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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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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时间要素在这里不会独立地影响事情。诚然，领导者必须把已经深思熟虑的组合的结果，不仅与用同样的生产要素以它们先前的使用方式，在同样的时间内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较，还要把它与用同样的生产手段，在其他新的组合方式中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较。如果后者需要更少的时间，那么，就必须考虑其他可能实施的若干组合在节省的时间里可能产生的结果，以估计相互竞争的各种使用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时间要素必将出现在非交换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它的影响是由利息表现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不过，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甚至在这里，时间也不起任何其他作用，例如，它决不会把等待的必要性，或者把对未来享受的欲望变得更小，成为某种特殊的因素。人们不愿意等待只是因为，人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做其他的事。未来的享受变得更小，只是因为他们的享受在未来实现的越晚，按照“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这种享受”来说，应打的折扣就越大。
这样，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不管他的地位是什么，从原先的用途中把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抽取出来，并用它们实现一种新的组合，例如生产一种新产品，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法生产某种已有的产品。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者是从一直制造同一种产品的工业分支中提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还是允许现有的厂商继续以习惯的方式生产，并同时与其一起开始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生产，而从完全不同的工业分支中抽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根据假设，新产品的价值要高于用原来的生产方式以同样数量的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不管在这样的社会里，估价是怎样形成的。有关新产品的归属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当新的组合已经完成，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就已经被决定了。那些参与新组合的要素的价值将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最好还是选择决定实施新组合那个时刻，并假定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决定的进行。
首先，生产者必须作出价值评估：必然要比较新产品的价值和在正常循环流转中用同样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显然，为了评价新组合的优势，这种评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评估，就不会有后面的任何行为。现在，我们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用同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可能产生的两种价值，哪一个将被归属于那些生产资料？这一点很清楚：在决定实施新组合之前，只有与旧的生产方法相适应的价值。因为如果事先把新组合的剩余价值列入生产手段，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那样做的话，实施新组合就显得不再有利益了，也失去了比较新旧两种方法所得的价值的必要性的基础。但是，一旦新组合实施，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难道因为这时生产手段实现了更高的价值，所得到的所有满足就不该像门格尔所说的那样，就像在循环流转中那样，全部归于生产手段；从而，如果所有的事都完美地运行，那么新产品的全部价值将被反映在所使用的生产手段中？
企业家利润（8）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甚至坚持认为，在这里，劳动和土地服务都应该用它们原来的价值来估计，这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原来的老的价值是人们习惯了的价值。长期的经验决定了这些价值，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确定的。它们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并受到更长期的经验的压力，才会改变。这些价值是高度稳定的，特别是因为劳动和土地服务本身没有变化，所以它就更加稳定。与其相反，新产品的价值独立于现有的价值体系之外，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新产品的价格那样。新产品的价值与老的价值并不相连接，而是分别独立的。因此，任何生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它的其他使用方法所能实现的价值来估计，而不是根据它实际被用的方法产生的价值来估计，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个价值是我们所说的迄今最流行的价值，才是依赖于具体的生产手段的。如果它们不存在了，它们将被用其他使用方式所产生的其他单位所替代。如果这些价值同时存在，任何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都不能高于同样的另一个单位的价值。
