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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精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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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娜峁挂廊淮嬖凇Ｔ谕缡贝蟛糠值募扔刑逯埔廊皇堑燃斗置鳌９胰φ谒ネ耍竞涂植雷橹戎匾目绻橹嚼丛狡捣钡乜缭焦缁疃蛟谛畔⒘煊蛑谢钤尽Ｋ淙焕贰⒔鹎⒌胤秸稳臀渥傲α咳匀环浅Ｖ匾蚓⒚钦诓僮菀桓龇伞⒎缢缀痛痴蓟姑挥懈系氖澜纭＞拖�19世纪的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强盗资本家们，在立法者与规范者尚未察觉正在发生的事并有机会作出反应以前，就认识到并利用了州际通商的机会，今日的全球化精英正在旧世界的边缘工作，规划着下一个时代的特点。就像美国19世纪的资本家那样，他们收获了惊人的回报，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怨恨。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当下的时代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就像过去的那些时代，那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即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弄清当代的精英和过去的精英有什么本质不同是重要的。我提出的3个历史个案研究——古希腊、17世纪的中国和镀金时代的美国，也许能给大家提供几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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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1）
超级精英内部的企业群体
当《权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时，作者赖特？米尔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上。所以，他必须分清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来源。因而书中的各章便取名为“社会名流”、“富裕阶层”等。有的内容则集中在精英权力的本质，因此使用“首席执行官”、“企业富豪”、“军阀”、“军人统治”和“政治高层”等标题。他强调了这些集团之间的交叉情况，以及当美国（或更早时期的欧洲）的历史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在写到“企业富豪”时，米尔斯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在过去的私有体制中依靠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今日的企业富豪应有尽有。”换言之，他承认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发展到以商业为中心的体系，不论是财富体系，还是阶级体系。工业革命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令米尔斯惊讶的是，公司所有人将大部分权力转移至首席执行官手上。他表达了很多受到*影响的观点，他问：“难道那些旧日的剥夺者现在不是在被这些拿薪酬的经理们剥夺吗？”就像二战后的美国一样，米尔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印象深刻，在这个秩序里，公司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业、中产阶级，以及更早期的拥有并耕种土地的人们。
米尔斯在分析了每个精英群体之后，都会总结性地讨论社会内部权力如何平衡，以及关于这种平衡的已有理论需要如何修改。
美国人坚持认为，政府是一种自动机器，在各种利益相互竞争，达到平衡的过程中受到规范。政治形象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两者都是通过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层面的约束。
自我平衡的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术语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阐释：市场是至高无上的，在小企业家神奇的经济中没有专制主义。政治领域也一样：权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没有专制主义的机会。“不采用权力制衡的民族，”约翰？亚当斯写道，“就只能采用专制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显然，米尔斯认为平衡已经消失，小演员已经被行动一致、合伙消灭了平衡的大演员所替代。他感叹道，采取重大决策不再经过公开的辩论。（看到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不经过国会宣战或者任何真正的全民讨论之后，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当他提到，作为国家的“枢轴和稳定器”，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衰弱时，在这个时代—— 一个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几十年的时代，我们又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声。
正是凭借这种回声，让米尔斯的大作至今都值得一读，米尔斯的观察最惊人的一点是，不仅提出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还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性。他不仅描写了国家现状，还描述了由一个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划时代的转变结果，以及导致转变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因素。真的，他是在估量那次重大动荡的后果对精英结构造成的根本影响。
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场划时代的改革正在进行。全球资金和信息瞬间可得，运输时间和成本有了显著下降。这使得全球企业成为可能，同时也把信息传递给了不同的人群，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全球品牌成为塑造全球文化的关键要素，而像可口可乐、微软、IBM、通用电气、诺基亚、丰田和英特尔等公司都已从他们建立多年的全球化意识中获得大约300多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其次，对于大多数的大公司来说，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都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司设在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企业则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大公司需要建立一致的规章和标准，使他们不必为满足个别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并负担高昂的成本。与此同时，商业的全球化也导致了政府的变化，企业的流动性，迅速有效地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能力，日益增加的资源，都为他们带来了米尔斯难以想象的优势。米尔斯那个时代的大公司有许多都是扎根在一个国家，遵照一套规则行事。此外，新时代的开始不仅把重心从世界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精英那里转移到跨国界的全球精英手里，而且它还提出了哪类权力集团更重要，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自米尔斯的时代以来有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2）
