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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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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生产资料。同样，一个给定的物品，它的性质，常常是由它指定的用途所决定的。理论文献，尤其是早期的理论文献，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指出这一点，让读者去参考就足够了。而下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
人们常常根据物品与最终消费行为的距离按顺序将物品分类。消费品排在第一位，直接产生消费品，用来生产消费品的组合中的物品居于第二位，依此类推，逐渐到更高或更远的位次。一定要记住，只有那些已在消费者手中，为消费做准备的物品才能被排在第一位，而例如面包师手中的面包，严格地说，只有当它与送面包人的劳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被列为第一位。位次较低的物品，如果不是自然界直接给予的，那就总是由位次较高的物品相组合而产生的。尽管这种结构图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最好还是按照该种物品曾经从中出现过的最高位次把它列入那个最高位次。例如劳动就是处于最高位次的货物，因为劳动在所有生产的最开始就出现了，而不管它也出现在其他任何阶段。按照生产过程或者组合的顺序，每一种物品都通过添加其他列为较高位次或者较低位次的物品而成熟为消费品；在这种添加方式的帮助下，它逐渐走到消费者面前，就像一条河流，借助于流进来的各条小溪，冲破岩石的阻挡，越来越深地在地面上形成一条大的河流。
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按照由低至高的顺序来看位次时，物品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定形；它们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征形状，即预先决定它们只作一种用途而不作其他用途的那些明确的特征。当我们沿着物品的位次顺序走得越来越高，就会发现物品越来越失去它们的专门性，即它们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效能；而且它们潜在的用途越广泛，它们的意义就越普遍。我们不断遇到各种货物，它们越来越不容易被清楚地辨别，单个种类相应地变得包含越来越广，就像当我们沿着逻辑概念系统自下往上走时，我们将不断遇到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数目逐渐减少，内容也逐渐变得空洞，但是它们所包含的范畴将不断扩大。货物的家系图也变得越来越单薄。这仅仅说明，如果我们选择的立场离消费品越远，处于第一位的货物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它们都是由较高位次的相同货物形成的。当任何一种货物全部或者部分地是相同生产资料的组合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在生产上是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货物的生产关系随着它们所处位次的提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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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如果我们沿着货物的层级向上走，最后我们就会走到生产的最终要素，他们将符合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终极要素就是劳动、自然禀赋或“土地”，是劳动提供了服务，土地提供了服务。所有其他货物至少“包含着”两种要素中的一个，多数情况下包含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货物分解为“劳动和土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所有货物看成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品具有直接供消费的特征，它们属于特殊的一类。但是，其余的产品，即“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出的产品”，一方面仅是那两个原始生产货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潜在的”消费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没有为要在它们之中发现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找到理由，而且以后我们也会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理由。我们“把它们分解为劳动和土地”。我们也可以分解消费品，并且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原始生产要素看做是潜在的消费品。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只适合于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因为它们不是独立地存在。
现在的问题上升为：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两者中是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还是它们的作用根本不同？我们不能从哲学的、物理学的，或者任何其他通常的观点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从经济的观点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经济系统的目的如何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然而，在经济学说领域应该被认为是有效的回答，却不能是普遍有效的，而只能说按照理论体系的某个特殊的构造来说是有效的。这样，例如重农主义者回答第一个问题将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更看重土地——这样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他们这样回答只不过是要表明劳动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反对它的余地了。这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有多大用处。比如，我们赞同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持有反对意见。亚当？斯密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正面回答，但是他认为劳动比土地更重要。这本身也没有错；甚至将这一概念当做一个出发点也是恰当的。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的利用并不需要我们在非实用上作出牺牲，同时，如果我们想从土地上获得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概念。
