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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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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是产生进一步麻烦的一个原因，通过投机者所遇到的不幸，以及通过投机者会预见到价格进一步下跌这个事实，于是，所有这些为人熟知的要素相互激发而增长。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清楚最终的结果；而那些本身与危机并没有关系的弱点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企业收缩或者企业扩张，最终会证明是反应的正确方式，而不可能是在当时为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所提出的值得信任的理由。形势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不清晰性，在我看来，理论毫无根据地利用它们来解释萧条的原因，它们将真正成为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重要因素。
包括在新的调整过程中的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明显会出现的无规律和不可估计的损失，形成了萧条时期独特的氛围。那些产生股票交易思想以及繁荣时期在商业和社会上十分显著的投机要素，尤其会遭受不幸。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投机阶层以及部分地依赖奢侈品需求的奢侈品生产者，情况在实质上比其表现出来的更糟糕——对他们来说，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已走到了尽头。从主观上看，转折点出现在生产者面前，尤其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就像爆发迄今为止潜在的生产过剩以及由此产生的萧条那样。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严重的是那些将要被生产出来的商品更无法销售。以恰好偿付成本的价格出售会导致人们熟悉的银根紧缩现象，甚至可能导致无力偿付。这些现象是非常典型的，所以每一种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都必须恰当地对它作出解释。
正如读者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如此，但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加以运用。生产过剩被那种我们已经注意到并且解释了的扭曲的繁荣加重了。在萧条时期的许多工业中必定出现的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就有可能用不恰当的理论术语来描述萧条的外部形式。每一种这样的理论，其主旨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以及解释那些认为存在不协调的特殊的数量。对我们而言，商品数量与其价格之间的不协调——许多情况是因为经济系统丧失了均衡而产生的——就像生产过剩那样，是一种中间现象，而不是基本原因。与此相关的，各个产业收入之间也可能有不协调，但在不同的经济等级的收入之间不存在这种不协调。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可能受到干扰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除了那些货币形式的固定收入，其他收入都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并且有损于或者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获利或损失，同时，总的消费者需求不受干扰。
商业周期（14）
扭曲的繁荣在其他情况下也有这样的结果：形势的紧张与危险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同等的重大。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经表明的，许多部门几乎根本不受干扰，有些部门只是受到相对很小的干扰。在每一产业内，新企业一般受牵连的程度比老企业更大，这似乎与我们的解释相矛盾。对这一点的解释如下：老企业有缓冲工具“准地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拥有累积储备金。它被置于保护关系中，而且常常得到经多年确立的银行关系的有效支持。它有可能若干年失利，但其债权人却并不感到忧虑。从而，老企业比新企业维持的时间更长，而新企业总是受到严格地并且是被怀疑地审查。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工具，而且只要它表现出一点困境的迹象，就会被认为是即将破产的负债者。因此，所有情况的变化带来的反应，对新企业比对老企业，可能表现得更早并且更惊人。所以，在新企业比在老企业，更容易导致最终的结果：破产，而在老企业则形成一种缓慢的衰败。这就歪曲了现实情景，这也是为什么危机中一个选定的过程仅仅以一种重要的限制条件来描述原因。因为，只有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本身最完善的厂商，拥有在危机中生存的最好机会。但这并不影响现象的本质。
尽管我们有理由说，产生萧条周期的调整和再吸收过程，引起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的要素的不安，那些要素对创造商业氛围贡献最大；而且即使所有的事情都以理想的完美形式出现，它也必定会消灭许多价值和现存的实体。然而，如果仅从对繁荣的冲动的终止方面来看，或者仅仅用消极的特征来描述，那么，也就不可能对萧条的性质和结果进行充分地把握。对于萧条，还有更多令人高兴的一方面，这比刚才提出的情况更能反映萧条的特征。
第一，就像已经陈述的那样，萧条将引向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萧条下发生的所有情况确实可以从这个观点加以理解，而且所发生的显然是无意义和未加控制的，我们再一次考虑萧条时期的个人行为。他们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由繁荣引起的干扰，也就是因新组合及其产品成群地出现而产生的干扰，因他们与老企业的同时存在以及他们单方出现而产生的干扰。
老企业——理论上，也就是除形成于繁荣时期的企业之外的所有现存企业，以及进一步排除那些因垄断地位、拥有特殊优势，或者持久优越的技术，从而实际上已经远离危险的企业——面临三种可能：如果他们因客观或个人原因而不能适应，就将衰败下去；开始收敛，并且试图在一种更稳当的状态下生存；最后，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或者借助于外力，要么向另一种行业转变，要么采取其他技术性或商业性手段，以实现用较低的单位成本扩大生产。新企业不得不经受他们的第一次考验，这是一种比如果他们陆续出现而不是成群出现所需经受的更困难的考验。一旦确立，他们必然会适当地参与到循环流转中，而且，即使当他们建立时没有出错，在许多方面也必定会存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即使从不同的、次要的原因出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也与老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相类似；而且，如上所述，他们在许多方面应付问题的能力比老企业要差。
