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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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　7、　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　8、　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出之多。　　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华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　　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票价　　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　　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　　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　　日场：7角、5角、3角、1角；　　夜场：8角、6角、4角、2角；　　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　　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至6角，日场为7角至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至2角。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5）
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　　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　　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　　“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专设常演之处，亦无多多。于戏园中加演之余，则东安、西安市场中间或有专演者。看资则贵贱不等。大抵专门常演之处，则取资贵，优等须八角，头等四角，二等二角半，起码铜元十二个。其稍便宜者，则以铜元为标码，头等二十四枚，二等二十枚，三等十二枚。”　　电光影戏之专演者（两处）：平安电影公司——东长安街；大观楼电影公司——大栅栏。加演者：三庆园，升平电影（场）——大栅栏南；庆乐园，华安电影（场）——大栅栏中。　　又，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出版的《北平指南》第八编所载“戏园电影院”条目——　　“北平电影院价目，平时最高者五角，最低二角。有加演特别片时，加价不过一圆而已。”电影院列出十家：中天电影院——绒线胡同，真光电影院——东安门外大街，平安电影院——东长安街，中央电影院——北新华街，吉祥电影院——东安市场内，春明电影院——东四商场内，大观楼电影院——前门外大栅栏，青年会电影院——米市大街（即后来的光陆电影院），通俗教育馆电影院——钟楼，国货陈列馆电影院——前门箭楼。　　其中设备最好的真光电影院，票价大体分三个档次：一等是专利特轮名片，即“只此一家”上映的获奖的世界名片，如《赖婚》、《自由魂》及后来的《乱世佳人》等，最高票价银洋圆，最低6角；二等价是多家上映的头轮片，最高1圆，最低5角；三等价是复映片，最高8角，最低4角。那时银洋2圆可以买一袋面粉（注：合40斤）。1922年3月曾举办特场电影，上映《书痴福》，最高票价5角，最低2角。　　20世纪３０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３０年代，由于一批左翼作家、演员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迈进了新阶段。上海成为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1931—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电影小组，剧联成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沈西苓、赵丹、魏鹤龄先后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1932年，田汉、阳翰笙等作为严春堂的总顾问，筹建了艺华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生之意志》、《肉搏》等影片。金焰、郑君里等分别在联华公司当演员；汤晓丹、司徒慧敏则进入了天一公司。　　30年代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时代，以《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为代表的影片已经走向世界。电影艺术中心——上海的影业公司有4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明星、天一、电通、联华、艺华等。　　昔日明星们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未见系统研究。但我从先辈们的遗物中找到当时留下的两种史料：（1）若干部影片主要演员的片酬合同；（2）影业公司长期聘用的月薪合同。当时片酬最高纪录是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０００圆为现金，另外1０００圆为股本入账；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一般收入的幅度在这两端之间。不妨再举几个例证。　　1。　陈波儿　　1907年７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原名陈舜华。　　我查到了第一手史料：当时陈波儿留存的两份片酬合同。　　1934年４月，陈波儿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５月签订了拍摄无声影片《青春线》的合同，期限为４个月，片酬300银圆。见证人张凤梧（阿英）、郑君平（郑伯奇）。　　几乎同时，1934年５月，陈波儿又与电通公司签订了拍摄有声影片《桃李劫》的合同。约定从５月１６日到８月１５日，整整三个月期间参加影片《桃李劫》的拍摄工作，担任女主角，片酬300银圆。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银圆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二期150银圆于全片完成后支付。合同介绍人司徒慧敏，证明人应云卫。　　这一年１０月２９日，《现代演剧》杂志记者吴湄采访了陈波儿。记者问起：“陈小姐每月的生活费要多少？”回答说：“不到一百块吧。”　　1934年，陈波儿不仅成功地主演了两部电影，还发表了２３篇文章。稿酬为千字３银圆。因此，她每月收入超过２００银圆。　　我还查到了当时陈波儿留下的两份长期合同。　　在1935年５月，电通公司跟陈波儿签订了长期聘用合同，时限为二年。约定薪金为：　　从1935年５月到1936年５月，月薪１４０银圆；　　从1936年６月到1937年５月，月薪１６０银圆。　　但是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底被迫结束，陈波儿转到明星公司二厂。1936年５月，明星影片公司又和陈波儿签订了聘用合同，为期三年，从1936年６月１日起，到1938年５月31日为止。合同规定月薪为200银圆（一年后，1937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合同被迫中断）。。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6）
