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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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造错觉之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一）中国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引言》部分一开头说：“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智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写到这里，陈布雷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烟，因为现在讲“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很可能会被青年学生骂作汉奸，那中央大学学生请愿时，涌到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一时火起，把红、蓝墨水当做武器，弄得王正廷下不了台的情景，陈布雷是知道的。而这个王正廷，浙东奉化老乡，在巴黎和会时拒绝签字，不是也以爱国而赢得过广大青年的爱戴吗！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无非是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爱国而变成卖国，终于下了台。陈布雷越想心越寒，但是他不得不写下去，反正不是以自己名义发表的。第八部分《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陈布雷挥笔写道：“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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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3）
《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
　　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道：“蒋先生，徐道邻文发表，各报转载，徐名噪一时。徐道邻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冯玉祥主使所杀，更为轰动！”
　　“没有其他议论？“蒋介石问。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谓此文非徐所写，而出自别人手笔，且系当局授意者。”陈布雷已经听到有人猜测是他所写，但他不敢向蒋介石说；还有更难听的话，他更不敢说。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写道：“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致萧军、萧红的信。——编者
　　1950年9月，台湾重刊此文时有一段前言。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号《外交评论》杂志刊出徐道邻‘敌乎？友乎？’一长文，极受国内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为重视。徐道邻因此文之发表而名噪一时，后辞官控告冯玉祥为杀死其父徐树铮主犯案，更为轰动，但当时社会对此文半信半疑，有谓非徐所写而出于布雷先生手笔，且系当局授意。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蒋总统之前前言：‘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篇，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各族之前途乎’！”（见《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57页）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依傍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侍从室与陈布雷（1）
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因为，首先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的，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放出去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
　　侍从室这个机构的成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在1932年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到处“剿共”，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行营；他时常出发到鄂、赣，亲自“督战”，随身带着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当时杨永泰建议，把这些跟从他的亲信组成一个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这是初期阶段。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次年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根据地，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准备召开“国大”，这10年间，侍从室不断扩大，从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处扩增到三个处。这是侍从室发展的重要阶段。陈布雷在侍从室二处任主任，一直到1945年11月底侍从室撤销，分别编入“国民政府”（后改为“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机构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陈布雷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陈布雷在前十年，基本上还是客卿身份，蒋有要事召来陈，陈为蒋起草重要文件。自从到了侍从室后，才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办事。要说清楚陈布雷与蒋介石后期的关系，先得把侍从室这个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内幕介绍一下。
　　侍从室的改组是由钱大钧、陈布雷两人直接在蒋介石授意下进行的。时间在1936年1月。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调换了7次，按次序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第一处下设第一组（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事务。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科员、司书以及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侍从室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考核等等，无所不管。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要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直接领导和指挥。
