并通过朋友递交到了李岚清副总理手中。
没有想到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反馈，李岚清副总理让一个专员联系到了我。当我再次来中国后，这个专员还和我一起共进了晚餐。他对我说：“副总理很认同你信中的观点，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他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得到了他的鼓励之后，我就决定，无论面临多少困难，我都一定要为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努力。后来，我得到了李岚清的亲自接见。
在那段时间里，我一边在美国微软总部忙碌地工作，一边思考我所能够做的事情。我开始疯狂阅读一些有关教育的书籍，并在书籍的空白处做满了笔记。
在几个月时间里，我读了加州大学校长卡拉克·科尔（ClarkKerr）提倡研究性大学的《大学的用处》（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他的自传《金色和蓝色》
（The Gold and the Blue），批评大学教育商业化的《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ies intheMarketplace） 以及《美国大学的崛起》（The Roleofthe American University）等书籍。同时，我还认真学习杜威等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我试图在这些书本里面挖掘有关教育的真经。
通过阅读我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有70％在美国，世界上最好的10所大学中有8 所在美国，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大学？而且，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印度，这些国家的学生都向往去全世界最优秀的学府读书？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所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些问题引发了我深深的思索。
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都是夜幕降临的时刻，而此时我都在孤独而快乐地作着研究。我发现美国教育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最成功的大学往往都是私立大学，尤其在最关键的一些新学科领域。比如，本科前十名的大学全部是私立的，商学院前十名里面有九所是私立的，工程类前十名中有五所是私立的，最新的生物技术方面前三名全是私立的，计算机前三名都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在美国扮演了一个很特殊的角色。
为什么私立大学在美国能取得独特的成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私立大学拥有相对没有束缚、非常灵活的运作制度。比如私立大学可以更快地转型，增加科系，提升老师待遇，而不需像公立大学那样要经过各种流程及审批。比如说在一个特别热门的领域内，私立大学可以开创新的科系，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出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们不用像公立大学那样担心这样的高薪在政府体制里是否会带来不公平。这样灵活的运作就像市场经济一样，酝酿出最出色的教育体制。
如同滚雪球一样，一所学校经过竞争之后取得的成功就会带动其他学校的成功，这类优质大学如同雨后春笋一样争相冒出，而每一所私立大学都有它的特色和办校理念，比如哈佛大学是人文特色，斯坦福大学是创新特色，卡内基·梅隆是用IT 改变所有教学和研究，加州理工大学则是小而精深。
在阅读美国不同院校的建校历史的过程中，我对教育的领悟逐渐加深。中国的青年学生拥有世界所公认的优秀资质，他们应该有一个最好的教育系统、有一批最好的学校和他们匹配，而这批最好的学校中应该包括公立、私立、民办、中外合资等种种模式，而且要引入市场竞争。就像中国因为市场竞争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我相信，只有同样经过市场竞争才可以让中国的教育取得长足进步。而最终，无论是哪一种或哪一所学校获得成功，最终的赢家都将是中国的青年学生。
经过这番研究，一个宏伟、庞大、令人心动不已的梦想已经逐渐在我的心中诞生：“要在中国创办一所一流的大学，这所大学不仅能够促进中国高校的教育，同时还能引领中国的高校教育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梦想一诞生，我就兴奋不已。和一些朋友交谈后，他们也对这个观点表示了支持。因为在中国高校质量明显落后的今天，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梦想，那其中潜藏的价值和对中国教育的推动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也有些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这个计划很困难。我对他们说：“我也知道这个计划很困难，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困难。”
我在心中已经慢慢勾勒出这所高校的创建过程，如同创建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一样。在这所高校中，我们可以号召周围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博士生，然后再慢慢招收硕士，最后再招收本科生。这样一来，时间成本不仅最低，而且还可以慢慢搭建起整个师资框架。而这样的优秀大学将能带动教育领域的市场竞争，从而达到逐渐优化教育体制的作用。这种阅读和准备持续了整整一年多，在微软工作的全部业余时间，我一边读书一边撰写筹办大学的计划书。在这份蓝图的结尾，我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却能长久存在。希望这所属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将成为一盏明灯，照亮中国教育的未来之路。”这本蓝图有100 多页，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推敲。它代表着我心中最美好的愿望，同时也燃起了我心中的一线希望。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计划书，我开始全力以赴地为梦想四处奔走。鉴于美国的私立大学都是由民间捐赠促成的，所以在2003 年年底圣诞假期来临的时候，我放弃了整个长假，开始了我筹集创立大学资金的旅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中国各地的富人募集办学资金，当时，我的足迹遍及香港、台湾和内地。当我接二连三地碰壁并几乎要放弃整个计划时，一线转机出现了。
