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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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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陪都有四处官邸，一是歌乐山上林园，距市中心二十五公里，密林深处建楼四幢，依次编为1、2、3、4号楼，白墙青瓦，西式建筑。蒋介石居1号楼，宋美龄住2号楼，3号楼为蒋介石办公及召开重要会议之用，4号楼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住所。为何不叫“蒋园”而叫“林园”。当园子于1939年落成时，林森见那里小桥流水，环境优美，非常羡慕，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把这园子送给林森居住，暂居市区内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这样，因林森入住，便称“林园”，1943年5月12日，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将“林园”收回，一直沿称林园官邸。蒋介石还有一个住处，就是黄山云岫楼官邸，黄山地处重庆长江南岸，海拔五百八十米，夏季气候凉爽，蒋介石建了一幢三层青砖小楼，取名云岫楼，为自己夏季居住，另有一松厅中式平房，是宋美龄居住。曾家岩德安里，地处重庆市区，德安里有三个大院，蒋介石所居101号，宋住103号，102号并不编为102号，对外称“尧庐”，蒋介石侍从人员所居。还有一个住处，即小泉官邸，位处重庆南泉镇温泉处，有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常来住校长室，也就是小泉官邸。陈果夫、陈立夫也住此处。
陈布雷到了重庆后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投敌事，汪精卫这人，陈布雷早有看法，而周佛海与陈共事过一段时间，私交不错，但一旦投敌，惋惜之中也划清界线，他在《一月份之回溯》中有记载：“本月共三十一日，适当汪案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60人，访友9次，举行会商五六次，出席会议18次，参加会餐及同见宾客15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之会餐5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9件，核阅对外谈话稿1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5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稿1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1件，撰拟全会开会词1篇，又闭幕词初稿1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两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并办理侍从室考绩事，工作较平时为繁重，自前日起，精神尚佳，故事事均无十分延误，唯一月中旬后事务益繁，又适遇吟兄之惨变，神经大受刺激，虽勉自镇静而畏寒，腹痛常发，遂不得照常工作，对人对事均未圆满为可憾也。”这个吟兄，是陈布雷的连襟，厌世而服安眠药自杀，此事陈布雷感触颇深。一月之中做了那么多事，陈布雷不是派细账，而是心血之透支，他不但要为蒋介石写文章、办文电、接待客人，而且还要为宋美龄改文章，自然是心劳日绌，不胜其繁。有时，他就谢绝了，如8月9日日记中记：“七时起，今日天气稍凉，但精神仍未恢复，阅情报二十件，处理私函五件，十时楚公来访，与偕往中四路，谒稚晖先生，相约过江，赴委员长午餐之约，十一时五十分到达官邸会谈今后抗战局势及应付汪精卫之办法，楚公携有拟就方案，委员长即为阅定之，一时三十分午餐，与蒋夫人谈三十分钟，彼意欲余发起一女子写作协会而担任指导，余婉谢之……”特别是为蒋介石起草《八一三告上海人民书》，又费了陈布雷几天脑筋和心血，8月10日日记中记既为蒋改《告全国士绅书》脑痛欲裂，“午餐后，委员长来电话三次指示八一三告上海民众书之内容，二时校阅委员会‘领袖的认识’初稿陈述意见三点，即以原件寄还，五时后着手起草八一三告沪###……至夜十时三十分脱稿，长约三千五百字，十一时五十分寝。”8月12日日记：“七时三十分起，以昨日拟就之告沪民众书缮正稿送呈核阅，复校一遍，自觉不能满意，抗战书告太频，国人心里喜阅缴昂、单调之音，与欧美人之崇尚平实者不同，使执笔者最感支绌之苦，想必有多人与余有同感也……”可是蒋介石还要照老调子改，8月12日日记中记：“七时三十分起，昨呈核之稿，已奉发下，再命补充一段，又略有修改处，乃重为整理之，至十时三十分修改脱稿，携往军委会呈阅……三时（午后）餐毕侍委员长谈话，四时将核定之稿携归，即交发表……”还要“核阅文件十八件，情报八件，十一时三十分寝……”，一篇《八一三告沪民众书》，3500字，从8月10日改到8月12日始成，还要办几十件公文，仅此一件事，也可看出陈布雷之辛劳，而且“最感支绌之苦”。有时，陈布雷也有点小牢骚，为蒋起草《告国民书》，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始动笔，题目太大，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蒋氏夫妇对陈布雷的厚待，却使陈布雷感激涕零，1939年年底，陈布雷身体又支持不了，如12月13日日记：“……精神疲滞散乱，视昨日尤其不得已具书委员长请给假四天，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顾孱躯如此，何以报之乎，阅六组四组文件如常，闻溪口被炸，十一时寝。”12月14日日记记：“九时起，昨夜未服药，睡眠尚佳，但仍多梦，而梦境仍极复杂，知脑病非仓猝间所能痊愈也，续得消息，知毛夫人意以避匿墙下，为墙倒所压毙，如此慈祥宽厚之人，死于非命，殊可痛矣……”这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日机炸毙，于是在12月19日“发致经国兄唁电。”