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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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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直矗庖驳贾滤�4 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 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 岁，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ll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 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l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
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
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 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l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l0 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 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 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 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 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
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
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 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 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干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 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人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 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
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l l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 个孩子。
1961 年，
43 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 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 年12 月3 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
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
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 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l00 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
“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
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 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最后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
都扔到地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仗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的人物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的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又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
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宇声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我们对他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愈吃就愈胖，愈胖就愈不动，愈不动胃就愈大，胃愈大就愈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每幅插图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 月3 日发行；；翻印者死！”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相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
我当时还跟母
亲开玩笑说，
“要不然我们
真的卖给他们
算啦！”童年的时
光，短暂而快
乐。现在回想
起来，母亲的
宽容和娇宠，
就像阳光一样
笼罩着我，给
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脸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啦A 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
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小学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 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仰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
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
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
自己一丁点儿的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
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
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ftenu：n＇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
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
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人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人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
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母校看看。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母亲的关爱
母亲老来再得一子，而且是生育四个女孩后偶然怀孕得来的男孩，母亲对她唯一的亲生儿子，我，视若珍宝，宛如上帝给予她一生最好的礼物。她开始迸发所有的情感，用尽全身的力量，积蓄出最大的爱来抚育我。有时候，这些爱真的“超乎想象”。
母亲对我的宠爱，被所有的人看在眼里。五姐长大后被问起弟弟出生后的感觉，她说，“我本来是幺女，三千宠爱于一身，他一来我就成了灰姑娘。不但立即失宠，还得给他洗尿布。”虽然是笑谈，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姐姐们的一些感觉。
自打我出生以后，母亲就一步不离我左右。她因为年龄大，奶水不足，但为了给我足够的营养，她每天强迫自己吞下好几碗猪蹄炖花生。两年后，我健康地长大了，她的体型却永远不再纤细。为了满足我要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的要求，她甚至开始和父亲分居，11 岁飞到美国之前，我没有自己睡过一晚。
在台湾，我们的家位于台北市台北县“南势角”
区，离我念的及人小学有五六公里的距离。学校每天有校车，可母亲怕我因特殊情况赶不上校车，就专门雇了一辆三轮车来接送我。因此，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专车。每天放学，母亲都风雨无阻地来接我。我从小皮肤白皙，妈妈总是笑称，
“不管人群里有多少个小孩，妈妈总是一眼能够望见你，你那两条白花花的小腿，总是特别显眼。”
而每次看到母亲后，我都会高兴地飞奔过去，忙不迭地把一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跟她分享。有一次我告诉她，今天李老师病了，没来上课，第二天，细心的母亲竟然亲自煲了一锅鸡汤送到老师家里。
小时候，每次学校远足，母亲都要给我写一张病假条，说我发烧了，她是怕我远足时受伤。我虽然内心是理解的，但是每次都心情失落。每次外出用餐，母亲都嘱咐三姐拎上一个我专用的包包，装上自家的筷子和碗，生怕我被传染上什么病。路边上的小食品摊，母亲是绝对不会让我碰的，可闻到香味，我总是垂涎不已。四姐看在眼里，就想尽了
办法帮我开荤破戒。晚上，四姐和同学出去玩了回来，总会偷偷带给我一些路边小店的煎饼，我马上跟过节一样兴奋不已，那煎饼的香味让我怀念至今。现在每次回台湾，我都要去士林夜市大快朵颐。
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厨师，在做饭方面有很多自己的“独家秘笈”，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红油水饺。为了把水饺做得好吃，她要买一种特殊的饺子皮，然后用一个杯子把饺子皮扣出一个个小皮，然后往小皮里加上上好的里脊肉馅，再包成小小的一个饺子，煮熟后人口即化。红油也是有“私家配方”的，程序极为严格，它是用自制的辣椒油，加上当天拍碎的大蒜、辣椒、花椒等佐料搅拌而成。据说，连放蒜的时间也不能有毫厘差错。
妈妈做的牛肉面也是那个时候我的美食，后来这道面食被我发展进了谷歌公司员工食堂的食谱中，用餐时间经常会看见一个小牌上正经地标着“李妈妈牛肉面”。那种牛肉面辣得够劲，川味十足。切成像三角锥的牛肉是牛腱肉，而且是金钱腱，软嫩的
口感是外面吃不到的（一头牛只有前腿有金钱腱，所
以，一锅“李妈妈牛肉面”就要用好几头牛的前腿）。妈妈的另一道名菜是酥肉，要买排骨上最嫩的那片肉，裹面粉炸过后切成片，再和嫩菜心一起放在大碗里蒸整整三小时，端上桌的时候，汤盛一碗，肉和菜则倒扣出来，就像一座山，下面是青绿色的菜心，上面是白白的酥肉，色香味俱全。
我一放学，妈妈就让我点菜吃，全家的口味都要跟随着我的要求。那时候，我们的经典对话是：
“幺儿，今天晚上吃什么啊？；‘红油水饺吧。”妈妈说：“好啊，那你要吃多少个啊？”我干脆地回答
“40 个！”妈妈就戴上围裙去扣小饺子皮了，一点也不嫌做小水饺是多么费工夫。
因为妈妈提供的无限美昧，我的体重直逼班上第一名。5 年级的时候，我的体重达到巅峰，满脸横肉，满身肥油，现在很多朋友见到我当时的照片都惊叹不已，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后来，连妈妈
也开始担心我的体重，晚饭时，她会说，“好了好了，别吃了，你已经这么胖了！”而我总是边吃边说：“不嘛，我再吃一口‘下桌菜’。”一幅贪吃鬼的模样。
而“下桌菜”也成为了我们家的“专有名词”，这个专利属于我。
放学以后，我喜欢看电视，不喜欢做功课，很多时候都让妈妈早上5 点叫我起床赶作业。每次都是车子在外面等了20 分钟，不走就要迟到了，而我还在急急忙忙地写最后一个字。妈妈允许我这么“管理自己”，并没有很凶地教训我。
那时候，四姐也在准备高考，妈妈就3 点钟起一次床，叫四姐起床，5 点钟再叫我起来做功课。后来，我们给母亲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慈母闹钟”。
一直到我有了女儿，自己常常半夜起来为她换尿布，尝到回去睡不着的滋味，才知道当父母的感觉，也才明白，每天3 点钟醒来一次，5 点钟再次醒来是什么滋味。
虽然妈妈对我宠爱无度，但是，母亲的宽容和
“顽皮”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凡事和我的成长、我的未来相关，母亲就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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