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伪智慧的宿命:诸葛亮必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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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孔明的才能与他的宏图大志实际上还相去甚远，若只做一个丞相应该还算称职，但要做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则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他在打仗方面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用陈寿的话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也就是说，诸葛亮擅长治军，但缺乏打仗的奇谋；他治理内事的才能要远远高于军事谋略。只可惜诸葛亮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倒认为除了自己，蜀国就没有什么军事人才了。诸葛亮担心在自己死后，蜀国没有人能够“韬涉中原、抗衡上国”，所以便连年用兵，屡耀其武。再看诸葛亮所进攻的对象——曹魏政权，其正值国力旺盛，兵精粮足，猛将如云。凭诸葛亮之才和蜀国之弱小国力，去攻克强大的曹魏政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诸葛亮搞错了自己的定位，放下丞相应该做的工作不去做，却去亲自带兵打仗，而他又不能认清自己不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所以才把北伐中原的“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结果糊里糊涂陷入了自己编制的美丽幻境中，幻境的背后便是无法自拔的泥潭。
　　诸葛亮的“面子工程”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诸葛亮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屡次北伐掏空了蜀国的国力，给后继者姜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姜维能力更逊于孔明，而且他也无法阻止刘禅重用宦官黄皓。眼看着蜀国因此而衰败，姜维却继承孔明的遗志而北伐中原，使得蜀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国力不能为继。终于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重蹈像诸葛亮覆辙的后代领导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工程，而不顾自身实力亲率大军远征，结果招致惨痛代价。
　　隋朝炀帝时，曾三次御驾亲征，攻打高丽。隋炀帝不顾国内危机四伏，强行亲征高丽。沿途已有大批士卒逃亡。虽然第三次亲征获得胜利，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丽军队。但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无心再战。不得不班师回朝。三次亲征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明朝英宗在位时，重用宦官王振。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重现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的辉煌，于是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明朝50万大军被瓦刺3万骑兵冲垮，王振不懂军事，指挥失误，导致全军覆没，英宗只好束手就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现代人的面子工程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工程”也是出奇的多。诸葛亮如此，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也是如此。
　　如今的地方政府领导，不喜欢默默无闻地低头干事业，稍微有点成绩便想让上级领导知道。为了得到上级的承认，就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贴金工程”、“政绩工程”上下功夫。动不动就要搞什么“世界第一”、“亚洲之最”，根本不管地方财政力量是不是允许。结果不仅把地方财政搞得一塌糊涂，还把很多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上的人民群众。很多地方的百姓说“政府盖幢楼，百姓背座山”，“一年政绩债，十年还不清”。
　　江苏省某市耗资100万元建起了一座“最大公厕”。该公厕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钢架结构，内部的瓷砖、玻璃等装饰材料都属高档次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而此时该市很多居民正为附近没有普通厕所而犯愁呢。
　　原在安徽阜阳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是国内面子工程的代表人物。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亿。结果机场建成后，客流量少得可怜，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总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
　　大量的政府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是扭曲了政府的职能。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下国家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而我党也一直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官来说，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正的绩效目标。人民群众希望政府加强就业保障，改善就业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在某些官员眼中，为群众谋利益是不容易被上级领导看见的事情，所以就放弃了这些神圣的工作，转而去追求那些能够起到“轰动效应”的项目之中。一时间，各地政府都开始招商引资，大兴土木，唯恐上级领导看不见自己的成绩。