12月20日日记记：“……精神依旧颓散，此次之病不易恢复、如此始非始料所及也……”，12月22日日记记：“九时卅分起，委员长嘱张副官来电话，询病状，告以尚未痊，可想其待报之后必感十分烦闷。如此痛躯，真不堪厕居侍从人员之列，为之奈何……”12月25日是陈布雷50岁生辰，12月24日蒋介石给他这位忠实之部下祝寿，评价倒很合实际，更使陈布雷感激之至，12月24日日记中记：“……旋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饼饵相贻，亦函谢之……”12月25日日记中，陈布雷作了一次人生小结：“……今日阴历十五，适为余四十九年前诞生之日，浮生草草，忽遇中年，溯往思悉，但有感喟，自念资性，本非下愚，家庭庇荫，亦视常人为优厚，然蹉跎半生，终无成就，朋辈或以蓄德能文期许于余，然余实自知辜负天赋，辜负环境之罪恶，为无可追赎也，曾涤生之自箴曰‘聪明福禄与我者厚哉，弃无而佚是及凶灾’，而今而后唯当勉为自强以期补过而已，委员长及夫人约午刻到邸欢叙，知宾客甚多，且余亦另有成约，遂辞谢未往……”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确实不薄，陈布雷身体不好，就让他休养，而且还为他选休养地，陈布雷生日，就亲书祝贺，如1939年上半年5月1日，陈布雷日记中有载：“……接委员长手谕，嘱余可赴滇休养一个月，此正合余意，但就职务言，实觉无法远离，甚感踌躇……”5月2日又记：“……应召到官邸，委员长询余病状，问是否赴昆明，余不拟赴滇，遂答以至成都小住……”于是就到缙云山休养，休养中还为蒋整理抄写日记，一次就抄写4800字，5月9日日记记下：“……阅十六、十七两年日记（蒋之日记）颇忆蒋先生当年所处环境之困苦而终能积极负责以完成北伐，其毅力盖任何人所弗及也……”
陈布雷在陪都第一年（2）
陈布雷是很重视修养的，在1939年，他在日记中恭恭敬敬用非常美的毛笔字写下了《五箴》，这是他修养的五条体会，开首还有一个序，“《五箴》并序：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甚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未疗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下面是《五箴》全文：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昔不可迫。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以谖。
居敬箴
大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汝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欢。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虽敌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份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扰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遇骇。骇者终明。谓要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阮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髦。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一无知。曩者所欣。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虽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陈布雷也常以一事触景生情而慨叹名心之累，在1939年的10月31日日记中记下了一学僧自杀之事，当时他正在缙云山中病休，日记中记：“山中寒甚，今晨温度更低，睡至十时十五分始起，至大殿前后徘徊许久，若有余恋，益四个月前之寓居生活，使我对此山寺发生相当之好感也，惜雨后路泞，不及外出散步游眺，又不克一访教理院诸法师，殊为憾事，闻乐儿言教理院本届有学僧某，毕业试验成绩列上等，以教授评卷所给分数稍苛，不获冠军，忿争于教务主任法舫，法舫呵斥之不服，命曳出山门外，该生一时气急，竟以小刀割喉毙命，出家人名心之浓如此，可见教育之不能改变人性矣，为之慨叹不止……”
陈布雷在1939年还作了几首诗和代拟国歌歌词，如7月27日登峨嵋金顶，他写二首五言绝句，一副对联。
朝霞吐旭日，晓月舞清风。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嵋峰。
云海云山云顶寺；道天道地道中人。（在金顶卧云寺东北岗上，偶成二语）
步上峨嵋顶，强消天下忧。
见寺悲慈母，望儿赋独游。（下山途中作）
国歌稿（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战胜强权，平定东亚，中华民国革命，功盖古今，威震迩遐，完成国民革命大中华。
民族解放，民权吐芽，民生发展（经济独立），自由开花，建立三民主义大中华。
五权平立，五族为家，中华统一，民主礼嘉（民国天涯），创造五权宪法大中华。
又改定稿：
一、战胜强权，安定东亚（复兴中华），国民革命，功超古今盖遐迩（气壮山河盖遐迩），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大中华。
二、民族解放，民权吐芽，民生发展（独立），民主重开自由花，实行三民主义建立大中华。
三、五权并立，五族为家，中华统一，民国万岁颂永嘉，遵奉五权宪法统一大中华。
这首国歌并未正式谱曲，终蒋介石政权，唱来唱去还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陈琏陈布雷在1939年日记中所记内容多方面，如青海马氏家族，贺泰戈尔80寿辰，蔡元培追悼会，与张国焘谈话，与太虚法师函信，张季鸾有关外交问题长文，都有摘录记载，其中3月15日日记中记有“……委员长命检去年2月10日新华日报所载毛泽东之谈话，交正中书局翻印一百册备用……”，又摘录蒋介石给他的手谕：“去年五六月间，汉口新华日报所载（毛泽东一篇）关于总理遗教之论文各点应作批评，共产主义者曲解之材料，又，总理关于共产主义所说各点，均请摘来并注述意见呈阅，如兄无空，或另派其他相当同志代笔亦可，最好于本星期五以前呈阅。”对毛泽东论新阶段文章也有评价：“……傍晚阅毛泽东论新阶段，###之辩才无碍，主语措辞对内对外，均似异常周匝，而又不失刺激性，然其不肯抛弃国际背景，决无补于国也。”