商业周期（15）
在萧条时期，商人们特征性的行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对措施的更正，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所有这些现象，除了没有事实根据的恐慌和错误的结果——这是危机中事件非正常发展过程的特征——都可能归属于这种由繁荣所造成的情形的概念，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为，均衡受到的干扰并对此作出的反应，以及资料的改变和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适应这些概念中。
就像朝着新均衡状态的努力斗争——它将使创新具体化，并对老企业产生影响，它是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同样也可以表明，这种斗争在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更接近均衡的位置：一方面，萧条过程起推动作用的冲力，在理论上它不会停止，直到它发挥作用并且真正带来了均衡状态；另一方面，除非达到均衡，否则没有以新的繁荣形式出现的新干扰从经济系统本身出现。在萧条时期，工商业者的行为，显然被实际的或者即将来临的损失所控制。但是，损失发生或者即将到来——在整个经济系统内并不是必然的，只是部分可能招致危险——只要所有的企业，以至整个经济系统，不是处于稳定的均衡位置，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说，直到他们再次以与成本相当的价格生产为止。
因此，在理论上，只要这种均衡没有完全达到就总存在萧条。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过程在它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前，就不会被新的繁荣打断。因为直到那时，必然存在对于未来新情况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不可能去估计新的组合，而且获得必要因素的协作也很困难。如果遵循下面的限制条件，那么这两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对现代商业界特有的周期运动及其机制的认识，能使工商业者预测即将到来的繁荣，尤其是它的次级现象，只要当最坏的情况过去了。许多个人对新均衡的适应，以及许多价值对新均衡的适应，常常被一种期望延缓或者阻碍。这种期望即是，如果他们还能坚持——这通常是根据他们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他们就能在下一个繁荣时期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算，或者发现根本没有清算的必要——这在占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为重要，并且挽救了许多实际上不能适应生存的厂商，使他们与其他适应者一样生存下来。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延缓或者阻碍了到达稳定、均衡状态的过程。
经济生活趋于托拉斯化，这在大型联合企业内部以及它们的外部，形成了永久的并且是连续的失调；因为，如果在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实际上这只能是完全均衡了。此外，由于某些厂商，尤其是老厂商，他们有一定的财政力量，所以调整并不总是十分迫切的，它也不是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外界还有一种做法，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厂商或者整个工业，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发放基于这样一种善意的或者说虚假的假设，即困难只是暂时的，且困难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
在萧条时期，常常也有对实行保护关税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老企业的财政力量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还存在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关键时刻的好收成。最后，萧条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会产生过渡补偿的影响。例如，如果一种未经证实的恐慌不恰当地贬低了某家企业的股票，因而开始了一种纠正性的上升运动，那么这种上升运动就可能反过来进行得过于激烈，以一种不相称的高价维持该股票行情，并可能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出现真实的繁荣。
商业周期（16）
当然，最终达到的状态决不会与一个没有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情景完全一致，在这种理论情景中将不再有利息形式的收入。相对短暂的萧条时期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总会出现接近无发展状况的现象，而且这种状况，由于相对稳定，可能又是实施新组合的起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会存在一个吸收过程，它最终会到达接近均衡的位置，而产生均衡就是它的功能。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这种中间状态确实存在，并且对其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因为只有证明了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状态的必要性，我们才完成了我们的论证。因为我们从这个状态出发，而发展的波动首先就是从这里产生——不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设一种初始的“静止”状态，以清楚地突出波动的性质。但就我们用来解释现象本质的这个理论而言，仅仅说商业周期的波谷事实上是跟随着每一个波峰，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它是必然的——这不能被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这个事实而代替对它的证明。由此，一定量的学究行为在这部分似乎还是需要的。