诚然，亚当？斯密清楚地把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力量看做是自由货物，而实际上，在经济体系里土地并没有被看做是自由的，对于这一事实，亚当？斯密把其归因于地主们对土地的占有。显然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是经济核算的因素。现在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本身并不因此就站不住脚。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劳动要素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李嘉图。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借助于他们的地租理论，他们排除了土地及其价值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地租理论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对这个概念满意。甚至像Rae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对这个概念满意，恰恰是因为他接受了地租理论。最后，有第三类作家否定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在生产过程中，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平等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的确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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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它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埃费尔兹把劳动作为主动因素，把土地看做被动因素。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他认为，劳动在生产中是主动的因素，而土地则是劳动在其上表现自己的客观因素。他说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安排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在技术层面上，埃费尔兹的观点并不可取，但这一方面对我们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仅仅关心在个人的经济思考和行为中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且在这一点上，两者表现的完全一样。劳动与土地一样都是“有经济价值的”。劳动与土地都要受到评价，要根据经济原则来使用，而且两者都要得到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它们均不涉及什么别的事情。既然在原始生产要素方面再没有什么别的与我们的目的相关，我们就将把它们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来对待。在这种解释上，我们赞同其他边际效用理论家的观点。
尽管我们对于生产要素——土地，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但对于另一个生产要素——劳动，我们最好还是要稍微仔细些来研究。暂且不管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和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这些区别，以及类似的不相关的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这些区别，我们必须对其他两类区别加以评论，它们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提出一项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意见，可以从它们开始。这就是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独立的劳动和含有工资的劳动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区分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的东西是非常根本性的东西。
这里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领导的劳动在生产组织结构的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这种对“执行的”劳动的管理和监督似乎把领导的劳动从其他类的劳动中提升出来。尽管执行的劳动只不过与土地的各种用途相同，从经济的观点看，它与这些用途的职能绝对相同，但是，领导的劳动相对于执行的劳动及土地的用途，很显然是处于支配的地位的。它似乎形成了第三种生产要素。而将领导的劳动与被领导的劳动区别开来的其他特征似乎也就成为它的性质：领导的劳动有某种创造性，因为它能为自己定出目的。对于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的区别，我们同样可以追溯到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的区别。独立劳动之所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正是因为它具有领导的劳动的职能，而在其他方面它与工资劳动并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如果一个独立的个人独自进行生产，他同时也做执行的工作，那么可以说，他把自己分成两种类型的人，即一种是领导者，一种是平时所说的工人。
很容易看出，处于较高等级的特点，即监督管理职能本身，并不构成实质上的经济区别。在工业组织里仅仅依据一个工人位于另一个工人之上，即一个工人处于领导和监督的地位这一情况，并不能使他的劳动变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领导者”不动一个手指头，或者对生产没有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他仍然执行着普通意义上说的间接劳动，准确地说就好像是一个看守人一样。更重要的作用似乎可以赋予另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于它能决定生产的方向、方法和数量。即使人们赞同上述较高等级的人在经济上没有多大重要性——虽然在社会学上或许还有他的重要性——但人们在这个做决策的职能上仍然能够看到一种实质上不同的特征。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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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立刻看到，在任何工作中都会出现做决策的必要性。一个修鞋匠的徒弟不作出某种决定，不独立的决定某些问题，不管大还是小，他就不能修理鞋。“做什么”和“怎样做”是教过他的，但是他必须具有某种独立性，这是不能被免除的。当一个电机公司的工人到客户家去修理照明系统，甚至他也必须对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的问题作出某些决定。一个代理商可能不得不参与到有关价格方面的决策中，因为在一定范围之内可能把规定货物价格的权利委托给他——然而他既不是“领导”也不一定是“独立者”。现在一个企业的领导或者独立的所有者肯定要对大部分事情作出决定，作出决议。但是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是已经教给他们的了。他首先知道怎样去做：他已经懂得技术的生产和有关的所有的经济数据。这里还有其他需要作出决定的，与修鞋匠的学徒所要作的决定，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做什么已由需求事先给他规定了。他不制定具体的目标，但是给定的环境迫使他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做。当然给定的数据也可能发生变化，那么他能多么迅速，多么成功地对变化做出反映，就取决于他的能力了。