陈布雷在陪都第一年（3）
陈布雷对家人及家乡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如1939年3月29日日记中记：“……自思在此战时……不能管教子女，使允默独任其艰劳……”4月4日日记中有记：“……今日为儿童节，明乐两儿要我讲故事，为讲述儿时之生活，并勉以强身立志之重要……”特别对陈琏多有叙述，如1939年6月19日日记：“……接怜儿来函，志愿学习工科，拟入机械或化工系，心许之……”10月17日、18日日记都记有：“……返寓休息，怜儿在寓，知明日将赴滇就学矣”，“八时十五分起，怜儿已于七时动身矣……”陈琏最终学地质，入西南联大，是1939年10月18日赴昆明的。陈布雷身是在四川，远离家乡数千里，隔万重山，心犹系念家乡，3月21日日记中记：“……阅报知十九，二十日，日舰在镇海口外发炮数百响，并窥视余姚洋面，想吾甬人心极震动，遥念家乡，悬系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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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1）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委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对汪精卫“艳电”之处置。
蒋介石说：“除夕之日，我已嘱布雷拟电稿，晓汪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他话还未讲完，林森气呼呼地说开了，这位老先生讲话从来是很稳重的，可是这次很激动。林森还未讲完，张继、吴稚晖也愤慨陈词。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
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在全会期间，蒋介石出席演讲六七次，陈布雷整理讲词记录，都做到了随到随办，毫无滞留；又参加了宣言起草（戴季陶主持）。二三月间，为蒋介石撰拟文字最多，如《行的道理》、《政治的道德》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其他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也写得不少，写来也觉顺利，胜任愉快。
在重庆期间，陈布雷有几次休养。第一次是1939年4月以后，他体力不支，精神疲惫，但以工作繁忙，未便请假，可是蒋介石夫妇倒看出来了。有一天，宋美龄亲自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主席很不放心，嘱我告你，是不是易地疗养？是不是到昆明去休养？那边气候好。所有休养费用，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
陈布雷感激涕零，只是说：“多谢蒋先生和夫人关心，去昆明太远，万一蒋先生有事，恐有不便。”
一直到5月7日，宋美龄又亲至美专街，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移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
陈布雷到重庆近郊北碚休养去了。他在回忆中说：“5月8日到北碚，12日移往缙云山中之石华寺。缙云山原有相思寺，系唐时古刹，近年设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之徒法尊任院长，彼此有交谊，余乃赁其别院之石华寺东厢以居，凡休养五十二日。其间即在山中为蒋公补辑民国十六年以来各年之日记，盖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为水浸入有剥蚀者，蒋公命余为之整理并督查补重订，凡六周而毕事。又为蒋公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虽在休假中亦有相当工作，然山中气候凉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余，诸患渐除，乃于6月30日下山回渝销假。”
7月初旬，陈布雷精神复原，又为蒋介石撰拟并修改了抗战二周年《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告日本民众书》及激励将士通电和若干对外函札等。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蒋介石给陈布雷写了“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的祝词后，陈布雷道谢。这时，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一件事：
“接到经国电报，日机在农历十一月初二轰炸溪口，以丰镐房和文昌阁为主要目标，经国的母亲、我的外甥宋涨生、教过方良（经国妻）国语的董先生都被炸死。经国奔丧回赣后来过电报，其母满七时（即死后七七四十九天），经国又去溪口，住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的日谍侦悉，正月初二又出动大批日机，狂炸武岭公园……”
“那经国兄……”陈布雷猛地一惊，问。
“经国因年关在即，在年前赶回赣州，总算安全。但是武岭公园附近建筑物被严重破坏，居民死伤之惨，为历次轰炸最严重之一次。”蒋介石言之悻悻。
“日寇就是正对统帅，”陈布雷也不禁义愤填膺说：“蒋先生，你的行踪确实应该严加保密。”
陈布雷对侍从室人员更加强调保密的制度，说：“侍从室的人员绝对不能多嘴，如有一点泄露，就要误大事。”
有一次，当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开会之前，蒋介石由重庆九龙坡乘专机向西南飞行。这一消息本来是保密的，可是外间有人一开口就说：“委员长到非洲去了。”陈布雷一听，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说：“我家隔邻是委员长的随员，他的副官对我说，他收拾了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几套白色夏衣，现在是冬天，为什么带夏衣？再者，在九龙坡的路上，有宪兵布岗，飞机升空之后，向西直飞，不是去非洲又去哪里？”