一个在某集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希望我能在香港多留两天，因为他们的大老板想见我。两天后，我在午餐桌上见到这位富豪，他已经读完我的整个计划。他对我说：“你的想法太好了，这和普通的慈善事业不一样，你改变的是中国未来的教育。我从小就在外国学校读书，也深深地体会了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学府的悲哀。我很多年前就想做这样一个捐赠，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负责人。如果你愿意投入，我可以一次性捐赠16亿人民币！”闻听此言，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这么“豪爽”的富豪，我激动不已，难道这个计划能够起死回生吗？尽管这个数目只够一所大学运转几年的时间，但对于捐赠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了。
我当时感动地说：“既然您愿意捐助这么多资金，我认为，这所大学应该由您的名字冠名！这样，人们以后会永远记住，是您的慷慨，使得中国出现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这位老人的回答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开复，千万不要挂我的名字，我知道16亿元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天学校资金缺乏，而我已经不在人世时，那你为挂着我名字的学校寻找资金时，别人可能不愿意投资。如果不挂我的名字，你也许有机会利用冠名权去募集下一笔资金啊！”
看着这位年过80 的耄耋老人，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才是海纳百川的胸怀，这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一种真正的雅量。此刻映入我脑海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两句话：“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这位老人的言行，正是对这两句话最好的印证。
如同一句著名的英谚，“The richest man is notthe one who has the most，but theone who needsthe least，（最富有的人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需求最少的人。）”这位老人让我见识了真正的“无求”。
得到了16亿元资金的承诺后，我开始和教育部沟通，希望弄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办校。同时，我开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展开学校的选址工作，而这个工作得到了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异常巨大。就算有16 亿资金，建完校园后，也只够几年的运营经费。没有长期的运营资本，又如何开始从国外聘请专家？从博士班建起的想法也碰到了许多原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而没有博士班，又如何开启研究工作？
这类问题累积到2004 年年底，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在努力两年、奔走一年之后，我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从一点点呈现雏形，到几乎可以妥协地建立，又到一点点失之交臂，最终梦想渐渐陨落了。由于无法突破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计划终于被迫流产。在整个过程中，我体验到了方方面面的艰难。
这个梦想失败以后，我感到心情无比失落，更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人就像海边的流沙，虽想驻足更久，但在某个无法预知的瞬问就会被海浪冲走。回到家中，我看到一摞摞有关教育的英文书籍，一种深深的无奈和不舍涌上心头。
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学生们源源不断飞来的信件，当我对他们的渴求感同身受之时，我的失落和无奈还是被深深的使命感所替代。有人说：“不要因为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放弃你所有的梦想！”而帮助中国大学生，帮助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是我终生的事业。我坚信，我身上依然存有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于是，我下定决心：“我不能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但是我依然可以帮助中国学生。”2003 年，我自己出资创立了与学生交流互动的平台“开复学生网”。慢慢的，学生们开始在这里发问，我们用共同的努力一起维护着这个精神家园。后来，随着这个公益网站的流量逐渐增长，它也开始慢慢地迈人正规的网站规划道路。为了降低个人色彩，并且达到“中国青年学生成长离不开的互助平台”的目标，2004 年，“开复学生网”更名为“我学网”。在网站建立以来的这些年里，我坚持不懈地在论坛中回答了上万个中国学生向我提出的问题，在线上和线下结识了无数希望与我直接对话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的交谈从学习、工作、求职、留学，到家庭、成长、事业、恋爱；；通过“我学网”这个平台，我和50 万位注册访问者有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一次次对话的内容又经过四通八达的网络传播到更多我从未到过的地方，传播给了无数素不相识，也许永远不会见面的人们。
让我欣慰的是，这个平台仍在不断发展，现在
已变成了大学生互相帮助的平台，它正在传递力量、传递理想、传递希望。我希望它能够一直延续自己的使命，哪怕学生们在我学网上仅获得点滴启示，那也足够温暖一段人生旅程。
我总是记得在大学的时候，一位教授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一个墓志铭代表了这个人一生的意义，留下了他这一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墓志铭必须简洁、清晰、掷地有声。所以，“墓志铭测试”一直是我深信的。
在科技界打拼多年，从加入苹果的那一天起，我认为我的墓志铭应该是：
科学家、企业家，他曾经经历多家顶尖高科技公司，
把繁杂的技术转换成为人人可用、人人获益的产品。