第二，除了对刚刚引起我们注意的创新的消化，萧条时期还有其他一些作用，这种作用确实不如那些它得以获得名气的现象那样重要：它完成了繁荣所容许的情况。同时这种影响是持续的，而让人感到不愉快的现象是暂时的。商品流被充实或者说被丰富，生产被部分地重组，生产成本被缩减，起初作为企业家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增加了其他阶层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作用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障碍，但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却被这个事实证实了，即正常过程的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像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将使人产生怀疑那么沉闷。除了这个事实，即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通常几乎不被干扰，于是，在多数情况下，总交易的实物数量只是微微下降。萧条造成的荒废残迹这个流行的概念是如何被夸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任何对危机的官方调查来表明。尽管周期运动，它在繁荣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在萧条时期出现的通货紧缩，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但这不仅适用于根据商品作的分析，而且适用于根据货币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数字相比，总收入在繁荣时期的上升以及在萧条时期的下降，不会超过8％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参考米切尔的论述）。
在美国，发展的强度可能比在欧洲使这个波动更加显著。阿弗达农已经表明，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平均上只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并且真正大的波动是在个别物品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大规模的一般性的运动，比如战后时期，这些同样可以说明。当那些事件（恐慌、破产的蔓延等等）的非正常过程且不断变弱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可预测危险的焦虑都消失的时候，公众意见也会对萧条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萧条会给不同类型的个人带来什么，以及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这些总是从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对此并不涉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萧条时期的真实特征。它使企业家及其所有的跟随者，尤其是那些偶然幸运地或者投机性地享受到繁荣期间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果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在投机的场合下，这就极不完善地被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所代替。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家已经获得利润，而且已经将其包括在现已建立起来且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他不再进一步产生利润，而相反，他会受到亏损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即使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中，他的企业家利润将枯竭，他的其他作为企业家收入的部分也将达到最小值。
商业周期（17）
在事件的真实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被已经提及的一些因素所减弱，还是会发生。与老企业有关联的现存事物，它们正竞争性地被征服，当然会遭遇到困难。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其收入只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才会变化。这些人，比如领取养老金的人、收取租金的人、政府官员，以及长期出借土地的地主，都是萧条时期的典型受益者。他们货币收入的商品内涵，在繁荣时期已经被压缩，而现在却扩展了，而且，在原则上，确实它现在扩展的程度一定比过去被压缩的程度更大，这一点已经说明过了。
进行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已经增长的购买力中获利，而由于更低的利息率受到损失。理论上，他们的损失必定大于收益，但是众多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的风险补充和恐慌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实际的重要意义。那些没有用长期合约把地租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的土地所有者——从而首先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在根本上与工人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对有关工人问题的论述也适用于他们。在实践中很重要，而在理论上不值得考虑，人们对这种差别通常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论述。
在繁荣时期，工资必然会上涨。因为当次级波上升时，那些新需求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首先是企业家，然后是那些扩大经营活动的人，直接和间接地对劳动的新需求。因此，就业量必然首先增长，同时劳动工资的总数量也随之增加，然后是工资率以及随之的个别工人的收入的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涨，引起了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又导致了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由于那些在理论上与工人同等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其一部分收入因上面提到的原因没有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而固定收入根本不会增加。