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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崛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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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正在改变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的复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的大事。由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华民族追求国际正义的传统，由于中国巨大的战略潜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世界上不同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抱有不同的态度。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我们不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以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不必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崛起都拍手欢迎。无论别人欢迎与否，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中华民族愿意与否，都不能改变别人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态度和反应。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是中华民族自身。
掌握中华民族未来的是中华民族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华民族选择崛起，就是选择了竞争，就是选择了竞争对手。在拳击场上，两强相遇。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对手的精明和强大。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巍然屹立。几千年的博弈竞争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当今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拥有几千年世代相续的历史，拥有连绵不断的文化？中华民族是数千年博弈的强者。在几千年中，中华民族多少次登临绝顶而一小天下；又有多少次穿越惊涛骇浪而青山依旧！
中华民族是历史的强者。中华民族是清醒的强者。我们不想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了解别人；我们不害怕崛起道路上遍布陷阱，我们却不能不看清那些陷阱；我们不能选择世界，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选择竞争对手，我们却必须看清竞争对手；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竞争方式，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竞争方式，选择对我们有益的竞争方式。中华民族不害怕竞争，但是却不能按别人要求的方式竞争。中华民族不能把崛起的希望寄托于人，不能将崛起的道路放到对手的掌中。
拳击对手之间也有握手言欢的时候。但是，握手言欢不能改变拔拳相向的现实。
按照中华民族今天的战略实力，任何对手都不太可能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却可能加快或延缓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华民族不必太严苛地要求这个世界，然而中华民族却不能不严苛地要求自己。
在历史的长河里， 兴衰更替，潮涨潮落。一些国家崛起，一些国家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不是国际局势自然消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止的过程。崛起本身具有相对的含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改写着历史的版图，它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必然带来的国际规则和利益格局的改变。新强权的崛起就是旧强权的相对衰落。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言（2）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敢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民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崛起。
支配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利益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必然受到既成强权的挑战。现有强权对潜在或崛起的强权总是充满疑虑。这不仅是历史的法则也是利益的原则。所以，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它是数代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结果。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必须放下包袱，丢掉幻想，正面崛起过程中的各种挑战，要敢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国家的崛起取决于许多因素，内部的外部的。然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因素。有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某些原因注定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有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注定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在选手。但是在国与国竞争的格局下，潜质再好的国家也不能自动地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条件再好的运动员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冠军。
资质优秀的选手不少，但冠军只有一个。
通向冠军的路是残酷的。冠军来自于同对手的竞争，而不是得自于对手的施舍。崛起也是这样。只有敢于争当冠军而又勇于争当冠军的选手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崛起是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软弱的民族真正崛起过。对强者而言，有条件要崛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崛起。
崛起是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轻信对手的民族成功过。崛起需要与既存国际秩序妥协，但是妥协界定的崛起必须是公正而持续的崛起。
崛起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于学习。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崛起不是照搬现有强权的模式和发展道路。任何模式和道路都根植于特定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条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学习借鉴必须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能从一种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有些人一方面大力破除自己教科书上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别人书上的东西奉为新的教条；一方面破除对自己模式的迷信，另一方面又把别人的模式捧为新的迷信。今天中国最大的教条主义，不是我们的教科书，而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是几本西方的《经济学》。
书本永远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熟读几本西方的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之路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崛起之路既不存在于别人的书本里，也不存在于别人的建议中。任何善意的建议背后都可能有自身的利益动机或认知误区，而貌似善意的建议后面则布满了利益陷阱。崛起是自己的实践。有些人言必称西方，语必及市场，处处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他们忘了生活的源头在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是目的，建立某种模式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自身的崛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前言（3）
崛起不是简单的变得富一点，不是GDP 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出，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输出。建立在不合理国际分工上的“富裕”，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富不是强。富而挨打，先进而挨打，乃至丧权辱国，甚至败亡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外都有。
古罗马亡于野蛮部落，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明亡于清。
罗马的公民社会、罗马的奢靡富有，汴梁的商业繁荣、汴梁的市民文化，西湖的轻歌曼舞、西湖的香艳软风，晚明的纸醉金迷、晚明的发达手工，都在游牧强敌的进攻下零落成泥，烟消云散。
谁说只有贫穷才会挨打？
一个软弱而又富有的国家无疑是对强大对手的巨大引诱。一头软弱而肥胖的羊是狼的理想猎物。一个软弱的国家，越富越有可能挨打，越富越胆小，越富越依附。结果是要么服输，要么挨打。这不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法则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打。富而弱，富而依赖，如果不想做附庸，同样要挨打。
一个强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包括军事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三者相互依承，密不可分。军事崛起是经济、文化崛起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崛起是军事、文化崛起的基础，而文化崛起的核心则是为强国崛起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意志上的崛起。
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必然导致心理萎靡，意志软弱，自尊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的历史而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托起过哪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有人忙于盘点我们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但是同样的一批人，却无视英国“羊吃人”、大萧条，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减少。这种选择性的盲点，制造着民族的虚无主义，消减着民族的自信。
这种虚无和自卑是一个民族不能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原因。要崇拜人民自发的、出自内心而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些活在人民心中，活在民族的记忆中的英雄，才是号召人们的灯塔。
对自信而强大的民族而言，暂时落后并不可怕。正如一位伟人讲的，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把握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机会。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兴衰相替，环环相因。人类历史到了21世纪出现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自身规律的推动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阅尽兴废，相存不绝。我们曾经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在今天再次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顺势而搏，调整战略，减少损失，再造辉煌，实现崛起？这是每一个赤诚的华夏子民都关心的问题。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人特别申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作者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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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1）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苏联垮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里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他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进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最大的让步；不仅入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会后还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2）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WTO的入会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成会员国和其他入会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入会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会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的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会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会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金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