。。
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2）
陈布雷惊得两手都发抖了。
1944年3月，陈布雷身体又复不支，蒋介石这一次批准陈布雷赴成都休养。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的国民大会堂举行。这一次只有大会的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谁知大会讨论时，有的代表说：“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陈布雷当场落泪，他想不通：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调协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有的代表劝解那位发言人落座，宣言总算修正通过。陈布雷痛心大会意见之分歧，感到政治这事太难搞，心情抑郁不振，身体更垮了。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
1938年以前，重庆美专街一带还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楼，这就是美术专门学校。因为抗战关系，美专疏迁乡间，那座楼房就由退到重庆来的国民党###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两所小楼，便是美专街1号和2号。由一条斜街走进1号大门，步上台阶，这就是陈布雷的寓所。1号的楼下，一边是饭厅，一边是办公室。侍从室第2处几个职员就在室内办公。楼上的大房间，是陈布雷的办公室兼卧室。楼下楼梯旁边有一个亭子间，是翁祖望秘书的办公室兼卧室，翁是陈布雷的妹夫，曾作过大学教授，他经常守在亭子间内办公文与接电话。蒋介石的官邸随时有电话来，翁接听后立刻报告陈布雷。楼房阶台下左边另有狭窄的小房间是叶实之秘书兄弟的住宅。台阶下右手补建的一座小楼房，则是第5组办公室，在这楼建成以前，第5组几个职员则在2号办公。
陈布雷这个侍从2处，可谓人员精干，设备简陋。他始终不肯扩大编制，也不肯多花钞票讲究排场，这大概也是蒋介石赏识陈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陈布雷自己带头，实际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务接洽之外，很少与各机关交际，甚至私人亲朋，也很少往来。即使有应酬，也必定问清晤谈和餐会的地方有无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陈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介石的传见。这也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视作左右手的又一个原因吧。
陈布雷一再叮嘱2处工作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2处的每一个职员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处理，决不告诉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头接耳。至于蒋介石的行止，从不探问传言。因此，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陈布雷白天处理公事，参加必要会议，晚饭后与各组长讨论公务，以第四组为中心，几乎每夜都提出报告，商承处理。如有重要文告，陈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发抄，才上床略为休息。不熬夜的时候，也常在11点钟，先吃两片安眠药，精神反觉旺盛，再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药，才睡两小时，也就起来了。翁秘书一接到官邸电话，陈布雷就是睡着了也立刻起来赶到蒋介石那里去。叶实之是党务秘书，凡中央党部文件应请示蒋介石者，即由陈布雷亲自进呈核示。这种连日连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宋美龄。宋美龄总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于右任陈布雷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陈布雷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但陈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说过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与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就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提到少数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陈布雷后来以撰写文告知名于世，而世人却很少知道他草拟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陈布雷说过，而蒋介石对于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为了一气呵成，为了保密，陈布雷甚至午饭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楼。
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50岁生日。但是他不愿祝寿，在前两天，他找了程沧波商量：“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陈屺怀）、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友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