关于这种权力转变的本质，华盛顿最近的一次名流聚会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虽然场合有些奇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鸡肉。这就是大西洋理事会一年一次的餐会。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智库①，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参加这次餐会的500名贵宾都是商界、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他们要为3名现任和前任的超级精英成员举杯庆贺。这3位成员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权的强势劲头而成为华尔街当月之星并荣获商业领袖奖；詹姆斯？琼斯将军，曾任欧洲联合部队最高司令兼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荣获军事成就奖；阿伦？格林斯潘，这位金字塔的顶层人物，超级精英中的超级精英成员荣获公共服务奖。格林斯潘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服务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高深莫测的大长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响市场。
为颁奖典礼开场致辞的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受到了全场来宾的热烈欢迎，3位获奖人坐在椅子上，与过去的获奖者、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进行互动问答。斯考克罗夫特在向获奖者提问时幽默而睿智。他先问格林斯潘。问题是关于大西洋联盟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工作的影响，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对冷战结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当柏林墙倒塌，显露中央计划经济的灾难和彻底失败时，应该醒悟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冷战的各方。格林斯潘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得到展现的机会，如寡头的崛起，而且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白一点，即现在只有一条道路：接受政治经济理念75年来试验的结果和参与全球市场。冷战结束这个关键性时刻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全球经济中新进入的10亿工人和消费者拥抱我们的观点。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谈到这个前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种非凡的“理念的权力”仍然能够驾驭一切。
格林斯潘的观点和施瓦茨曼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观点更集中和务实。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美国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竞争力，因为该法案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和监督公司的财务。他说，一些公司董事会现在1/3的时间要花在处理法律问题上，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即如何为股东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说，这些规定造成的结果是丧失了9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因为想上市的公司都到政策宽松的国外市场去上市。他催促美国政府不要过度干涉市场，否则市场就会流向别的国家。施瓦茨曼还说，对于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为何法律会伤害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迅速的私募股权公司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回应”。
虽然讲话没有格林斯潘那种历史性的远见，施瓦茨曼谈到了当今时代觉醒的另一个重要结果，这种意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米尔斯的意义，南北战争的结束对“强盗大亨”的意义，或者是与世界隔绝的决策对明朝的意义。跨国公司不再受单一国家的束缚，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超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国家和政府却受国界的限制。公司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让各国政府在市场中为吸引投资而竞争，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广为人知、强大而且历史悠久的主权基础。《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自己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谈：“巴雷特有一段话令人惊叹，‘就算不雇用一个美国人，英特尔今天照样能兴旺发达。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国公司现在凌驾于国家之上，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英特尔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翱翔，在美国翱翔，在世界可能发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没有总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3）
以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为例：沃尔玛、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通用汽车、雪佛龙、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福特、康菲石油。除了有4家是来自100多年前标准石油公司分割出的“七姐妹”，2006年，这10大企业约有60％的收入来自海外的公司，59％的员工是从国外雇用的。这种国际化也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平均每5个董事中有一个是来自其他国家。事实上，对于位列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来说，2007年是分水岭：500强公司从国际市场赚的钱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而在5年前，也就是2002年，海外收入才占35％。这种趋势已经变得那么明显，连投资银行也在为投资人制造组合方案，以安全的方式投资跨国经营的美国企业。高盛在2007年就推出了这样的投资组合，涵盖了34家美国大公司，其营业收入的2/3来自国际市场。用股票升值的行话说，这一组合在2007年第一季度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越大盘。