现在，使用在新组合中的劳动和土地服务，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组合中的劳动和土地服务是同质的——如果不是这样，将会出现价值差异，但我们也能容易地阐明其原因，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原则——这样两者之间就没有价值差异了。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经济系统里所有的生产力都投入到新组合中，在这个阶段，它们也必须按迄今流行的价值来投资。即使新企业失败，这些生产力的价值还是可以再实现。如果生产力完全赔光，那么损失的数量也要以以前流行的价值为基础来衡量。因此，在非交换经济中，新组合的成功也会带来价值剩余，这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事实上，价值的剩余是一定的价值量，生产手段没有相应的要求其归属的权利，价值的剩余不仅仅是超过以前状态的一种满足的剩余。我们还可以说，发展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一个私人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润，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
第二，用另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领导者的企业家性质的活动，确实是实现新组合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可能被当做是一种生产手段。我通常不这样构想它，因为我对比较企业家活动与生产手段的不同更感兴趣，但是在这里，这样的构想是有帮助的。因此，暂且让我们把领导者的职能看做是第三种最初始的生产要素。那么，显然，新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归于它的名下。但是，是多少呢？领导者和生产手段同样是必要的，新产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取决于这两者的合作。这不需要更多的评论，而且与我们在前段中所讨论的并不矛盾。所有价值范畴的适当数量仅仅取决于竞争力，不管是对商品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因为在非交换经济中不存在这第二种竞争，同时由于在非交换经济中，什么是利润与什么不是利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在交换经济中那么重要（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所以，它的价值常常就不像在这种区别非常重要的交换经济中那样清楚。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明确地说明，有多少价值应归于企业家的作用。正像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在多数情况下，生产手段是可以被替代的，但领导者不可以替代。因此，在有必要替代生产手段的情况下，将损失的那部分价值应该属于生产手段，余下的部分将归属于领导职能所起的作用。而归属于领导职能的价值，是新产品的价值减去在没有这种领导职能时可能实现的价值的差额。因此，剩余在这里与一种对价值归属的特殊要求权相对应，从而无论怎样都不能夸大产生于生产手段的要求权。
企业家利润（9）
然而，这里也决不能忘记，如果我们总是谈论归属问题，把迄今流行的价值的归属问题归于生产手段，那不是很正确的。由于从原先的用途中抽取出生产工具，原先使用过程的边际价值确实提高了。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观察到相同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企业家的新需求导致生产工具价格的上涨，这恰好符合这个价值变化过程，因而我们的表述方法必然要做相应修正。然而，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当然，决不能把这种价值的上涨与因生产手段的发展而导致的价值上升相混淆。
谁也不能说，上面描述的估价过程不真实，也不能说，利润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量度，在非交换经济中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一个非交换经济，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它正在做什么，它的新组合会产生什么好处，还有，这些好处归因于什么。然而，人们可能会说，在非交换经济中，利润作为一个分配范畴，没有任何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在封建式的非交换经济中，地主确实可以根据对他的“服务”，自由地支配产品数量，他可以自由地处置所有的收益——他可以给工人们高于或者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报酬。在共产主义式的非交换经济中，利润完全归于全体人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本身与我们的论述无关，但是难道我们不能推断说，尤其就社会主义类型来说，利润被工资吸收了，现实把价值理论推到一旁，而工资包含了全部产值？不可以，我们必须区分收益的经济本质和人们对它的处置。收益的经济本质以某种生产性服务为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工资称为应归于劳务的那部分收益。在交换经济的自由竞争下，这部分收益落到劳动者那里，但这仅仅是因为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根据边际重要性来获得报酬。这是必然的，仅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好是这种工资鼓励人们去努力。如果这种努力是通过另一种方法来保证的——比如通过社会责任感或者强制作用——那么，工人获得的报酬可能更少。尽管如此，他的工资仍然是由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如果他的报酬比边际生产力少，那么，少的这部分应该被看做是对他的经济工资的一种扣除。这个扣除部分也是工资，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性质完全一样。
