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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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一腐惊天下的深圳中院，近年也频频接受过媒体的访问。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深圳中院历时久远的大规模*，不是记者揭露的。在我们有限的视野中，中国迄今尚无一个*法官是媒体揪出的。
　　制度必须监督法官。美国堪萨斯州那家报纸的报道见诸报端以后，美国法官管理委员会即刻向所有联邦法院区首席法官发出紧急通知，敦促他们检查本区的利益冲突审核制度。美国国会也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寻求法官避免利益冲突的有效办法。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举一反三寻找制度反腐之“道”。1998年，中国政法系统搞过一次教育整顿，目的是“促进廉政建设，保证司法公正”。当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我们相信，深圳中院被“双规”的那些法官，特别是那个“法学硕士法官”，对这样的红头文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8年过去了，他们“栽”了。8年过去了，一批法官“栽”了。8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条说明8年以来中国法官群体的*系数究竟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但我们确切地知道，监督法官的制度还欠完善，司法公正的堤坝尚需制度的进一步构筑。我们不想一说到制度和司法*，就祭出司法独立的大旗。说为时过早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只希望从现行制度中便于改革的层面入手，做眼前能做的事。譬如，学习西方，从功成名就、私囊饱满的律师中选拔法官。以制度监督法官，目标不能定得太高，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法官都不*，但我们必须确保深圳中院中那些口碑不错的“人民满意的法官”不*。
　　

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游戏（1）
在中国的媒体语言中，“风暴”一词已近乎滥俗毫无新意。但我们还是未能免俗地借用它，以“银监风暴”来概述肇始于2005年年初的银行监管当局的铁腕，提示我们的读者：继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之后，又一场对银行业蛀虫而言无异血雨腥风的风暴，已惨烈地刮起。
　　2005年8月16日，“华发”非正常“早生”的余振东，在潜逃海外4年后，以涉案4亿多美元的“银虫”角色，被引渡到家乡广东省江门市法院的被告席上。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反复惊曝的“银虫”丑闻，已使公众对这个原中行开平支行行长案的兴趣大打折扣。年初以降，国有商行的负面新闻可谓飞短流长，前有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携款10亿元潜逃加拿大，后有建行长春支行3亿元存款神秘蒸发，接着是前建行行长张恩照突然去职并卷入100万美元贿赂诉讼，嗣后是“郭树清新政”，建行省一级封疆大吏纷纷被问责丢官。丑闻迭出的银行界，一边使公众对银行案件这样的新闻大餐的味觉变得麻木，一边让舆论关注银行监管当局的眼球瞪得更大更圆。
　　迄今，我们尚无法确切地知道，“银虫”被捉被曝光，和中国银监会当局的剑拔弩张，究竟何为因，何为果？经由媒体信息的滚动播出，我们知道，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正日益凸显出它存在的价值。浏览中国银监会的官方网站，我们发现，自2005年年初银监会不肆张扬地吹响“案件专项治理”的号角，截至2005年9月5日，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建行山西省分行行长、农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农行天津市分行行长、交行太原分行行长，相继遭遇“引咎辞职”或“免职”。风暴眼中，即便是行业内人士，也无法说出多少“霉角”的姓名，而只能粗略地凭借冰冷的数字，品味风暴之狂烈：追究有关责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570人。
　　5个月前，刘明康就银行大案，用体制内的表达方式，作官方意义上的“重要讲话”。刘是由商业银行行长擢升为中国银监会主席的，深谙制度之道的刘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将中国银监会简单地打扮成一案一议的中国金融界的黑脸包公。马不停蹄一个接一个的监管会议，聚焦于银行大案暴露出来的操作风险问题以及衍生品交易风险问题，催生出《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和《关于对中资银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进行风险提示的通知》。
　　源自中国银监会的消息显示，仰赖铁腕和铁的制度，“案件专项治理”初战告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经过中国银监会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同样是他们的消息说，2005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成功堵截率26％，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成功堵截率，同比上升个百分点。其中，自查发现案件占案件总数的60％，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检查挖掘了一批大案，仅2004年以前作案的案件就占案件总数的52％。
　　数据标示的战果是：7月伊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已呈下降态势。
　　战果同时标示：在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博弈中，前者暂且拔得头筹。
　　然而，无须任何警醒式的提示，刘明康和他治下的中国银监会知道，没有透明的阳光金融，哪怕风暴中的“银虫”尸横遍野，哪怕落马的“大虫”再大，我们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还风暴过后的金融界一片弊绝风清的世界。

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游戏（2）
只要经济学家们关于人性恶的假定不被推翻，中国银监会和“银虫”之间的游戏，就像动物世界的猫和鼠，生生不息，永远地玩下去。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猫”把“鼠”都灭了，只能希望“猫”为“鼠”设定一个好的游戏规则。
　　依据实施不足两年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猫”对“鼠”的监管，不少情况下是“非现场监管”。要防止“鼠”中不出现“银虫”，就要打造一个好的内控机制，让“鼠”在阳光下溜达。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置于显微镜下，集体*的特征尤其清晰。计划、会计、信贷、外汇、财务，银行内部诸多系统的“银虫”胶合在一起，将*行为一条龙地遮蔽于阴暗的角落，以至作案数年亦未显山露水。
