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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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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南京没有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下。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蒋介石在上海诊治时，又请了一个土医师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随后又到了奉化溪口休养。从1937年1月下旬到6月下旬，先后住了110天，这是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在家乡住的最长时期。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又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陈布雷在溪口时住在文昌阁临溪的小洋房内。有时上坟庄，就是蒋母墓庐的平房内。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
“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蒋介石喃喃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他写下了：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
蒋介石给何应钦手令，要他停止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写到这里，陈布雷心中很烦，他编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客人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永昌、贺耀祖，还有于凤至（张学良夫人）、李志刚（张学良副官）来要求释放张学良，因为张学良也被带到溪口了。汪精卫、褚民谊也来探望。4月4日，蒋介石又为他的长兄蒋介卿大出丧，一时溪口名人汇集，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都来吊唁，弄得陈布雷脑子嗡嗡发响。他本来是最怕烦的人，如今这场面怎么能写得出文章！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蒋介石有一天把他叫去坟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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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2）
“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吧，到里西湖新新旅馆去开一间房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在新新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了稿纸，有许多已团成一团。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戳，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夫人王允默又递给他一枝，陈布雷蘸了蘸墨汁，在纸上又涂了起来，一会儿又把纸捏成一团，掷笔长叹一声。站起身来，在房子内来回踱步，浓眉紧锁，脚步声也特别响了。王允默婉言相劝，叫他慢慢写，可是陈布雷忽然大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那就有多少写多少吧。”王允默说。
“唉！”陈布雷又戳坏了一枝狼毫笔头，大声道：“叫我怎么编得出？你不懂！你不懂！”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
“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
“唉！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他把笔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
“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西安半月记》后附宋美龄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也经过陈布雷的润色，由正中书局出版，畅销30余版，不管怎样，总是中国历史重要资料。中外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其引言云：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却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炎黄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已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助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处患之智不遇；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堕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辨。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却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与方之罪而已”。“西安半月记”始于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日云：‘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常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自分殉之身，乃得重返国都，询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对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结。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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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3）
蒋介石这段话，还是把中共定为“匪”，还是痛惜“八年剿匪之功”，“堕于一旦”，而对中共、张、杨要求抗日之大义一字不提，但是实际上再要“剿匪”已剿不下去了，全民族抗战决心已经造成，此一民族激情已不可阻挡，你不抗日也逼着你抗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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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1）
拙作《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节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馆编蒋介石命他写的自叙《西安半月记》，思想上很矛盾，戳坏了几枝笔头。这一事实陈布雷日记中并未明载，只说是“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说白了，就是陈布雷自到侍从室后，确实把自己整个身心依附在蒋介石身上，凡蒋介石想要向国内外表达的意思，几乎都要用陈布雷的一枝笔表达出来。不料，宁波有一个人，从陈布雷亲属中借来日记后就著文在报上不指名的指我，“美化”陈布雷，其理由是，陈布雷在日记中并未有反对蒋介石的话。从陈布雷来说，自从他跟上蒋介石以后，其政治立场当然与蒋一体，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观公正的，并未有任何美化之话，陈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杀，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视为是自己的主公，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这位先生意谓我这几十字描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界比较自由和开放，不会无限上纲，扣上我什么帽子。其实，我这几十字描写还是有依据的，这就是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陈静娟，当时都在杭州，看到陈布雷心情烦躁，都劝说过他，而最早把这一细节用文字公诸于众的是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也就是五妹陈静娟和翁祖望的长子。我认真查看了陈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之后，陈布雷虽没有明说，却屡屡记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陈布雷从内心讲确实是不愿从政的，只是因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是在报纸中写文章出名的，当时的思想是颇为自由的，人格也是独立的，进入侍从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实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终处于心理的矛盾状态中，日记中也略有反映，不过比较隐晦，有时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记中就有记载：