从公司的规模来看，今日的美国企业已远远超过米尔斯那个时代。当时大约有30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独占鳌头。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加拿大一家叫庞巴迪的交通运输设备公司的年收入是149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80亿美元。《福布斯》全球2000强涵盖57个国家，其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年收入为4000万美元。（这2000家公司的总资产估计超过100万亿美元）。事实上，按我的公司的估计，有1000多家公司被我们称为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它们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它们遍布世界上的发展中市场。我们遴选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准之一是：世界最大的2000家公司。这就意味着有上千家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无法列入名单。还有另一种方式能让我们体会到现在年收入10亿美元是多么少。全球最富裕的62位亿万富翁（这个数字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米尔斯那个年代，拥有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数量的两倍）的资产回报率如果仅为10％，他们的年收入为10多亿美元（大多数的资产回报率高于10％）。这全是通胀的结果吗？不是。如果将通胀的因素考虑进来，1956年的10亿美元到今天大约是70亿美元。但是，这个70亿美元的公司在2007年的《财富》500强里仅排第三百三十三位。显然，推动因素是经济增长和公司并购。
事实上，与今天的权力精英相关的数字很可能使米尔斯的脑袋爆炸。毕竟，1956年时的美国，GDP是4380亿美元，比现在沃尔玛或埃克森美孚的年收入多不了多少。当时联邦政府的支出在700亿美元左右，在今天，这个数目由世界上最富的几个富人个人就能提供。今天，我们用万亿为单位衡量权力。世界上最大的2000家公司拥有100多万亿美元的资产。美国1万家共同基金控制了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家10亿美元）。世界上1万家对冲基金控制了2万亿美元。世界上数百家私募股权公司控制了2万亿美元的购买力（4000亿美元资产加上可得到的抵押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控制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些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全部由少数集团控制，这代表了权力的空前集中。在企业精英中，由几千人组成的集团实际控制的金额也许超过100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资产的2/3。
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1）
权力真空
总统独断专行和国会消极怠工的模式不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还与导致权力集中在美国少数几个人手里的模式相呼应，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全球作用。
举例来说，美国政治结构里的最高职务实际上并不是总统，而是选民。但是，作为公民，选民如果不去了解和仔细考虑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的责任，就相当于放弃了权力。大约有40％的美国选民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漫不经心，近60％的选民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没有参加投票。根据2007年皮尤调查中心对美国人了解时事知识的调查，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的公民责任当一回事。甚至只有2/3的美国人知道美国副总统的名字；认识歌星碧昂丝？诺里斯的美国人是认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的人的4倍；认识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四分卫佩顿？曼宁的美国人是认识国防部长盖茨的人的3倍。伊拉克战争占据媒体报道头版头条的位置已经好几年了，只有半数美国人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发生冲突的主要派别。不到1/3的美国人知道俄罗斯总统的名字。根据《经济学家》上刊载的一项加拿大政府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拥有护照，这说明他们缺乏“监督”全球时代强权的准备。只有微薄的知识基础，或无知的选民要么是更容易被人操纵，要么就选择放弃投票，从而让总统的权力毫无障碍。
选民对大多数国际问题没有兴趣，给了华盛顿的决策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小小的专家团的范围里就能进行他们的国际决策。这相当于废除选民的作用。大约有1/3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大约2/3的议员助手没有护照。这说明甚至决策集团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似乎已经选择放弃全力塑造美国的国际角色，或者说他们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他们不用离开美国就能够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建设性的判断。在1976年至2006年之间，当选的5位美国总统中有4位没有制定和执行重要国际政策的经验。至于他们对重大国际行动的后果的反思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从这些行动中吸取历史教训或者缺少对地区事务的了解，是否也不足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顾问曾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人倾向于根据他们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况做出行动，他们喜欢冲动的领导人。”
进入因国会无作为产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响这些问题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拥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集团。
这个集团——我上一本书《管理世界》的主题——就是华盛顿的国际政策集团。这是一个小而紧密的，由有影响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互相了解，并且大多数人曾经共事过。服务于高级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集团和集团中间影响最大的人不超过几百个。这些人大部分在几所知名学府就读或执教（举几个例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弗兰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杰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哈佛大学是竞争对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给康多莉扎？赖斯讲授国际事务课）。这个集团的成员通常都属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其他能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集团，他们常常在好几届政府中合作。此外，由于他们占据了美国的高级决策职位，他们是极少数几个能和各国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联系的人，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在华盛顿的地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2）