　　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侍从室二处辖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组。各组组长大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如侍四组组长陈方，侍五组组长李惟果，侍六组组长唐纵，都一直担任组长职务。其他人事在这十年中变动也不大，比较稳定。这与侍一处有明显的不同，大概也和陈布雷这个人十年来一直担任侍二处主任有关。
　　侍从室还有第三处，是1940年在重庆建立的，下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组，专门办理人事，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名册和全国简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
　　侍从室二处各组的情况大致如下：
　　侍四组和侍二组同属侍从室的核心。主管事务是政治、经济和党务，也包括蒋介石急办的其他机密案件。
　　组长陈方字芷町，江西人。他在杨永泰培养下，在南昌、武昌行营里任过秘书。陈方，人称江西才子，处理文书敏捷周到对诗词书法也有一定功底。1945年侍从室撤销，成立政务局陈任局长；1949年，他在香港忧愤而死。侍四组组长以外，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十来个人。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汪、俞主要担负机要文件保管、收发任务，蒋出发时，跟随行动。
　　侍五组原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工作，人员一律按照上校军衔待遇。约在1939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国民党党、政局级人员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则由李惟果任组长。李系留美学生，懂外文，开始在设计委员会工作，为陈布雷所赏识。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原侍五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改为主管处交行政。还有蒋介石的速记人员也列在侍五组编制之内。
　　

侍从室与陈布雷（2）
侍六组主管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军统和中统的密报文件，凡中统的用徐恩曾名义直接封送侍二处第四组，而军统的则送侍一处第二组。其他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阅后，会同侍一处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庞杂，始专由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唐纵是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做过驻德武官。1946年春当了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蒋直接掌握，受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的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来往电报，由蒋介石的同乡毛庆祥为组长。
　　陈布雷与侍从室同始终，他一直跟着蒋介石，非常熟悉蒋介石的意图，只有他代蒋起草的文电，蒋才满意和放心。因此遇到重大事件，蒋时常召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蒋介石每次要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事先总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但都要经陈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有时候会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再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陈觉得蒋的原话不妥或者用词粗俗，就文饰一番。但蒋却常常照自己意思大删大改。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他处处留心，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亲自一一审阅，务求能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
　　此外，陈布雷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无论是蒋在驻留期间，或出发到各地去，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动，填写日报，交给蒋的“官邸”侍从秘书汪日章和俞国华，再汇送给陈布雷，按年月编制“实录”。抗战后期，才将这项工作交给秘书萧自诚协助办理。陈布雷把这个当成皇帝的“起居注”一样，办得非常认真。
　　陈布雷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住的地方简直像一座古庙，寂静得令人可怕。他讲话总是细声细气，即使是怒气万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平息下来。陈布雷很谨慎小心，在蒋介石面前或者在其他同僚面前也是恭敬有礼的。如果你不注意，他这个人似乎不在场一样。他在人前走路，也不会昂首阔步，而是静心静气，轻手轻脚。他跟了蒋介石22年，为蒋介石写了不少文章，但并不感到写文章是一件乐事，他说过：“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工作。”陈布雷在国民党内，虽然位居中委，但是却自诩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人士；他不附CC系，也不依政学系；不靠孔、宋，也不投戴笠、郑介民。但是他却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陈自己也对人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
　　

随蒋巡视川、黔、滇（1）
侍从室建立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真是如鱼得水，形影不离。当时红军正开始从江西突围西进黔、川。蒋介石准备亲自到川、黔一带督战，同时着手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准备带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先入川，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布雷先生，你是不是和我一起去？”