这个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墓志铭，我依然向往。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当我看到在教育界里我可以作的贡献，还有那么多愿意接受我的帮助的学生，我会想，如果我只能有一个墓志铭，我更希望它是：热心教育者，
通过写作、网络、演讲，
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
帮助了众多青年学生，
他们亲切地呼唤他；开复老师'。
我很喜欢一部叫做《春风化雨》（也称《死亡诗社》）的电影。每一次我看完这部电影，都有一股强烈的震颤在心中回荡，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电影的开篇有这样一句台词：“你的一生可曾因为什么人而改变过？我没有。但我知道美国威尔顿贵族学校里那群学生的道路被一个老师改变了。”
电影中描绘了一名思想新锐的教师向禁锢思想的教育方式发起挑战的经过，过程叫人心旌荡漾，结果却令人扼腕叹息。在单调而束缚思想的贵族学校里，这名叫做基廷的教师，向僵化的教育模式发出了挑战。
他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他向学生介绍了许多有思想的诗歌；他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不惜一切机会，教导学生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要“抓住每一天”去汲取生命的精华。他用一句拉丁文 earpe diem（只争朝夕）激励这些学生。他激发每个学生的灵感，让他们摆脱习惯与性格的
束缚和羁绊，唤醒每个人心中创作的激情和成就的欲望。他告诉他的学生：不要盲目地跟随他人，不要被信条所惑，只有你的内心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每次看这部电影，我都心潮澎湃。
在关心和帮助中国大学生长达10 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不遗余力地传播着“做最好的自己”的价值观，我希望通过写作、演讲、网络等方式来分享和分担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生存感受，并且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我的经验让他们选择参考。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基廷老师一样，让中国的青年懂得如何在现实中放飞自己的理想，进而明白生命的意义。让他们知道，“世界可以因你不同”。
从一份责任感出发，我在帮助大学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也有一种莫大的幸福感将我围绕。这种幸福感，来源于学生们给予我的莫大信任，也来源于他们不断成长所带给未来中国人的希望，更来源于我深深感到我生命的价值。投入这份工作的每一天都带给我无比的振奋，每一刻都让我留下了深沉的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和中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到的不只是责任、机会和潜力，我在这份工作中的收获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时常会问自己：“我怎么能把我的更多知识传授给中国青年？”我有时也会想到，虽然我很愿意为大学生作人生规划，找寻心中的声音，但是毕竟我是个科技人，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拥有更多的是在科技领域的知识，更了解企业成功的秘笈。
在过去的20 年里，我有幸在乔布斯、盖茨、施密特等世界级企业家身边学习成长，我有幸在 Pc时代经历苹果和微软，有幸在互联网时代经历谷歌，有幸看到这三家世界一流的公司的成长和成功，我有幸在美国硅谷和中国的中关村崛起时，在这两个地方做过最有创意的工作。这些职业经验才是我最有价值的资产，我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些资产传授给中国青年。
我相信，中国青年需要这些资产。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些青年人渴望用自己的知识创业时，往往由
于他们经验不足而撞得头破血流，一种指导他们的愿望渐渐占据了我的内心。
曾经，有一位身患严重疾病的学生决定创业，坚决要得到我的支持，他来到北京，一定要见我，说如果不见他，他就不治疗。当我终于见到他，听他阐述了自己的理念时，我感觉到他完全不懂创业，必然要走向失败。我的感触是：他，需要创业导师，帮助他从基础学习，逐步步入创业的旅途。
曾经，一个千辛万苦找到我的前微软员工，请求我帮他的初创公司出主意，做他的创业教练，我答应了。他很有潜力，经过我的简单指导就在天使投资大会上脱颖而出，得到了第一名和一笔创业资金。但是，尽管他的技术极具创新性，可是他并没有想清楚用户的需求。我苦口婆心劝他放弃，他没有听，最后我只能目睹他的公司走入困境。我的感触是：他，需要创业导师，帮助他选择项目，做有用的创新。
曾经，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千方百计找到我寻求帮助。他是一个纯真的技术天才，创立的公司也相当出色。于是，谷歌成为他的生意伙伴。但是两年后，在一个律师的教唆之下，他找到一个法律漏洞，试着从一次生意中向谷歌收两次钱。我的感触是：他，需要创业导师，教导他任何基业长青的公司都要有诚信的价值观。
我想，这三位如果有好的创业导师，都可能成为中国的下一位马云或丁磊，但是现在他们在互联网江湖里独自打拼，最终脱颖而出的机会相当渺茫。
我想，如果他们的身边有好的创业导师帮助，他们的成功概率或许会增加数倍。
我想，帮助更多的中国青年实现创业梦想应该是有意义、有影响力的一件事，而且是我一直以来帮助中国大学生的延续。
斗转星移，随着谷歌中国运营的渐渐平稳，这个辞职创业的梦想也越来越清晰。由我牵头，创立一个青年“创新工场”的愿望逐渐萌生，在这个“创新工场”里，我希望专门带领这些有创意的青年人，在一个有老师的环境中，让他们受到指导，挖掘潜能，做出有创意的企业，进而对社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2009年8 月，我终于作出了又一个“追随我心”的决定，从固有的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中脱离出来，真正实现自己“帮助他人完成梦想”的人生目标。曾经，我用“世界因我不同”激励自己追寻梦想，今天，我用“世界因你不同”激励他人发掘潜能。
如果我们极端幸运，也许我们能培养一个走向世界的国际品牌。如果我们非常幸运，也许“创新工场”可以创造一个新一代的领跑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就算我没有那么幸运，只要我们能创造一些有价值的公司，做出对用户有一定意义的产品，培养一批有创业能力的青年，这些都会让我感觉到人生的意义。
一想起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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