几十年以后，当人类谈论21世纪初期的这场大衰退的时候，人们将会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作为这场大衰退的历史定位。人类历史往往在灾难中走出迷途。一种误导人类的观念，在与财富和权势的结合下，可能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识。这种短暂的主流意识往往具有长久统治历史的愿望。只有当这种主流意识演绎出了一场历史性灾难的时候，这种主流意识才会从崇拜的神龛上跌落到世俗的尘埃里。
人类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大灾难之中。这场灾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全面破产，是人类抛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的钟摆被一部分人强制性地推向灾难的一方。现在历史正在用自己不可抗拒的规律，将它的钟摆向另一方矫正。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钟摆。历史的法则需要人的实践来实现。为了矫正历史潮流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谬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其核心都是丛林原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基础，而全球化又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了解全球化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入手。
全球化是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资本将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整合成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全球化的历史，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入手。历史是现实的最好诠释。忘记了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历史惩罚，要被以历史的名义推销自己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戏弄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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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1）
第一节 谎言和实质
全球化掩盖了国家实力博弈的事实。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融合交流和博弈竞争并存的历史。商业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伴随着强者的征战*；强者的兴盛往往伴随着弱者的衰落。国家博弈，兴亡更替。构成国际社会的、具有理性行为特点的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由于许多主观客观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自我约束，但是在条件允许时一个国家追求的是可能的最大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是彼此竞争。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进步、经济文化及其他交往的增加、信息传播的加速，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彼此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货物和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事，几分钟就可以传遍世界。华尔街的地震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但是，这种融合和依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实质。在国家博弈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只有牢记国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是成功的选手。
支配国际竞争或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实力。不同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从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国际竞争的事实前提。实力不同的国家通过竞争而完成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那些在国家博弈中有意志有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国家脱颖而出，处于主导地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就向这些国家倾斜和集中，并最终形成了权力的垄断。历史上那些因综合实力和权力垄断而远远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国家，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些超级大国拥有高度垄断的权力，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由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全球在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的某种趋同，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对于世界旅程的缩短，贸易官员在各种世界机构和首府的谈判折冲，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本质。
全球化合理化了丛林原则。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际竞争是以实力说话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强国不要外交。弱国讲不起话，而强国不想讲废话。比拼的是实力。实力有多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实力主导的国际竞争关系中，所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在丛林原则下，一些国家的自由和另一些国家的不自由是并存的。自由是强权的仆从，不自由是弱国的宿命。强国的自由往往以弱国的不自由为代价。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丛林征伐的影子，你可以在许多头条新闻中看见，无论是让世界财富倒流，还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在这种国际关系里提倡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超越国界的扩张，提倡融入不公平的现行秩序，改变追求公平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将这种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
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2）
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强权的国家利益和弱者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强权总是要在别的国家身上，自由地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上看，罗马帝国的军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在世界各地寻求和捍卫帝国的利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不受国界地域和历史的限制；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不允许受到其他国家自我保护的限制。在他们实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享有随意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权力，享有用实力打开其他国家自我保护大门的自由。而许许多多被兼并、被征服、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实力的差别而被剥夺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他们的利益必须从属于帝国的利益。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及以后，大清朝与大英帝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英帝国认为用战争敲开大清帝国的门户是英帝国利益所在；而中华民族则认为保护这些门户是民族利益所在。这种国家利益界定上的差别最后通过实力的博弈来解决。在这场博弈中，中华民族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失去界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就是失去主权；而依靠实力界定国际利益格局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人的主权。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今天被称为“规则制定权”。实力不仅是争取和实现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还是独立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或规则制定权。强权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在别国身上界定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全球化、自由贸易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国家博弈中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名义上的自由竞争对实力不等的国家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拥有在全世界所有领域实现自己利益的自由，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利益和权力就越是集中或垄断在强权的身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实力不同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然有不同的战略。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的利益。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许多人在民族特色的口号下放弃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另外一种“普世价值”的同时，却全面接受了全球化这种“普世价值”。全球化告诉你，这种“共同”的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提供了自由竞争的平台。共同繁荣的起跑线就在这里。然而，全球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平台是一个挂满了关于共同繁荣的标语的拳击场。这个自由搏击的拳击场，与几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同工异曲。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必须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 想看书来
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3）
全球化掩盖强权主导的利益实质。这种由实力界定的世界权力和利益体系通常体现的是强权的利益。政治体系是这样，经济体系也是这样。经济体系包括贸易体系、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际秩序的共同点。在古罗马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集中在罗马帝国身上；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里，权力集中在中华帝国的身上；在西班牙主导的世界秩序里，权力集中在西班牙身上；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里，权力集中在大英帝国身上。后来的苏联体系，今天的美国体系，莫不如此，权力集中在超级大国身上。在这些体系里，没有自由平等竞争而言。而全球化模糊了这种世界体系的实质，将自由贸易、地球村包装成一个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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