　　陈布雷作为幕僚长，第一次向蒋介石进言：“蒋先生，汉、唐、宋之时，我国历史上有数次都亡于藩镇之乱。现在国家还未统一，地方派系不一，不仅是红军之乱，环顾西南，川、黔、滇、桂、粤，北方晋、蒙、冀、鲁等，仍是群雄割据状态。再加日本窥视，箭拔弩张。蒋先生正可以万重之身，巡遍各地，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统一部署。布雷以为四川势均力敌的地方派系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缵绪等，最为复杂，正宜从川省下手。”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书生的意见很不错。他说：“我拟先搭法国轮船溯江西上；你可以把侍从室事交待一下，随后来。”又说：“四川这个地方，自古称天府之国，刘备立蜀，三国鼎立，是一块宝地啊！可是地方派系不一，互相火并，民不聊生。”蒋介石详细讲了四川币制异常混乱的情形。“一省之际，各派自铸钱钞，互不通用，铜元大小面值不一，省外根本不通用，影响国计民生甚大。”
　　“蒋先生，秦皇嬴政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四川也应采用全国同一货币——法币。”
　　“你的意见很对，”蒋介石点点头又说：“刘文辉、刘湘叔侄火并，田（颂尧）、邓（锡侯）也时常开仗，他们互相残杀兼并，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预支钱粮有四五十年者，据云有时一方退出，新占领一方又要百姓重新完粮纳税。你知道范绍增这个人吗？
　　陈布雷摇摇头说：“不很详知。”
　　“范绍增用10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周围砌起石城墙，高约一丈五尺，宛如城堡。里面有高尔夫球场、养虎室，两大厅备有落地唱机，跳舞厅皆为柚木条嵌地板，华丽赛过外国贵族庄园，关着九个老婆……”
　　陈布雷想，蒋介石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具体？他说：“蒋先生，对这种人当以削除为上策。”
　　蒋介石摇摇头说：“布雷先生，不能这样做，他们都有实力呀！我只能利用矛盾，分而治之，安抚为主。范绍增可以给他一个师长当当。刘文辉被其族侄刘湘打败，我拟让刘文辉到西康当省主席，刘湘可以主持川省政务，杨森则放在重庆……”
　　陈布雷很佩服蒋介石在人事上的一套策略。
　　“蒋先生的警卫工作，布雷很担心。”陈布雷对其主子的安全确实不放心，四川的情况也够复杂了。
　　“我已作了安排，贺国光所率参谋团，乃中央军之精锐，足可慑服群雄。我拟给他们开拔费100万元。侍卫长何云何玉龙，任过杭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但熟悉警卫工作，身体高大和我一般，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我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外人看见，认不出我和他，可以乱真。”
　　陈布雷是由汉口乘飞机经宜昌再飞重庆的，他住在上清寺陶园，很少与四川的各界人物接触。他厌恶那些地方军阀的送礼、请客、结交，他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很少露面，也不多嘴。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寄重事权于刘主席甫澄（刘湘），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心，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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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巡视川、黔、滇（2）
陈布雷所说的“剿匪”就是追堵长征北上的红军。蒋介石在四川布置好堵截红军的计划后，又带着陈布雷到了贵阳；也是为了堵截红军的事。蒋命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赶筑清镇飞机场，王家烈征集民工，号称“铁肩队”。陈布雷看到那些民工，鹑衣百结，补丁摞补丁，已经没有原来的一块布料了，他深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话太真实了。
　　蒋介石派空军侦察轰炸，又调了薛岳的部队跟踪追袭。有一次，斥候来报：“红军离贵阳只有十几里……”
　　陈布雷想，这不是在唱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知道内情，直扑贵阳，蒋不是要做了俘虏吗？这时候，他正在替蒋介石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
　　蒋介石说：“布雷先生，这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为充实战力的具体办法，与《新生活纲要》同样重要。一为物质建设，一为社会改造。”
　　陈布雷看到蒋介石还镇静，自己也平静下来。当时的工作也实在忙，“追剿红军”，承转各件，他都要亲自处理呈蒋。
　　蒋介石每天清晨起床，冷水洗脸，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7时坐功，8时批阅陈布雷送上的文件，有时也自己起草文电。开会，作报告，是他的主要工作。
　　尽管地方军阀频频宴请，蒋介石却烟酒不沾，也很少用茶叶，只喝几杯白开水。
　　陈布雷对他这一套很佩服。蒋介石说：“这是我21岁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的，军人么，就是要有这点精神。”
　　晚饭后，蒋介石还自己记日记。他的日记本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
　　他还叫陈布雷从《孟子》中找了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作为座右铭，到了一地就挂在案头旁。
　　陈布雷还给蒋介石找了《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蒋介石亲自圈点写评语，还摘录几段。陈布雷把它再加上蒋介石的言行录，印发分送给各军将领。
　　随蒋介石出巡云南时的合影，前排右第二人起：周钟岳、龚自知、龙云、蒋介石、陈布雷、丁绍冠、陆子安、胡瑛、廖嘉铭、袁丕右陈布雷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草稿呈送给蒋介石审看，蒋介石逐字斟酌，逐句推敲，修改了几次。
　　过了两周，蒋介石乘飞机至河南、陕西、山西，又抵昆明；陈布雷料理一下事务后飞滇。
　　“云南王”龙云派人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都跟着蒋介石来到了昆明。
　　“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蒋介石说，“这一次与你别后，我到了开封，河南有刘峙在，问题不大。我叫刘峙要好好保护龙门伊阙，这地方好呀，可惜你没有去。”蒋介石对下属谈心聊天，相敬如宾的只有陈布雷一个人。他吩咐别人叫陈布雷时，总称“陈主任”或“布雷先生”。他又说：“在陕西，我去看了碑林和霍去病墓，墓的两旁石兽罗列，气势雄伟，俯仰之间，甚觉伟大。”其实，蒋介石是到那里委17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委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叫他们与甘肃朱绍良等互为呼应，进攻陕北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从陕西到山西，又与“山西王”阎锡山达成了由阎侧攻陕北红军的协议。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阎锡山真像土皇帝啊！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自造兵器，自成一国，真是土皇帝。不过阎部徐永昌对中央却甚表拥护。”徐永昌被蒋介石拉了过来。蒋介石想，现在也只能统一到叫阎###为止，以后事慢慢说。他又说：“我也去看了大同云岗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远超过伊阙，更富于西域风格。”