　　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1995年阜阳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一个与王怀忠关系“很近”的县委书记坦言，王怀忠在一次酒后向他附耳传递了几句“箴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
　　像王怀中这样的“政绩”干部其实还大有人在。建设部官员在2004年09月25日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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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工程的文化背景
诸葛亮时代已经过去近二千年，诸葛亮所经营的面子工程至今还被人们赞颂着，“征南蛮”和“伐中原”成了后人眼中的丰功伟绩，而司马懿这个真正的“里子工程”的代表人物却被后人当作了诸葛亮的陪衬来看待。
　　崇奉诸葛亮的中国人，自然是热衷于面子工程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无数中国人活在面子工程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弊端吧？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绩排名。中国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有家长向老师问起自己孩子的成绩排名，老师往往拒绝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老师认为搞成绩排名会助长孩子们的虚荣心，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婚礼非常讲究排场。不管家里是不是有钱，都要硬着头皮大摆宴席。用豪华轿车迎亲几乎成了婚礼上不可缺少的风景，婚礼蛋糕从3层增到9层、11层，有人还邀请歌手、乐队甚至是模特队前来助兴表演。有婚庆公司的老板说，如今中国人办婚礼，就像是在比着花钱。天津新报主办了“天津市首届婚庆主持人大赛”，为了回报社会，比赛中的35位金、银奖得主希望为一些贫困家庭义务主持婚礼。结果只有一位主持人得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难道是天津就没有贫困家庭了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婚庆主持人的善意的不到领情，原因是没有家庭愿意说自己是贫困家庭，他们觉得这会很没有面子。
　　有人说，现在中国人买车，不完全是做代步工具，很大程度是买给街坊邻居看的，是“面子工程”。在欧洲汽车市场，高档小型车很成功。欧洲人只是把汽车当代步工具看，追求的就是实用性。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喜欢四平八稳的三厢车，内饰要漂亮，配置要高档，注重车的静态表现，而不太注重技术含量。所以高档小型车在欧洲流行，在中国却卖不好，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小型车不高档，开小型车很没面子。总之，中国人要的是大车，开大车才有面子。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竟然限制小排量的汽车上路。最近中国中央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郑新立在北京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旨在节能环保的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称新政策不久便会出台。其实，这样的政策早该出台了。
　　在中国做生意，面子很重要。如果你能和对方一把手搞好关系，让他感觉到很有面子，那么你的生意就成功了一半。海龟派精英王维嘉先生在谈论中美企业家的区别时说，中国的CEO要花时间喝酒、打球、聊天，因为整个商业环境当中，面子变得无比重要。所以，在美国，一个大的客户来时，陪吃饭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不陪吃饭就完蛋了。
　　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在大难临头时也要把面子摆在首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擅自进行石油期权交易，而遭国际投机大鳄伏击，使得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屡屡追加保证金且面临爆仓的危险。但陈久霖却在庆祝酒会上强作欢颜，谈笑风生，继续摆出一幅年薪千万的精英模样。他的装腔作势掩盖了公司的危机，使得公司错过了最佳的平仓机会，最终把公司逼到了清仓破产的边缘。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也有好面子工程的，但日本企业往往能够及时进行反思，很快地从面子工程中走出来。在日本有“经营怪杰”之称的北田光男，做煤矿生意时，已经发现有石油冲击，必须改行，却为了面子问题，继续苦撑，终于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命运。经过这次沉痛教训，北田光男在后来的经营中不再为面子而固执己见，而是扎扎实实，努力经营好“里子工程”，不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经过一番努力，他所创立的电器株式会社，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的才华横溢。但谁又能注意到诸葛亮对自己的过度“包装”呢？
　　年轻时代的孔明，躬耕南阳时，就以卧龙自居，喜欢做《梁父吟》（一种词牌名），他经常指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别人问起他的志向时，他总是笑而不答。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
　　管仲、乐毅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名人，此二人本是不同类型的人，管仲以治理国家见长，而乐毅则以统兵打仗为擅。而诸葛亮则认为自己可兼具此二人之长。这的确有些太过夸张了。但诸葛亮的自我包装却使很多人对他大加叹服。司马徽就认为，诸葛亮比管仲、乐毅还要厉害，司马徽甚至把诸葛亮比做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良）。
　　诸葛亮给自己的服装设计是“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因为这样比较符合智者形象。而且诸葛亮自出隆中辅佐刘备以后，继续不断地包装自己，营造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