所以，工资总额的上涨不仅只是名义上的，而且相当于更大的真实劳动收入，同时也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中的更大的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特殊情况：如果并且只要新创造的购买力在对消费品价格产生影响之前必定首先对工资产生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就不会立即损害工人的利益。只要情况不是这样，或者工资的上升遇到外界障碍（比如，世界大战），那么工资就会以经常说到的方式滞后于物价。如果通货膨胀确实是消费中产生过剩的工具，比如说，如果战争是靠通货膨胀来融资的，那么因此造成的经济系统的贫困也必然会对工人的地位作出反应，即使这种反应不像对其他群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应那样严重。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显然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在萧条时期，每单位工资的购买力上升了。另一方面，对劳动的有效需求的货币表现，因繁荣产生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结果而有所下降。只要仅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劳动的有效真实需求将保持不受干扰。于是，劳动的真实收入将继续变得更高，不仅高于原先接近均衡状态的收入，而且高于繁荣时期的收入。因为，原先的企业家利润，会流向——理论上并且根据我们的概念会全部流向，但实际上只是逐渐地并且是不完全地流向——劳动和土地服务，只要它没有被产品价格的下降所吞并。但是下面这些情况在短期内阻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引起实际由统计所显示的真实收入的暂时下降，而最终期望收入的上升，这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通常在现实中被下一个繁荣的出现所掩盖。 。 想看书来
商业周期（18）
（a）首先，曾被我们称为萧条时期数据和事件的不确定性和明显的无规则，还有更多的非正常过程的恐慌和错误，这些事实使许多厂商受到困惑，并且使其他厂商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事事。这必然导致失业等等情况的发生，但它本质上是暂时的，这一特征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它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消除有关的遭遇，以及对它的恐惧——仅仅因为它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实质上它有助于反映萧条时的情景。这种失业是萧条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劳动急剧过剩供应的来源，这样就导致原先由工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的大量损失。有时，虽然不是必然的，但也会导致对工资的严重压力，而它的影响可能比从失业数据中所想象的结果还要大。
（b）由此，我们必须分清楚这两种情况：新企业要么完全消灭老企业，要么迫使老企业限制他们的经营活动。为了抵制由此而引起的失业，新企业的持续经营肯定会引起对劳动的新需求。究竟这种新需求的数量能超出所产生的失业数多少，可以通过铁路和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并非必然如此，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可能会有困难和摩擦，同时由于劳动市场运行的不完全，可能在两者平衡中，困难与失业不相称的还偏重一些。
（c）由于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这曾经创造了新的投资——最终停止了，上面提到的因繁荣的到来而产生的对劳动的新需求也会失去其重要性。
（d）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进一步使生产过程机械化，因而必然减少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而且经常，虽然不是必然，它也包含着所讨论的工业对劳动需求量的减少，尽管会出现生产的扩张。这样，技术性失业就表现为周期性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该与周期性失业相对立，好像与周期性失业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萧条的这种要素都是巨大的、让人痛苦的，但它主要还是暂时的困难。因为一般来说，对劳动的总的真实需求不会总是下降。这是因为，忽略掉所有补充的以及所有次要因素，企业家利润中那部分未被价格下跌而消除的支出必然超过阻止任何永久性收缩所需要的量。即使它仅仅花费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解为工资——以及租金，因为我反复强调，这里所说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都适用于它们。一旦它们被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发生对劳动的真实需求的增加。
（e）繁荣，不论是直接地还是以其影响，只可能以一种方式使对劳动的真实需求永久地降低：如果在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中，繁荣会转变劳动和土地的相对边际重要性，这个边际重要性原先产生于对劳动极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久地下降。在实际中，比这种情况更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已经存在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需求。
于是，根据这个限制条件，我们回到我们的结论：萧条时期的经济本质在于，通过努力争取均衡的机制，把繁荣带来的成果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同时，那些对于整个系统不是完全必要的暂时的反应，遮掩了这个基本特征，并且制造了一种表达为“萧条”的气氛，还产生了一种反响：甚至那些指数所表现的形式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以及价格范畴，而且不仅仅反映萧条时期自动的通货紧缩的特征。
商业周期（19）
危机的爆发就发动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就形成了那些在事件进程中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提到的，它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倒闭、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这些非必然的但是可能的现象，很容易在繁荣转向衰退的转折点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只要萧条过程更加彻底地发挥作用，它们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首先产生于这种情况的失误或者只是因恐慌而急待解除的失误，以及公众舆论等等，就会成为独立的原因，而它们在事情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本不会发生的。这样，它们就成为萧条的原因，这种萧条表现为不同特征并且导致各种最终结果偏离正常过程。这里最终确立的均衡，不同于在相反情况下建立的均衡。