　　蒋介石像对知心朋友一样和陈布雷谈了几天见闻。
　　陈布雷说：“龙云主席这次给蒋先生随行人员都送了纯金纪念章一枚，蒋先生，你说……”
　　

随蒋巡视川、黔、滇（3）
“他的钱多的是，”蒋介石说：“也是一个土皇帝喽！只要他服从中央，###，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
　　陈布雷在回忆中说：“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淋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
　　陈布雷这一时期，忙虽忙，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在回忆中还谈到：“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转贵阳回重庆，又到成都，住陕西街行辕。这时候，南京来了几个客人，朱家骅说：“南京以蒋公外出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才勉得相安……”
　　陈布雷知道四川的事还没有“摆平”，他对朱说；“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任领袖所信任之人，共度艰难，忍辱负重，使中枢安定。”
　　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四川各派系军官。军官训练团办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大佛寺各庙内，不够住，在附近搭了帐篷。
　　这个军训团完全是军事编制，团以下设营、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二三人，全团约一千四五百人。蒋介石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教育长陈诚，团附邓锡侯、刘文辉。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川军中旅长充任，每一个连又以一个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都是川军的团长、营长以上中校、少校人员。
　　陈布雷住在新开寺一个小木房内，低矮如谷仓，为蒋介石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但是蒋介石并不全照念讲稿，有时信口开河训话。
　　陈布雷随同蒋介石去过临时搭的大礼堂。
　　大礼堂讲台上方横额“拥护蒋委员长”，下面贴上“攘外必先安内”大字。一是“拥蒋”，一是“###”，情势很显明。没有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只有一张“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标语。这样布置，研究的时候，陈布雷也在场，蒋介石亲自指示：“复兴民族就是抗日。不要公开提抗日，这样会惹起外交上的麻烦事。”
　　蒋介石在训话中除了反复讲全国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所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再就是讲为了复兴、建国，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天天骂共产党、红军。有时竟大揭地方军人的丑态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身旁经过，仰卧倨傲，丧失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陈布雷听了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知道四川军人不好对付，这样责骂恐刺激太深。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对陈布雷说了此事：“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的训话不知什么味道。刘湘大谈打游击，打日本；邓锡侯说什么‘过去枪口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一个领袖之下，应一致对外’；刘文辉更混账，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例子，大谈反对侵略，复兴民族，都离开了‘安内攘外’的原则，以后不要他们训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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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巡视川、黔、滇（4）
8月，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拟回南京去一次，布雷先生，你离家也有几个月了，和我一起回京，顺道到莫干山去访黄膺白，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带去。这个宪法草案，你还可以找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三人研究，有事可直接给我来电。我去京后，不几天就返川。”
　　陈布雷9月就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详加斟酌，另拟一修正案，花了几乎一个星期，携稿西行，再赴成都，交给蒋介石。此时训练团已结束，陈布雷住成都，比较空闲，往访成都文士所尊的“五老七贤”，一直到开六中全会才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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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之自负与陈布雷之谦诚
杨永泰陈布雷进入侍从室后，抗战八年，位置一直没有变动过。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一直很信任，不仅蒋氏夫妇，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陈氏兄弟以及蒋氏其他亲信与陈布雷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好。这里不仅有陈布雷的为人比较诚恳一面，待人以诚；而且陈布雷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家对这位夫子放心；尽管蒋介石几次想给陈布雷封官，如抗战胜利后想把陈扶出来给一个文官长当当，可是陈布雷始终不愿挤上政治舞台。这里就必然要提到蒋介石另一个重用过的幕僚长，那是在陈布雷进入侍从室之前的曾经当过委员长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比陈布雷要大10岁，也很有才华，17岁考中秀才，22岁进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到北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