　　如果谁总是在冬天扇扇子，你一定会认为他可能是疯了。可诸葛亮恰恰就是利用一年四季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来打造他的智者形象。偏偏我们也就认可了这样的智者形象。可谁又能想到，这样常年坐车，容易导致运动缺乏，并造成腿部肌肉萎缩、坐骨神经疼痛等问题呢？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越来越过分，后来甚至到了吹牛的地步。诸葛亮率军与零陵大将邢道荣对阵，诸葛亮用扇子指着邢道荣说：“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堪与我对敌？”邢道荣大笑说：“赤壁鏖兵，乃周郎之主谋，干汝何事，敢来诳语！”
　　鲁肃向诸葛亮讨要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就表明自己是赤壁之战真正的英雄，他说：“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诸葛亮的形象虚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既要做管仲去治理国家，又要做乐毅去统兵打仗。由于精力有限，结果这两样都没怎么做好。
　　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是一个不喜欢做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总夸诸葛亮是“天下之奇才。”常叹曰：“孔明之才，吾不如也！”总之，他把表面上的风光全都让给了诸葛亮，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
　　司马懿抬高诸葛亮的水平，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样即使自己偶有失败，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好相反，他总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天下第一，所以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也就更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后来，诸葛亮动不动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这都与他自己过度做秀而给自己造成的心理负担有关。
　　

断了退路的做秀者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内敛而谦虚的民族。这话不完全对。在某个时期，中国人是非常张扬的。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来说，他们看似不羡仕途，坚决与官僚划清界限。但他们却奇装异服，故意做出一幅放荡不羁的样子，有时还驴鸣长啸。他们不是真正的隐士，因为别人随时还能找到他们。当然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未必和你合作。他们会羞辱前来拜见自己的客人：“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走进我的屋子，就是钻进了我的裤裆。”
　　“竹林七贤”的行为就是做秀，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七贤之中，有的果然受到政府重视，而封以官位。有的则惹怒了当权者，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可见，做秀也要恰到好处，要善于顺台阶下。否则就会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魏晋之后，文人中的做秀者少了，因为害怕政府迫害。但皇帝中的做秀者多了。
　　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在走向浮华和迷恋女色的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做秀，专心于书法和音乐的研究。他是唐代隶书代表人物，现存作品有立于西安碑林的书刻《石台孝经》和刻于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李隆基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杰作，代表了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歌舞音乐的最高水平，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只可惜他只顾得做秀而耽误了国事，给安禄山造成了可乘之机。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边做秀，一边享受奢靡生活。他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过度做秀自然会影响治国大计，所以他很快作了赵匡胤的俘虏。投降以后的李煜，更加词情大发，写了不少流传后世的词。不过这些词大都在表达对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所以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派人把李煜毒死了。
　　宋徵宗赵佶，也是一个会做秀的主。在书法上，他所创“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上，山水、人物均有涉猎，尤其擅花鸟画。他勤于创作，被后世公认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只可惜这个做秀高手命运悲惨，被金人掳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去了。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处理国家大事时糊里糊涂，但有一手极好的木工活。他好造漆器、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做秀的皇帝不愿意治理朝政，于是把大权交给宦官手上，使得明朝江山日落西山。在他死后，崇祯继位，接过来的已经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了。
　　

企业家形象虚高的惨重代价