在共产主义社会，领导者当然得不到利润。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发展不可能。相反，在这样的组织中的人们可能很快会形成一种十分不同的思想，他们不再对利润提出要求，就像在这种社会里，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位将军不会把战利品全部或者部分地归于他自己一样。但利润仍然是利润，不可以把利润看成是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把庞巴维克关于利息的经典阐释用到这上面来，就可以明白了。他的阐释也适用于地租，同样，应该把土地的生产性贡献的本质和价值同某些特定个人所得的收入区别开来。
那么，利润应该被认为是哪些工人的工资呢？对这个问题可以构想两种答案：第一个答案可以这样说，它是工作在新产品上的工人的工资的一部分。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这些工人所得的工资将比其同伴的工资高。然而，他们的同伴的工作丝毫不比他们少，劳动质量也不比他们的差，这样，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会与一个基本的经济原理相冲突，即同质商品的不同部分不该有不同的价值。暂且撇开这种说法的公正性不谈，但是它确实能产生一种享有优先权的工人。由此的某些安排是可能的，但是，这些工人所得到的剩余将不属于工资范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企业家利润（10）
构想的另一个答案是，我们称为利润的那部分价值，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产品的数量只是构成了国民报酬的一部分，应该平均地分配给在相关经济时期内做贡献的所有劳动服务——假定服务是同质的，或者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以任何可被识别的差异来分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参与新产品生产的工人得到的将比他们的劳动产品多。然而，在经济学意义上还从没有说过，工资高于产品的总价值。因此，很容易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并不完全以经济学上的工资的名义获得他们的份额，而有一部分收入是非经济学意义的。的确，这种安排也是可能的，许多其他安排也同样可能。社会必然就像处理其他收益一样，以某种方式来处理它的“利润”。社会必须按照有利于工人的方式处理利润，因为没有其他人有资格来享有它。
而在这时，人们可能按照极不相同的原则来行事，比如，人们可能按照对需求的程度来分配，或者为了促进总的目标而不进行分配。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经济类型。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工人们就像土地一样，所得的直接或间接收入不可能多于他们的经济产品，因为不存在超过的那部分。如果我们的案例中存在这种情况，那纯粹是因为某些其他要素没有得到它们的产品。如果我们定义“剥削”这个模糊的概念为：当某种必要的生产要素，或者根据情况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得的收益少于其在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时，就是剥削。于是，我们可以说，工人们所得的额外的报酬，由于剥削了领导者才有可能。如果我们把这种表述局限于在某些人力服务被剥夺其产品的情况，目的是为了避免把剥削的概念应用到土地上，因为考虑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地主，如果应用到土地上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对领导者的剥削出现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超越任何道德上的判断。
因此，即使将利润全部分给工人，在经济意义上，它也不能成为工资。对共产主义制度来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总是区分利润与工资，这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要一般地了解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生活，以及决策具体的问题，显然都依赖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所有这些考虑告诉我们，这些现象是独立于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之外的。于是有一条一般真理：利润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价值现象，它与经济制度中领导的职能有着根本的联系。如果发展不需要任何指导，不需要任何外力，那么，利润将确实存在，它将是工资和租金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只要情况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要大多数人民，与我们对其有任何了解的所有民族的人民，哪怕只有极小的相似点，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所有的收入归于劳动和土地服务，甚至是在没有任何摩擦，不考虑任何时间因素的极其完美的经济过程中，也是如此。
但是在非交换经济中，利润也不能永久地存在。在这里，也发生了必要的变化，它使利润消失。实施了新的组合；其成果指日可待，所有怀疑都已消失；新组合带来的利益，以及获得这些益处的方式，因此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充其量还需要一位经理或者一位监工，而不需要领导者的创造力了。于是，必要的事就是重复以前所做的事以得到同等的利益。要做到这些，能够而且也将不需要有领导者。即使仍然必须克服由于摩擦带来的阻力，但事情在本质上已不同，而且更容易了。对所有的社会成员来说，利益已成为现实，新产品总是及时一致地被分配，这已是经常发生的事了。他们不需要像本书第二章所说的那样，为进一步完成产品生产，需付出任何牺牲或者必要的等待。人们不再期望经济制度向前发展，而只是确保现有的产品流持续下去。我们可以料想到这些。
企业家利润（11）
于是，新的生产过程将被重复。为此，企业家活动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把企业家活动构想成第三种生产要素，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纯粹的重复人们已熟悉的新组合的过程中，这种生产要素，在刚刚实行新组合时是必需的，现在则消失了。同时，与其相关联的价值归属的要求也没有了，而属于其他要素，即属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将增长，直到包括全部产品价值。这时只有劳动和土地服务是必需的要素，只需这两个要素就可以创造产品。价值只属于它们，起初归属于劳动和土地服务，这些劳动和土地服务是在一定生产中实际使用的，但是后来，根据人们所熟悉的一般原则，价值就平均地归属于所有的劳动和土地服务。先前使用的劳动和土地的价值将首先增长，然后将扩展到所有其他的劳动和土地服务上。