　　综观业已披露的银行案件，内部“银虫”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往往都是领衔主演或者联合主演。尽管中国银行在四大国有银行的风险控制制度“竞赛”中，赢得了几乎一致的口碑，但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近10亿元的存款还是悄无声息地“蒸发”了。支行行长高山与一伙“银虫”，联手将内控制度变成了“花瓶”。
　　痛定思痛，在银监会的推动下，中行与建行自2005年春天开始谋划风险控制体系的改革，随后人们听到中行对信贷风险总监的一声任命。
　　显然，一个新职位的设立并非全部。依旧是“以人为本”，2005年4月下旬，建设银行新行长郭树清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厉行问责制。5月22日，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揣着辞职报告被总行紧急召往北京。次日，郭树清亲自签发了《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实行领导人员失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制度。又3天，建行总行宣布，接受孙建成辞职。据悉，该规定执行以来，建行已有4个一级分行行长被处理。
　　尽管消除内控机制不健全的手段雷霆贯耳，仍有识者不以为然。剑指体制的他们说，为什么发生大案的银行都是国有大银行？为什么这些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为什么行史可以写厚厚一本书的这些银行没有将罪恶消灭在先前的萌芽阶段？反过来，为什么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这些绩优的后生辈的股份制银行，却一片太平盛世，后来者居上？
　　追溯源流，识者夸耀“后来者”的法人治理机制。他们受到行政干预比较少，他们没有单一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很少发生，他们的经营目标就是在有效进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为股东创造更多利润。直白地说，他们真正把开银行当成生意来做。因而，无论是操作风险防范，还是衍生品交易风险防范，不管是风险管理，还是内控机制，他们都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中国银监会所制定的相关要求。
　　国有商业银行则不同。一位长期追踪银行大案的资深记者说，尽管中行和建行已在“司令部”着手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但在支脉纵横的分支机构，一切均没有太大的改变，“一把手”仍然遮天，“内鬼”得手的空间还很大。
　　两相对比，我们自然得出改革银行国有旧体制的结论。除非我们剥离附着在旧体制上的“官办企业”外衣，祛除浓郁的官本位气味，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像招行、民生、浦发那样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否则，在银监会捉“银虫”的游戏中，觉得疲惫的永远都是中国银监会。细察中国银监会在上述两个“通知”中规定的细则，业内人士指称，一些本该由银行自己做出的内部控制规定，中国银监会也做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要求。这几乎已超越了银监会管法人、管风险的监管要求，差不多可以戴上越俎代庖的欠光彩的帽子。
　　事实上，国有银行旧体制改革之类的命题，已不是中国银行监管当局的事。他们能做的事，就像他们的职能一样，是有限的。换言之，要想在和“银虫”的游戏中胜出，仅靠自身是不够的。没有改革方法论的总调整，捉“银虫”，就好似西西弗斯不断往山上推动的那块石头。
　　谈到总的改革方法论，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强调公众舆论的外部压力。解释建行暴风骤雨的气象云图时，他除了盛赞银行监管当局内部压力外，还说：“建行想年内公开发行上市，就要注重公众形象。”这倒启示我们，在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猫鼠游戏中，不能偏废舆论监督的制衡。记得4年前中行开平支行案爆发的时候，舆论机构的报道可谓战战兢兢，生怕一语不慎，酿成日后不堪回首的后果。4年后，看重细节的新闻记者们惊觉，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与中行开平支行的“余振东案”，如出一辙，几乎是同一个模板的复制。试想，若舆论的事前监督到位，哪怕是事后的舆论公开到位，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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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当金钱铺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仅仅观察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因为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密码的，因为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他们的死亡协议。
　　耸人听闻的告诫又一次惊现在温州的土地上，身价千万的董事富豪与董事会签订死亡协议说，如果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在什么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温州，“死亡协议”以异常夸张的真实存在，晓谕政府这个“守夜人”：为经济生活供应“安全”这一件公共产品已是当务之急。如果富豪们需要在保镖的簇拥下揣着手枪做生意，那么被打压下去的黑社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中国距离“俄罗斯式的中国”也为期不远了。
　　对国家可能会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私有财产的恐慌，自“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差不多已消弭于无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银谨防公权力掳夺的辛酸戏或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已为市场经济扫清了路障。“死亡协议”像个寓言警告我们，国家在捍卫私有财产护航市场经济的途路上，才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国家不仅不向私有财产伸手，还要果断地斩除掠夺私有财产的民间黑手。
　　财富涌流的浙江，富豪雇凶谋杀富豪已非新闻。源自乐清市检察院的讯息称，过去5年，私人企业主和富人村官雇凶案已逾40起，富豪之间或为经济利益之争，或为争夺政治地位而仇杀不断。几个月前，两个温州富豪谋杀生意对手，致使亿万富豪周祖豹在侄儿被误杀4年后，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杀害在儿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温州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后，数桩血案爆发在受害人钻进轿车或者走出轿车的一刹那。受害者与加害者，多为财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钱财的凶手是潦倒的穷混混。看上去，村委会选举血案好似政治谋杀。事实不然。细究之，哪回暗杀的幕后没有吞吐钱财的经济体。