然而执行任何工作都是这样。他的行为并不是根据事情当前的条件，而更多的是根据某些象征，他已经学会了要关注这些象征，尤其是从他的顾客的需求中直接表现出来的趋势。他一步一步地屈从于这些趋势，所以通常只有次要的因素是他所不了解的。然而，从这方面考虑，就可以认为，只要个人在他自己的经济行为中只根据已知的环境得出结论——这也确实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的——那么究竟是他们领导别人还是被领导就不重要了。前者的行为和后者的行为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则。建立这种规则，并且表明在表面上是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被严格定义的，这是经济理论的一项根本任务。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一般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领导者是消费者。管理工商企业的人仅仅是执行由需要或需求以及给定的资料和生产方法为他们规定了的事情。个人只有在他们是消费者时，只有在他们表示需求时才会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确实都参与了生产管理，不仅是承担企业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最狭窄意义上所说的工人。除此之外，个人对生产的领导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人们对过去支配经济系统的数据是熟悉的，如果这些数据保持不变，那么这个系统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对数据可能经历的变化并不熟悉；但是从原则上讲，个人会尽可能地追随这些变化。他不会自发地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改变那些环境已经正以自己的准则改变的东西；他排除数据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给定的条件发生变化，而人们仍然试图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就会产生这种差异。当然任何个人都可能采取与我们的观点所假设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行动；但是只要变化的产生仅仅来源于客观压力的需要，那么经济系统中的任何创造性的角色都不存在。如果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不一样，那么就会出现实质上不同的现象，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但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想要说明经济事实的内在逻辑。 。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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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假设也可以推断出：劳动的数量决定于给定的环境。这里我们要附加考虑一个先前留下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在任何时候劳动供给量的大小。很显然，一定数量的人做多少工作，这不是在一开始就严格确定的。如果我们暂且假定，所有雇佣个体的劳动的最佳可能性是已知的，从而就有着这种雇佣的严格确定的尺度，于是在这个尺度上的每一点，每一种具体劳动的雇佣的预期效用就可以与伴随着雇佣产生的非效用相比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众多的声音提醒我们，涉及我们日用面包的劳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人们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去承担，并且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将其扔掉。这里明确地显示了一个工人将要完成的工作量。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开始，这种比较自然总是有利于所要承担的工作的完成。然而，如果你在想要的满足上前进得越远，对工作的动力下降得就越多，同时，它所比较的数量，就是劳动的非效用，就会增加；因此这种比较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作的继续，直到对每个工人来说，当劳动所逐渐增加的效用与逐渐增加的非效用达到彼此平衡这一时刻到来为止。当然，这两种力量的强度因人而异，也因国别而异。在这些差异中，存在一个本质的说明因素来说明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形成。但是理论原则的实质并不受它们的干扰。
因此，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只是生产力量。衡量任一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肯定是存在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办到的，就像我们在原则上对土地的服务规定某种物质上的衡量不会有困难一样，而不管在实际上这件事可能是多么复杂。那么，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比如，如果一种质量的劳动能生产所有的货物——并且通过假定所有自然所赋予的东西为自由品，那么对它们来说就不会产生经济行为的问题，这种假定是可以设想的——或者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起作用，因而每一种都只为自己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这种衡量就是从事实践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经济计划所必须的。