2。　艾霞　　生于1913年。她在30年代初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做普通演员，试用期月薪只有30银圆。　　1932年她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主演，月薪由60银圆增加到100银圆。1934年初，艾霞自杀身亡。　　3。　王莹　　1913年３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原名俞志华。生母早丧，幼年被继母卖为童养媳，出逃后被舅妈收养，改名王克勤。１７岁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2年王莹进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银圆，于1934年３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银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银圆（合７５日元），一年后归国。　　３０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　　4。　周璇　　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大约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年，难以确定）。　　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为嗓子好又善于唱歌，第二年演唱歌曲中有一句“誓与敌人周旋在战场上”受到群众欢迎，故改用艺名周璇。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后来歌舞团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　　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处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圆。她曾回忆说：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陈注：相当于９０年代的人民币1500—2000元）。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圆，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　　此外她还唱流行歌曲，还有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唱片的收入。抗战期间周璇滞留在上海租界（当时称为“孤岛”）继续演艺生涯。　　5。　蓝苹（即抗战初期到延安后的江青）　　原名李云鹤，1914年３月生于山东省诸城。　　1931年李云鹤担任山东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３０银圆。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２０银圆生活费，１０银圆寄给老家的母亲。　　1933年４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　　1934年５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２银圆，生活费６银圆，非常贫困。　　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银圆。（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　　6。　舒绣文　　原名舒彩云，1915年生于北京。父母原籍安徽黟县，是中学教员。自幼家境贫苦，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伴舞谋生。16岁独自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30大洋。后来参加集美歌舞剧，又到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19岁那年（1934年）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合同订期三年，基本月薪60银圆。在上海演戏、拍电影之余，她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努力学文化。　　成为正式演员以后，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除了基本月薪以外，每部影片的酬金为300圆左右。有了固定收入后，就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到上海，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　　7。　赵丹　　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省肥城。1915年８月生于江苏省扬州，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在南通长大。　　父亲1928年春天以3000银圆开设了一座“新新大戏院”，共800个座位，放映电影（当时叫影戏），每张门票１角５分，一场就收入120银圆。1930年春节聘请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有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前来公演，影响了赵凤翱走上艺术之路。　　1930年秋天赵凤翱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12月因在美专主演话剧《Ｃ夫人肖像》而被明星公司导演看中，课余参加拍片，以“赵丹”为艺名；1933年试用期月薪30银圆，当时仍继续学业，半工半读。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跟明星影片公司订了合同：起初月薪50银圆，不久提为70银圆。（又一说：1933年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成为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月薪60银圆。跟上述说法略有差距，备考。）后来又升到100银圆。　　先后拍摄默片与有声片30部左右，其中以《女儿经》、《上海二十四小时》、《小玲子》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6年月薪150银圆。1937年上半年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获得成功，赵丹月薪提为200银圆。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赵丹参加抗敌救亡演剧队，辗转经武汉到重庆。　　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　　1936年9月在上海公布了《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宣言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沈西苓、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当时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上海《电影·戏剧》１卷2期刊登了署名韦彧（沈端先）的《鲁迅与电影》一文，文中又出现了“文化人”这个概念：现在不论怎样，文化部门里面总算有了“电影艺术”这个名称，一切“文化人”的###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　　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　　演员们有不少在大学里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王莹的从艺和留学经历，即体现了当时追求知识的风气。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写了两部小说。　　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银圆或法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跟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　　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至1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入场券1角至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　　黎莉莉340圆舒绣文330圆白杨320圆　　张瑞芳300圆顾而已300圆魏鹤龄300圆　　施超280圆谢添250圆陈天国250圆　　吴茵230圆杨露西120圆熊辉100圆　　秦怡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