竞选总统候选人需要有高级顾问团队，顾问团队不仅能提供建议，而且能作为显示候选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的“证明人”。显然，最佳的证明人是那些曾经重权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旧业。如《管理世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那些集团的最佳方法是成为集团内的一名成员。因而产生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决策人集团，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这种权力超出了行政部门。我们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样的企业在美国政府高层中的影响，但是旋转门现象值得再次强调，即允许决策人离开大型企业去政府工作，公职卸任后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响的一个方法。美国近年来的每个财长先后都在金融界担任高级职位也就一点都不奇怪：约翰？斯诺担任塞尔贝卢斯对冲基金主席；保罗？奥尼尔担任黑石公司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基金集团担任高层职位；罗伯特？鲁宾在花旗集团任职；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创办的公司达弼海外投资集团任职。事实上，政府高层职位是谋求华尔街、国防工业或企业界等其他领域高薪酬的职位的便捷途径。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实属平常，这些人离开政府以后必须在某个地方工作，但这也无法抹去一个重要的事实：拥有大批前任官员的华尔街大机构和公司对政府的决策工作具有不相称的影响。
我们只需看几个例子就能感觉到不同权力集团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高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负责人、*党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詹姆斯？约翰逊。在高盛公司内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鲍勃？霍尔马特、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格斯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样。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会有白宫办公厅前主任厄斯金？鲍尔斯，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花旗银行的董事会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道奇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雷曼兄弟的董事会有进出口银行前行长约翰？美康伯和前海军少将马沙？约翰逊？伊万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员最多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迈克尔？萨顿，和前“能源沙皇”弗兰克？扎布。
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1）
绿色不只是军衣的颜色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期结束以后，吉姆？琼斯将军常常直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绝了担任副国务卿和其他司令部职务的邀请。相反，他进了私营部门，被美国商会请去领导一个重要能源政策项目，还加入了做医疗产品的英维康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方面，他和许多军界同行有同有异。很多人退役后会继续担任企业高管。的确，许多人踏进了旋转门，进入国防工业。尽管许多人断言，由于制定了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立法，旋转门的现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个公司会不愿聘请最熟悉这个领域并且经验丰富的人呢？美国第十三大国防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有谁能比托尼？兹尼更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呢？”另一位高级国防承包商说：“人们经常谈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极为深厚。”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军事领导人离开部队以后，需要挣钱维持生活。他们不应该因选择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受到惩罚——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浪费国家在他们身上投资并培养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既然如此，军事领导人的人际关系网轻易就能转到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利交易中，这种交易——在过去，在世界各国——已经导致开支过度、时间拖延、系统缺失和明目张胆的*。类似情况出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对在外交政策里起重要作用的军火销售产生影响，导致某些象征性的交易受到格外的重视，有时候这些交易对相关国家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却能满足国防工业部门的利益。例如，2007年美国开始和沙特*商谈一笔200亿美元、长达10年的军火交易，作为制衡伊朗在波斯湾势力的一种手段。虽然这项计划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在国会审核阶段，但是在这笔交易中，沙特想买，美国军火制造商想卖，但是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却对交易中的精备武器提出异议，因为以色列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给沙特人一种新的威胁性的作战能力。
在军方、企业和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中有一项核心制度，这项制度在前面已经提到，长期以来，该制度混淆了国防工业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拿太平洋司令部的5任司令官来说，现任司令的前任托马斯？法戈海军上将是一位精悍的潜艇军官（法戈是位标准的潜艇军官，斯科特？格伦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扮演的巴特？曼库索上尉就是以当时的潜艇司令法戈作为角色的原型）。当法戈从海军退役时，他成为特雷克斯公司的总裁，洛埃艾公司和赛格系统公司的董事长，还加入了夏威夷控股公司和夏威夷电器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夏威夷瓦胡岛上。
法戈的前任丹尼斯？布莱尔退役后加入颇有影响力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还加入了两家国防承包公司——扩展数据输出（首席执行官）公司和泰科国际公司董事会。然而不幸的是，有人发现该所撰写了关于F22“猛禽”喷气式战斗机工程的发展前景的政府报告，而且首席执行官公司恰好是为F22制造零部件的承包商，有人因此指责布莱尔没有做好利益回避。其实在品行上，布莱尔一直洁身自好，了解内情的观察家认为布莱尔的问题出在对各方形势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正说明了军方和企业的某些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关的问题的许多方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2）
布莱尔的前任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目前是美林、福陆工程公司、艾默生电气、沃尼克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和国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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