因此，所有的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将相应地上升。然而，这种价值上升必须区别于由于实施新组合而带来的价值增长，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程度上，而且表现在种类上。这种增长并不表示价值规模的增长，而仅表明它们的边际效用的增长，这是因为从当前流行的用途中抽取出生产工具，生产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因此只有提高生产工具的利用强度才能达到满意的程度。在其他情况下，情况有很大不同，即新产品的价值进入生产资料的价值规模中。这也可能使生产资料的边际效用上升，但它也提高了生产资料的总价值，当考虑所支配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巨大时，这一差别有实际的重要性。因此，这时生产手段的价值表明一个事实，即满意度的新增长依赖于这些生产手段，而且仅仅依赖于这些生产手段，劳动和土地的产量变得更大了。这时它们所赋予的价值将不再是在以前循环流转中它们被赋予的价值了，而是它们在新的循环流转中实现的价值。在这种转化的时候，把高于它们的重置价值的价值归属于它们，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它们的重置价值已经包括新的使用方式的价值了。
社会产品价值的增长使生产手段的价值跟随其增长，事态的新形势将很快用一种新的价值替代旧的、已习惯了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最终也会成为人们习惯的价值，它是以新的边际生产力为基础的。这样，产品价值与生产手段的价值之间的关联将重新建立。在新体系中的这两类价值之间，也像在前一阶段那样，没有差异。如果一切都以理想的状态完美地起着作用，那么共产主义社会这时如果把所有产生的产品看做是对它们的劳动和土地的永久性的回报，并把它们在其成员内分配以消费，那是十分合理的。上面的这些事实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
于是，在非交换经济中利润的消失过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的消失过程，是十分类似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过程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由于竞争厂商的出现导致新产品价格的被迫下降，在非交换经济下必然是不存在的。当然，这里新产品也必须被纳入循环流转中，新产品的价值也必然与所有其他产品的价值有关系。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把创新的实现，与在循环流转中创新所体现的过程，有区别地看成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但是也很容易看出，实际上，这两者是否真的同时发生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非交换经济中，能够证实一种剩余是归因于企业家活动，就足以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剩余要到达企业家手中，只有借助于市场机制，而且只有通过这一机制，这些剩余才能再被剥夺掉。这样，除了单纯的价值问题，还有一个是利润如何在实际中落入企业家手中的问题。这个市场机制创造了许多在非交换经济中肯定不存在的现象。
企业家利润（12）
尽管如此，在所有的组织形式中，不仅利润的最内在的经济本质是相同的，而且利润消失过程的最内在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在所有情况下，那些阻碍整个产品价值归属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障碍，或者，根据具体情况，那些使劳动和土地价格与其产品价格不在相适应的水平上的障碍，终归是要被消除的。这个原则是：经济过程，如果不受阻碍的话，首先它不允许个人产品有价值剩余。其次，总是强制生产手段的价值上升到产品的价值水平，这一原则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原则在非交换经济中也直接有效，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通过自由竞争得以实现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自由竞争，生产手段的价格必然要将产品的价格完全耗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产品的价格必然会相应地下降。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利润竟然还存在，这仅仅是因为，从一个没有剩余的状态过渡到另一个也没有剩余的状态，一定要借助于企业家，此外还要满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企业家的利润不会因为有竞争就立刻被夺走。
利润依附于生产手段，就像一位诗人对他已完成部分的诗稿的尽力。此时没有哪一部分利润可以归属于生产手段，而且拥有和使用生产手段也不是企业家职能的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重要的是，利润也不是因为对原先的生产手段采用新的用途以后，所带来的价值的持续增长。让我们考虑在奴隶经济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和劳动者属于企业家，企业家为了实施新的组合而购买土地和奴隶。人们可能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支付给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将与迄今通行的雇佣情况相适应，如果存在这种雇佣的话；利润是土地和劳动力从现在直到永久生产的产品价值的超出值。但这是不正确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新产品收入将达到一个高度，但竞争必然又将它拉下来，因此，这种构想并不能估计利润要素。第二，持续的剩余量——只要它不是准地租——在经济意义上，只是劳动工资的增长（当然，在这里，它属于“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属于工人）以及地租的增长。此时，奴隶和土地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当然有了一个更高的价值，但是如果忽略掉偶然的或者暂时的利润，这个所有者也只是作为奴隶和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为永久的富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变得更富有。即使一种自然生产要素第一次出现在新组合中，例如一条小川成为水力资源，问题也没有任何不同，并不是水力产生了利润，水力不断产生的是我们所说的租金。