　　仅就个案而论，难说牵连富豪的凶案，都是广义上的政府的错。但国家暴力未能镇住凶手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凶案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温州一个城中村的选举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联络媒体，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助他早早缉凶。想当然地恶意揣度司法系统有*，是没有证据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对屡屡发生的凶杀现象，难以免责。换个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预防凶案上能给富豪们以信心，富豪们敢于在矛盾爆发时寻思着雇用保镖签订“死亡协议”吗？
　　转轨时期的富豪雇凶情形确乎复杂，笼统地归咎于司法机构或者涵义更为宽泛的“政府”，未免偏颇。但是，“政府”确需反思他们作为“守夜人”的职责。看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给生意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意场，不是量力而行的帮忙，而是天职所在。警力不足，证据不足，不一而足的理由都不是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借口，更不是不能有效打击犯罪的理所当然的遁词。让生意人免除被不法暴力谋害的风险，是“守夜人”的义务，就像生意人承担经营风险一样天经地义。富豪们用纳税的方式向“守夜人”缴纳了“保护费”，他们可以因为运气不好能力不济输得倾家荡产，却无法容忍“守夜人”看不住场子，任由流氓胡作非为。
　　“守夜人”看不住场子，可能还会为黑社会的成长抬来温床。考察欧洲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黑社会，正是“守夜人”抵抗不了欺盗杀戮的不规则竞争，似乎非常公正的黑社会惩罚才有了可乘之机。由于早期的黑社会惩罚不经济、不可靠、不持久，生意人才诚恳地缴税，寻求政府的庇护，政府靠着用法律维护经济秩序的本事，张扬了“守夜人理论”，并被生意人顶礼膜拜。
　　倘若没有一个公正的可预见的司法体系，中国的生意人像俄罗斯的生意人那样，随手就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手枪，或者一张“特许违法令”，就不是杞人忧天似的天方夜谭。设若政府不能保护产权和产权拥有者免遭盗窃、暴力和掠夺，那么市场由繁荣滑向萧条，犹如地球引力一定要使苹果落地，毫不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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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邻家发生的故事，放在中国，一定会让大多数人瞠目结舌。比方说，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寡头、盛气凌人的霍尔多科夫斯基，这个被普京总统投进监狱的家伙，曾在2003年的春天，发出有意进军政坛的种种暗示。据说，他和身材比他矮小的普京见过一次面，说，俄罗斯宪法应该得到修改，在他渴望建立的议会*政体中，他为自己预设的职位是：总理。
　　我们敢打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念想，从来没有出现在哪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梦想剧场中，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还是在被总理接见的时候。有趣的是，13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
　　当然，担忧者并非总是沉溺于*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的2003年，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他们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　吗？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但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认为，仅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他们还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在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且看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人。再看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唯一依据，没有*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变身全国政协委员的浙江五位私营企业主，一位是全国青联界别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别的，三位是全国工商联界别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走向人民大会堂，表面上看是他们所在党派和团体“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实质上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中央没有确定“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则，他们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参政议政！
　　我们再看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样高级别的“从政”，同样跳不出执政党画的那个圈。私营企业主出任副省级官员，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该试点之前，徐冠巨已经被试点过一次。彼时，*的*部门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业主明星团队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个债台高筑的人，只给当年对他艳羡不已的晚辈后生们，徒余一声叹息，并作为一个案例警醒试图从政的后来人。
　　概而言之，只要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开放的前提和条件不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终不曾偏离儒家的私营企业主们，就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无视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任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比较，最终占据我们头脑的结论和情绪，就将是错误的、慌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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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私营企业主自费拓宽民意渠道，如何见微知著地影响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缔造的中国特色的议员工作室，究竟为谁代言？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我走马浙江，相继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级人大代表联手设立的“热线工作室”，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络点”，温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个短期运行的临时性机构，而后两者看上去像是常设性机构。调查三个民意平台的日子里，无数个*神经的细节晓谕我：如果说老板代表自费搭建民意平台，是一种隐忧重重的“金钱政治”，那么可怕的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的“政治意识”。