企业家，本是经济社会中最直接的逐利者，其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不小心就为他们戴上了“英雄”和“精英”的帽子。而这些企业家也乐得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他们所领导的公司也被人们寄予了厚望。殊不知，在企业家形象虚高的背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正与日俱增。终有一天，企业家会像诸葛亮一样，为自己的“形象透支”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度被称作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曾经以与苏俄“联合投资、研制、发射”卫星；用货易货的方式置换苏俄客机而轰动商界。“牟其中现象”被学术界作为专题研究，“南德文化”被无数企业奉为商战秘籍。牟其中成为了中国“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仅两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也成为各大学争相礼聘的客座教授。然而，牟其中的豪迈多有华而不实之嫌，如“华尔街办银行”、“中美俄放卫星”、“再造北方香港”、“炸开喜玛拉雅山”……
　　1997年9月，一篇《大陆首骗牟其中》的文章出现在了《市场法制导刊》97增刊上，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在这不久之后，《南方周末》一版头条又刊出记者质疑：《牟其中：首富还是首骗？》，从此牟其中走下了“首富”神坛。2000年8月被司法机关裁定犯信用证诈骗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时间，“首富”成了“首骗”，牟其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近来有人对那时的判决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牟其中完全可以翻案。假如果真如此，牟其中的“南德文化”恐怕也未必能恢复到往日的辉煌。
　　科利华公司董事长宋朝弟，将“量子理论”运用到信息产业和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他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量子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连续、不确定和跳跃的，如同量子力学中的量子，呈一种波动的趋势。由此他认为他的企业也是可以跳跃的。1999年，科利华借大肆炒作《学习的革命》一书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同时以亿元资金收购了股票市场上的“壳”资源——阿城钢铁。同年，宋朝弟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富豪第十名。未曾想，喜欢“量子跳跃”的宋朝弟这次跳进了陷阱里。在重组阿城钢铁时，他才发现该公司隐瞒了大量的债务，从此科利华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当初的高价网络股已经龙落到了今天的“ST龙科”，科利华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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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投机之路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有才华的。但才华横溢的诸葛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走的是一条投机之路。
　　什么是投机？投机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胜利寄托在对手的失算上，却丝毫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是投靠刘备，并获取刘备的信任。尽管《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有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但史家对此是有所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推销了自己，然后刘备才反过来主动邀请诸葛亮的。
　　按下上面这个有争议的故事不说，单讲诸葛亮的《隆中对》。这本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战略方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隆中对》存在致命的缺陷。但就是这么一个闭门造车弄出的玩艺儿，却打动了刘备，使刘备对诸葛亮五体投地。也使后人把《隆中对》奉若致宝，甚至还把它编进了教科书中。可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成功了。
　　在这以后，诸葛亮又进行了多次投机，比如承诺把荆州归还给东吴但又故意拖延；命令关羽攻打樊城以解荆州困局，但却不派兵增援关羽；远征南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等等。只可惜这些投机大都收效不佳，有的还招致惨败结局。
　　诸葛亮对东吴失信，导致孙权投靠曹操，而孙刘联盟则进入了最低潮时期；关羽攻打樊城，使得荆州后防空虚，结果被东吴人吕蒙钻了空子，于是，荆州被东吴占领，关羽也被杀害；七擒孟获虽然取得胜利，但动用五十万人马，数十员大将，耗费9个月时间，还烧死南蛮人三万藤甲兵，使得安抚少数民族的计划泡汤，七擒孟获失去了“心战”的意义；六出祁山则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投机行动，不仅连年出兵却无功而返，还耗尽了蜀国的国力，最终导致了蜀国的衰败和灭亡。
　　总之，除了第一次投机获取刘备信任外，诸葛亮的其他投机行为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中国式投机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就像两个人下棋，诸葛亮明知自己实力不济，但却偏要和对方下棋，还幻想着对方可能会出昏招。总之是把胜利寄托在对方的误算上。
　　司马懿这个人，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他的每一次出战都是依靠了强大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程度地调配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诸葛亮希望司马懿出昏招，可司马懿却表现的滴水不漏。所以，诸葛亮在司马懿面前的投机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了。
　　中国人喜欢自作聪明，所以常常不自量力地去投机。中国人甚至敢在神仙面前进行投机，这从我国传统民俗中就可窥见。比如送灶，腊月二十三日，老百姓认为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所以家家户户都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据说这样可以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