当时程沧波住领事巷康心之公馆，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请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陈布雷很高兴，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领事巷。可是程沧波却为陈布雷布置了一间简单寿堂，挂上寿联，高烧一对红烛，还有叶琢堂等人送的两只花篮。
“我准备晚间为先生举行小酌，只请了于右任、叶琢堂、张季鸾、邵力子诸先生，还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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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澹泊明志”（2）
“沧波兄，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
“都是一些老朋友，晚餐后，大家提议陪寿翁雀战。”
叶琢堂说：“布雷兄不仅抗战后从未作此消遣，据我所知，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叶琢堂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三人陪寿翁雀战”。
“四个新闻记者打麻雀牌，我老记者观战呢！”于右任手拈长须说。
4个人一共打了8圈。陈布雷对“自摸双”仍感极大的兴趣。8圈既毕，时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咖啡谈天。陈布雷多年来未有这样轻松而活跃过。第二失一早，朱家骅也来祝寿了，陈布雷说：“不好了，这里也不能安居了，还是回去。”
回到美专街1号，秘书双手递呈给他一封军委会的大信封，说：“委员长亲笔贺词”。
“什么？”陈布雷拿着信封的手激动得发抖了。他打开信封，是两张军委会的公文信笺，蒋介石亲笔写道：
布雷吾兄五十诞辰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蒋中正敬书
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顺颂
时祉
中正手启十二月廿四日
陈布雷双手捧着贺词，喃喃自语：“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蒋介石贺陈布雷五十寿辰手迹他又说：“知我者蒋公也！”蒋介石用诸葛亮说的八个字来表彰陈布雷，使陈布雷更感到“知遇之恩”不得不报；何况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墨宝”，不正像接到皇上的御笔一样吗！
蒋介石把陈布雷当做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陈布雷也决心要从一而终以报恩宠。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1）
陈布雷木刻像，系1940年其九妹陈玲娟所刻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抗战救国的高潮中，不得不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撕破脸皮，动员全民抗战。这一点也确实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们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轰炸，不但要炸死他，而且也罹及他的家属。以炸迫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套方法。后来，汪精卫公开投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了这个儿皇帝，更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这一点，陈布雷是完全了解的，也是深有所感的。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得到民心，这就是坚持了抗战；如果像汪精卫那样，则必将遗臭万年，不齿于炎黄子孙。但是1940年春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在与陈布雷的一次谈话中却泄露了他积郁心中多年的忧虑和###的打算。
他说：“布雷先生，从戴笠的报告中看来，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外围有了很大的发展。”蒋介石皱着眉头，铁青着脸说：“据密报，共产党、新四军有一个‘三山计划’，要打通四明山，天目山……要把过去江西、福建苏区都连成一片。到那时候啊，他们羽翼丰满，江南大好河山将一片赤化。这是心腹大患啊！”
陈布雷还是有点书生气，他对共产党并无好感，但是国共合作抗日这是讲明了的，他支支吾吾说；“新四军不是打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吗？”
“这是公开讲的，明的，但是他们发展势力，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不加以限制、防止，弄得不好，又会造成民国十六年北伐那时局面，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结果把我们也打了进去。”
“那该怎么办？”陈布雷问。
“最近我叫戴笠物色了一个人选，准备派他到京、沪去，到汪光铭那里去……”
陈布雷没有问，只是双目紧紧地盯着蒋介石。蒋介石干脆讲明道：
“这个人你也认识，他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现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专员与区保安司令。”
“唐生明不是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的活动吗？”陈布雷有点奇怪，因为按说唐生明是反蒋派。
“不错。正因为这样，他与汪兆铭方面的人都熟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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