　　浙江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一度让外界议论纷纷。一位对此趋势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举了一个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说，1988年她第一次当选时，一起从杭州奔赴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1993年她第二次当选时，就有少数老板跟她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时，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工农身份当选的老板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农民；2003年她落选了，但从报章上察觉，除了党政官员，余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半以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有产者阶层。据说，她很担心，担心人未到京写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板代表们，能否像被他们顶替了名额的工人农民代表那样，为底层民众说话？
　　她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太多偏颇。单纯地认为老板代表就是老板阶层的代言人，亦不妥当。在杭州发起四级代表热线工作室的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晓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和结局无不体现他们洞察社情民意的良苦用心。更好、更真切地为选民代言，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金钱政治”，金钱并不可怕。
　　为什么说可怕的是老板代表的“政治意识”？因为政治意识让他们屏蔽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周德文凭借他在温州的影响力和市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处理了大量的个案，尽管一些他插手的个案，结果并不圆满。可他没有放弃，当民众怀疑司法*，他领先“质疑”温州中院；当水利工程安置中的移民、旧城改造中的拆迁户造访他的工作室，他没有因为他们牵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群体性问题而推诿。
　　起初，周晓光也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社会矛盾集中的来访者”。运转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将接待访问的内容，缩小到“议案素材”和具大局观的“大问题”上，范围也局限在义乌市为主，不超出浙江。显然，沈爱琴和章凤仙发起的“四级代表热线”，也借鉴了周晓光的做法。他们以“不给政府添乱”为自觉奉行的原则，坚称自己“不是信访部门”。
　　简单地认为周德文比周晓光、沈爱琴更具为民代言的大勇之气，以为周晓光和沈爱琴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都是荒谬的。后两者都是穷苦的农家女出身，她们对民间疾苦比一般的官宦豪门子弟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体悟。她们不愿意处理个案的原由大略有二：自认为处理个案不是目的，搜集适合全国人代会的议案才是根本；处理社会矛盾集中的个案，会影响社会稳定。后面一条，是她们的“政治意识”。据我的实地考察，她们强调稳定和“大局”的政治意识，与也同样关注稳定和大局的地方人大机关、地方官员关联甚大。毕竟，她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是周德文这样的地市级人大代表可以比拟的。若她们处理个案，全国各地的来访者纷至沓来，且不论她们有无精力应付，地方官员们也一定会对“稳定”提心吊胆。“讲大局的政治意识”，此时是悬挂在全国人大代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作室”会否成为“第二信访办”，是有司们衡量他们政治素质的一个标尺。
　　我体量有司们的难处，亦可品咂出老板代表们的心理负荷。然而，我并不以为染有“第二信访办”色彩有什么不好。人大代表就个案问题约见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原本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难道由人大代表出面商讨个案的解决，不是一种有序的*参与吗？人大代表介入群体性事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评述，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就是先进性的体现。
　　从法理上说，我以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关系是委托而非代表，如果他们回避社会矛盾集中的问题，就是辜负了民众的委托。即使我们承认另一种理论的合理性：“浙江选区的代表，应为浙江选民负责”，我们也不能忽视选区底层民众的利益取向。抽象空洞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倘若“工作室”搜集的议案素材中，没有活生生的底层民众的鼻息，他们议案的“大局观”价值何在？
　　从实际观之，沈爱琴等人只是“一般不处理个案”，部分民众的个案还是被他们处理了。排除他们的爱心不谈，一个人大代表的“工作室”若长期忽略底层的艰难投诉，人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工作室”也难以长久地受到尊重并坚持下去。
　　正如周德文新年伊始在*温州市委的座谈会上所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一个表现。人大代表工作室对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的意义，一定是正面的。当下，我们最需警惕的不是老板代表的金钱政治，而是给老板代表灌输保守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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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到2000年，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当叶利钦举起香槟酒，为他在俄罗斯大选中的胜利干杯时，一个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记下这句话，并把它写到她的大作《世纪大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