　　清朝义和团，开始是一帮练气功的人，后来不知怎么，就相信自己具有刀枪不入的特异功能了，于是决心扶清灭洋，以血肉之躯冲向枪林弹雨。结果投机失败，义和团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
　　前些年中国又一次兴起了特异功能热，这次的大师们比义和团还要玄乎，据说能改变导弹的航向，更别说治病救人了。按照大师的理论，似乎中国人不需要辛辛苦苦搞科技，只要大家好好练功便能屹立于世界了。这种投机理论还真唬住了不少人，甚至连一些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也都相信了特异功能。庞大的练功队伍，说明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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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炒股：一种搏傻的游戏
中国人的投机，反映在国内股市，则明显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搏傻心理，即明知股票没有投资价值，却还要冒险介入，希望还有更傻的人来给自己“抬轿子”。所以，中国股民大都是热衷于短线炒作的投机分子，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价值投资者。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股民很少用“投资”二字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他们最多用的是“炒股票”三个字，整个就是一种纯粹的投机行为。由于大部分股民都是投机分子，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股市的机制健全问题。也难怪吴敬琏先生曾撰文《何处寻找大智慧》，批评人们对行情关注太多，抨击出版界只知道出版关于炒股技巧的书籍。
　　在国内股票的投机风潮中，股民并不是唯一的投机主体。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管理层、媒体等均脱不了投机的嫌疑。上市公司的投机目的是“只圈钱，不改制”；证券公司的投机目的是上市前的“虚假包装”和上市后的“行情操纵”；管理层的投机目的在于“重上市公司利益，轻股民利益”；媒体的投机目的在于“只关注行情，不关注体制”。总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是全民性的。
　　当初管理层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找到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同时也能推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但这一想法却没有照顾到股民们的利益。导致新股发行定价过高，股票投资空间有限，股民们只好寄希望于“博傻”的游戏中。
　　中国股市发展已经十多年，但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体制改革依然进展缓慢。而且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利用一股独大的有利地位，操纵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由于圈钱来的容易，而且还不影响自己的绝对控股的地位，很多企业依旧延续过去的经营模式，不思进取，滥用募集资金，随意进军不熟悉的领域。结果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能完成自己的盈利目标，并且导致经营业绩连年下滑。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会从体制改革上入手，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圈钱之道。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用完后，他们会想出配股的办法，配股以后又会想出增发的新招。
　　眼看上市公司经营不尽如人意，再融资又遭股民用脚投票，国有企业即将遭遇新的资金恐慌，管理层又想出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但由于国有股减持并不能改变第一大股东继续操纵上市公司的现象，此方案被认为是又一次圈钱运动。所以，国有股减持方案在小范围试点后便告失败。
　　证券市场发展到2005年，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市场的体制问题。管理层把“股权分置”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试图真正改变过去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改制的局面。只可惜投资者等待这一刻的时间太久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舆论在向老百姓宣传证券市场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于股市的投机套利功能，很少探讨股市的投资功能。媒体不厌其烦地回顾着第一批股民发财的故事，根本不提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问题，导致整个市场陷入疯狂的投机风潮，国内股票的市盈率远远高出西方国家的股票。
　　

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1）
股市中的庄家很像诸葛亮，他们屡屡强行发动上攻行情，丝毫不顾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庄家、主力的操盘手们则一个个自诩为“赛诸葛”、“小孔明”，他们置基本面情况而不顾，一味寻求投机取巧之门道，试图以概念炒作来刺激市场，以假消息来诱骗股民，以技术陷阱来攻克中小散户的钱袋。
　　在早年的中国股市，缺乏经验的股民们的确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概念、题材和市场传言所蛊惑，掉入眼花缭乱的技术陷阱中。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民队伍日渐成熟，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股市里题材泛滥，概念生硬的现象，开始尝试更加冷静的投资方式。他们不再是可以被轻易玩弄的“孟获”，而是越来越具有了“司马懿”式的才智。
　　眼看着股民们趋向理性，一些庄家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