……代拟致各省府注重水利行政及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要点一电，自晨九时着手至下午四时仅成其半，心思拙滞，不能下笔，因此文同一题材已重写三次也，遂暂置不复再写，往山下散步约四十分钟而归，觉汗出呼水擦身，晚饭后继续为之，至十时卅分始完，内容夹杂、文字之恶劣，为余生平所仅有，思之怅然……
陈布雷还只是写指示国民经济要点等一般文件，尚且“心思拙滞，不能下笔”，“思之怅然”，如果政治性大文章，有时那就更加难以下笔了；试想，一个人，一年到头，整天到晚，绞尽脑汁，为蒋介石一个人写文章，蒋介石此人并非文盲，也有文字水平，但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有他的思路，叫陈布雷改来改去，有时改了十七八遍，这叫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有时非要按蒋介石的思路去写，陈布雷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只好徒呼“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过了两天，8月9日日记中又有一记载：“……委员长核定致各省政府治水利及国民经济建设之电稿即交××等（字迹不清），分缮数份，下午四时拍发，一面专送中央通讯社发表，并交与秘书译英文，数月来几经斟酌之一篇难文章，今日告一段落，心中为之一快，然此后如何实行，又一难题也。”这篇难题文章算暂时批准通过了，可是今后还有“难题”，此难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样文章是否能实行？一是今后这种难题文章是否还有，陈布雷后来还是碰到许多次，陈布雷所以心中始终想脱离侍从室，跳出这一圈子，这种心迹，在日记中多有反映，何况不仅仅是写文章，还有政治圈子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使这个书生难于应付，如1935年11日30日日记中记载了“一中全会后之中枢政局兼华北情形”有一段记载特别明显：
……邹海滨先生来访提出意见十项，除积极对外及中枢改造外，其余皆为人事问题，而蒋先生有所要求予，不愿参加意见，允为转达，但心中非常不快，以为天下最苦之人莫过于有权可以给人一些什么的人，而天下最舒服的人乃是昂头天外可以伸手向人家要求什么之人也。趁火打劫有挟而求则又当别论矣，对付此等人之办法唯有请君入瓮，使之易位而处，俾不复得站在圈子以外，以名位自居而也要尝尝“被人家等逼迫，被人家责骂，还要忍气吞声来敷衍人家”之痛苦，但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更迭上下亦既多矣，忽而参加中枢，不负责任而去，忽而倦于反对，又思不负责而来最丑劣之局面，无过于民国二十一年之春，然而当时拂袖离京，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之政治家，至今仍腆然列中枢要地，而不知愧也，此负责者所以终不能将国事整理之总原因欤，在政治舞台静观若干年，大抵皆“只见和尚吃馒头，没有看见和尚受戒”之垂涎者流，苟知僧必受戒，此次中委选举，亦不致光怪陆离，有此现象，至如余者明知做了和尚必须受戒，且自知这一副皮肉是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不由己之香灯侍者，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乃蒙此不白之大冤也。……十二时寝。
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2）
这一长段日记并非是指蒋介石，而是指中枢中一翻来覆去之大政客，我疑是指汪精卫，因有十几字被用墨笔涂掉了，这一段日记的关键是陈布雷自省“做了和尚必须受戒”可是“自知这一副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非皆不由己的香灯侍者”，而且还大发牢骚“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陈布雷不愿从政，而已经从政，卷入了政治圈子，心中懊悔不已，这就是后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最根本的原因。
紧接着1935年12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就记下了想辞职的想法：
……以昨晚谈话太迟，且闻有将任予为中政会副秘书长消息，心甚紊乱，予自审作一秘书，承命为例行工作，必勤必慎则就为之，若责以周旋肆应，综览会务，则个性绝非所近，数年来浮沉人海，唯赖心无希冀，得免他人之忌，今必强之，居繁要之地，几何其不公私两毁乎，念之殊为悒悒……
但是，蒋介石一定要陈布雷这个“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的”“香灯侍者”上台，陈布雷真是苦恼极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记中记下中常会、中政会选出中常会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汪精卫为主席，“均以蒋先生副之”，下面就是有关他自己的事了：“中政会设正副秘书长，顾孟余为正秘书长，而以予副之，昨晚专函辞谢，竟不发生效力，今日在大会又不便单独言辞，任务日重，孱躯如故，念念殊为惴惴，会毕后偕佛海回寓，谈商久之，终不得摆脱之法，”下面还记下了程沦波、蒋伯诚、邵力子夫妇与其谈话，陈布雷辞职之心还不死，“夜八时赴军校官邸，谒蒋先生，对中政会事仍拟恳辞，未获允许……”以后，陈布雷心情一直很坏，且看12月13日日记：“……昨晚虽睡定八小时，但连夜多恶梦，心思烦乱不宁，今晨虽强起，精神疲倦已极，闻电话声及户外电铃声，辄觉心跳不已，晌午又觉体中发冷，手颤脑晕，心思极度烦躁，午饭时勉强到餐室对食欲呕，急上楼休息，念近日中枢改组之际，人事必极纷繁，散乱如此，勉强留京，必致疲于应付，而心病势必加剧，与其公私两误，不如暂时请假，遂决意向蒋先生陈明实情，请假一月，四时作函一缄，命学素至军校，托汪秘书（按：汪日章）转呈，六时卅分，学素偕汪秘书来，得蒋先生覆函，准假一个月，汪秘书言，蒋先生接阅余函，叹喟不已云……”12月14日，陈布雷想动身去上海转杭州休养，他在日记中还是叹息：“……偌大首都除力公（按：邵力子）及佛兄（按：周佛海）外，竟无真切知余者，处世之拙如此，自思可慨甚矣，回首都门，惘之无尽，此行情绪与二十年冬离京时又不相同矣……”12月17日在上海日记中记：“返沪休养已三日，每睡必梦，自知此种症候，完全由于忧思太过之故，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予之所患即在此心太不空闲，无事时忧有事，有事时虑其事之恶化或扩大，甚至某事略有朕兆，而予已觉其事必演成不可收拾之景象，大哥昔日评余所患为‘怯病’，年末虽勉自克制而痼已深，终不克完全解除，读书数十年，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2）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他在1月21日日记又发作起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的人，来感此痛苦呢？烦闷之至！无味之至！”1月23日日记中记：“……以见我近日太疲顿也，蒋夫人来谈，对予多激勉语……”1月29日日记中记有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事：“……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余愧为慈溪人而到慈溪北乡尚是生平第一次也……”2月3日日记记：“……西安昨发生兵变……王以哲被害……”这时已奉命写《西安半日记》至杭州，2月10日日记记：“……以今日为旧历除夕，外人商店放假多来杭游览也，乃决定移寓于新新旅馆……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至夜九时仅成三页……余亦倦于执笔遂中辍……”2月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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