一般情况下，重大的错误和破坏不能被改正和重新修复，它们所造成的局面反过来又产生进一步影响，这样它们必然自己寻找解决的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而且意味着要强制实施这个适应过程，否则，这个适应性过程就是多余的。事态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对于理解事物的本质，而且对于理解与这种事物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上面的观点与以下这个学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学说在商业周期中看到的主要是货币现象，或者是一种植根于银行信贷的现象，而且这种学说在今天特别多地与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繁荣时期产生的利润还是萧条时期遭受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和不起作用的。相反，在与其对手相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起着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要素，而且它们不会被消除，否则经济发展机制就会瘫痪。如果不对那些不可避免地与没有希望适应的那种事物有关联的现存实体进行最后彻底破坏的斗争，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伴随着事情非正常过程的损失和毁坏确实是没有意义和不起作用的。对预防和整治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证，主要就依靠它们。其他合理的关于整治危机政策的出发点是这个事实：甚至是正常的过程——这仍然比非正常情况更多——萧条也牵涉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重要的长期治疗，也是唯一的不会招致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商业周期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商业周期的了解不断增加，同时托拉斯形式逐渐形成，于是，这就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像战后那段时期，都不属于这一类——变得越来越微弱的主要原因。由国营企业或者大型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建设推迟到萧条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似乎缓和了新组合成群出现的结果，也似乎减弱了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因而似乎这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威胁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以及普遍增加的信用工具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就像政府纸币的支配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过程。它不仅遇到反通货膨胀的一般争论，而且还遇到了破坏那种仍可以归因于萧条的选择性措施的论点，它使经济系统负担着那些不能适应以及不适于生存的厂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商业周期（20）
与此相比较，信贷限制——通常由银行无系统性地并且没有预见性地实施——却出现在至少可以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灾难的政策却任其严重的结果自行地发展下去。这个程序可以用其他措施来补充，而这些其他措施可能使个别生产者很难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但是也可以构想出一种信贷政策——在那些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对私营银行产生影响的中央银行方面——这种信贷政策能将具有经济作用的萧条其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只有破坏作用而无经济作用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区别开来。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一种特殊的经济计划，这种计划将使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无限地增加，但这也包含着一种政治判断，在这里我们并不关心这个政治判断。这种政策在技术上的前提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事实和可能性的全面洞察，尽管这些在理论上可以及时地得到，但无疑，在目前是得不到的。但在理论上，确立下面的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这种政策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于幻想，或者归于那些本质上就不适于用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最终归于其得到的反作用必然大于其直接影响的那些措施。
事件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不能单纯从概念上来区分。在现实中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充分深入地研究，甚至是今天发生的具体情况也可能立即被普遍地认为是属于其中的这一种或另一种。在大量深受任何特定萧条时期灾害威胁的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区别出那些由于繁荣而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和那些因为次要情况、反作用以及偶然事件而面临危险的企业；这种政策将不去管前一种情况的企业，而对于后者将给予信贷支持。这种政策可能会成功，出于同样的道理，正如一种有意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可能会成功，而只要听任事情自动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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