例如，如果某种确定价值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而另一个同样价值的消费品需要两单位的劳动，那么这个生产者的行为将是确定的了。然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总是一道起作用。比如说，如果现在生产一种确定价值的某种货物需要三单位劳动和两单位土地，而生产另一种货物需要两单位的劳动和三单位的土地，那么生产者将如何在这两者中选择呢？显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对这两种组合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配第的问题。
由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得到了归属理论。生产者个体想要衡量的是他的生产资料数量的相对重要性。他必须借助于一种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他需要各种指标，依靠这些指标来做事。总之，他需要一种价值标准。但是他只是直接对他的消费品才有这些标准；因为只有这些消费品能够立即满足他的需求，这种对消费品需要的强度就是这些货物对他的意义的基础。对他的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储存量而言，首先就没有这种标准；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补充说，对于他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说，同样也没有这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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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些其他货物之所以有它们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同样是为满足直接需求服务的。它们为需求的满足作出贡献，正是因为它们对消费品的实现有贡献。因此，它们从后者那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消费品的价值，如果有，那么就好像是回射到它们身上。价值“归属于”它们，依赖这种归属的价值，在每一种经济结构中，它们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所以，要对生产资料的储存量或者对两个原始生产资料中的一个的总价值进行确切的表述，并不总是可能的，因为这种总价值常常是无限大的。然而，对于一个从事实践生产的人或者对理论来说，知道这个总价值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绝不是一个放弃每一个生产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放弃存在性的问题，而仅仅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或另一目的来安排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的问题。
例如，一个孤立的个体，如果他没有两种原始生产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就根本不能从事生产（或者生活），他也就不能对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价值进行确切的表述。如果从这个范围上说，穆勒认为劳动服务和土地的服务是不确定的以及是不可衡量的，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进一步说，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人们绝不能对一个产品说出它的“自然”份额和劳动份额，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诚然，从物质上说，这两者是不能划分开的，但就经济体系的目的来说，这种划分是不必要的。对于后者来说，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必须的，也就是，它的满足的增加，有多少是归因于每一种生产资料的任何小量的增加。然而，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归属理论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与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相比较，生产物品的这种价值不同，它是“收益价值”，或者也可以像某些人所说的，是生产力价值。与前者的边际效用相对应的是后者的边际生产用途，或者用一个常用的术语：边际生产力；每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重要意义是由劳动或者土地的边际生产力给定的，因此，它被定义为：借助于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给定存量，至今所生产的最不重要的一单位产品的价值。这个价值表明了在总的社会产品的价值中，每一个别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所占的份额，因此就能够被明确地称为某种劳动或土地服务的“产品”。对一个不完全懂得价值理论的人来说，以上这些简短的说明并不能表达它们的全部意义。
这里我给读者指出一本书：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在这本书中作者精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论，阐述了理论的意义，这里，我只想说，从一种纯粹的经济论述的目的考虑，这种描述是“劳动产品”一词的唯一精确的含义的表达。在这里我们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在一个交换经济中，土地和劳动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即地租和工资，是由土地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在自由竞争情况下，地主和劳动者获得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或者生产方式的产品。在现代理论结构中这个命题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在这里我仅仅是提及一下。在以后展开的论述中，这个命题将会变得更加清楚。