因此，在第一个例子中一部分利润转变成地租，从而我们的问题中这个数量的经济性质就变化了。让我们假定一位种植园主开始种的是甘蔗，后来改种棉花，直到前不久种棉花还是比现在要更赚钱的。这是一种新组合；从而这位种植园主成为一名企业家并赚得了利润。现在，在成本清单上显示的地租还是与种甘蔗时的地租相符合。如果按照实际所发生的，我们应该假定竞争迟早会迫使收入下降。然而，如果仍然存在剩余，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呢？这在经济学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忽略摩擦因素，产生这个结果，要么是因为土地特别适于种棉花，要么是因为由于土地的新的用途而使地租普遍上涨——理论上，这通常是两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立刻表现出总收益中增长部分的特点，即它总是地租。如果这个种植园主继续种棉花，那么他的企业家职能就消失了，从此全部收益就都归于原来的生产要素。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企业家利润（13）
再谈一谈利润与垄断收益的关系。因为当新产品刚刚出现时，企业家还没有竞争对手，新产品价格的决定完全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垄断价格的原则。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利润就包含有一种垄断因素。现在让我们假定，新的组合想要建立一种永久性的垄断，或者想形成一种完全不用担心外界竞争的托拉斯。这样，利润显然只被看做是永久的垄断收入，而垄断收入也就是利润了。然而，这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现象。实现垄断性组织是一种企业家行为，它的“成果”表现在利润中。这个组织一旦顺利地运行，企业就能持续地获得剩余，然而以后，这些剩余必然将归属于垄断地位所依靠的自然力和社会力——它已经是一种垄断收入。创建一个企业所得的利润与持续性的收入，在实际中是相区别的，前者是垄断价值，后者只是来自于垄断条件的收入。
鉴于本书的范围，这些讨论不能再继续展开，或者说已经谈的很多了。但是，即使我必须谴责自己用过多的言语使得读者疲倦，我仍然不能不责备自己没有把所有的论点都详尽地解释清楚，也没有排除所有可能的误解。这个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被阐明。在我们结束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几点意见。
企业家利润不像是对一个企业永久性要素的差别优势的回报那种租金；它也不是资本的回报，不管人们怎么定义资本。所以，没有理由去谈论利润的平均化趋势，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就是把利息和利润混在一起才使得许多作家对这个趋势问题展开争论，尽管我们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行业中观察到如此异常不同的利润。最后我们想强调，利润也不是工资，尽管这样的类推是很吸引人的。它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余额，它是企业家对生产所做贡献的价值表现，正像工资是工人“生产”的价值表现。利润与工资一样，不是剥削。
然而，尽管工资是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利润此时还是这条准则的显著的例外，利润问题恰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成本规律和边际生产力规律似乎不包括利润。“边际企业家”所得到的，对于其他企业家的成功来说，完全是不相关的事。工资的每一次增长都扩展到所有工资上，作为一名已经成功的企业家，起初只有他得到了这个收益。工资是价格的一个要素，利润却不是。支付工资是生产的制动因素之一，而利润不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地租不能被纳入产品价格，对于利润，我们更应这样看。如果我们把某种收益的规律性的重复出现看做是收入的典型特征之一，那么，工资就是收入的一项永久性分支，利润却根本不是收入的一个分支。一旦企业家的职能已经完成，利润就从企业家的手中溜走了。利润依附于新事物的创造，依附于未来价值体系的实现。它既是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牺牲品。
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也没有发展。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还必须增加一句：没有利润就没有财富的积累。至少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伟大的社会现象——这当然是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结果。如果我们忽略地租和狭义上的储蓄的资本化——我们认为这些没有很大的作用——最后，如果我们把发展在其影响和机遇中投入到许多个别人手中的意外财富（这些意外财物本身确实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它们不被消费掉，也可能导致财富的积累）也忽略掉，那么，财富积累的最重要的来源将依然保存，由此又产生众多财富。未消费的利润在恰当的意义上并不是储蓄，因为它没有侵犯习惯了的生活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企业家的行为创造了大部分财富。在我看来，实际生活让人信服地证实了是利润产生了财富的积累。
企业家利润（14）
虽然在这一章我让读者自由地将资本的利息，与工资和地租放在一起视为生产性开支，但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却把扣除工资和地租的整个剩余似乎都归于企业家了。事实上企业家仍然必须支付资本利息。可能不会因为我起初把一笔钱指为利润，然后又将其指为利息，就要责备我，但让我特别申明一下，在后面我将充分地阐述这一点。
利润的大小，不像循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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