下面这一观点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中，个人是这么容易地利用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为个人在经验上对这些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消费品是很熟悉的。由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依赖于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所以，当要生产迄今为止尚未生产过的消费品时，生产资料必须改变。同时由于我们希望忽视或者不顾这个给定经验的存在，并让它在我们眼前出现以便研究它的本质，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在这一点上个人对如何在现有的各种使用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还不是很清楚。于是个人将首先使用他的生产资料生产那些当前他最需要满足的物品，然后将逐步生产那些需要的迫切性不断下降的物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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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走一步他都将考虑，由于为了满足当前选定的需要而使用生产的货物，那么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的感觉就必然得不到满足。只有当更迫切的需要的满足不会因当前的选择而变得不可能时，那么每一步的选择才会是经济的。只要还没有作出选择，那么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是不确定的。对于每一种所考虑的使用可能性，相应地每一增量都将有一种特定的价值。那么在这些价值中哪一个与任意的增量一定有联系，这只有在作出选择之后并且经受住了经验的考验，才能显现出来。一个给定的需要在比它更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前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一基本条件最终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商品都将在它们不同的可能的用途之间进行划分，使得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在它们所有的用途中相等。在这样的安排中，个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并从他自身的观点看就找到了最好的可能的安排。
如果他这样行动，那他就可以说，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充分利用了这些环境。他将努力实现他的商品的这种分配，改变每一种所考虑的和执行的经济计划，直到达到这种分配。如果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那他就必须探索着一步一步地实现这种分配。如果可以从先前各经济时期已经积累的经验中获得这种经验，他就会试着遵循同样的路径。如果这种经验所要表达的条件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因新条件的压力而屈服，并且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评价以符合新的条件。
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方法使用每一种物品，因此有一个明确的需要满足，反映这种需要的商品的各自增长都有一个效用指数。这个效用指数能表明每一增长在个人经济中的地位。如果产生一种新的使用生产资料的可能性，就必须根据这个价值来考虑它。然而如果我们返回到个人的“选择行为”，这个选择行为是已经作出的并且已经实现了这个效用指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种情况下，是另一种而不是这个确定的效用起决定作用。如果我已经把某种商品按照三种使用的可能性进行划分，当第四种使用的可能性出现时，我将会根据前三种已经实现了满足状态去考虑它。然而就这三种划分来看，这个效用并不起决定作用，因为效用只是在划分的决策已经作出之后才产生的，但是对每一种商品而言，最终都存在一个确定的效用尺度，这个尺度反映了该商品所有用途的效用，并且提供了这种商品的一个确定的边际效用。就一种生产资料而言，也提供了同样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说的，通过它的“产品”，或者根据维塞尔的表述，通过它的“生产贡献”。
既然所有的生产都包含着在各种竞争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并且总是意味着放弃其他物品的生产，那么产品的总价值就绝不是一种净收益，而只是在减去如果可以生产出来的而实际未生产的其他产品的价值之后的余值。后者的价值代表对所选的产品的反向论据，同时也衡量了它的需求强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成本要素。成本是一种价值现象。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于生产者而言，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就是那样一些消费品，它们本来可以通过使用相同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而由于选择生产现在的产品不能生产出来。因此使用生产资料包含着一种牺牲，在其他生产资料方面就像和在劳动方面一样。当然，在劳动方面还有另一个条件必须满足，就是每一次劳动的支出都必须产生一种效用，这个效用至少能够弥补由于劳动支出所产生的反效用。然而，这绝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条件的限定内，个人选择劳动支出的行为，与他选择其他生产资料支出的行为是完全一样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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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绝不是不重要。随处可见它们的效应，每一个生产决策都必须与它们作斗争。沿着一个给定的方向，生产者将生产推得越远，这种斗争就变得越困难；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需要越是得到满足，在同一线上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一欲望的强度就会越小，因此，通过进一步生产该商品所得到的满足感的增长就越少。此外，伴随着这个方向的生产所带来的牺牲也在同时增加。因为，为生产这种产品所用的生产资料必须从越来越重要的需求类型中抽出来。从某一个方向的生产中获得的价值因此就不断变得越来越小，最终近乎消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种具体的生产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到一种生产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然而，这同物质生产递减规律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的命题是否有效合理与物质生产递减规律是毫不相干的。显然，成本不断增长的经济规律最终会起作用，即使物质的命题没有效，不合理，即使它的反面是正确的。因为即将作出的投资的价值最终会上升很多以至于通过生产所得的效用的增加将消失，即使这种投资的物质数量不断降低。如果后者变为现实，那么很显然，每一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本质的现象不会因此而有不同。
因此，实际上生产者对生产成本要素的考虑，只不过是考虑使用生产货物的其他可能的生产方式。这种考虑构成了对每一种生产使用方式的制约，而且成为每一个生产者所遵循的准则。但在实际上，很快习惯就把它提炼成一句简短方便的表述，使每一个人都能使用它，而不必每一次都重新构造它。生产者用它在现实中工作，在必要的时候调整它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在那里，需求与现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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